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化是一个发展趋势，相信这次金融危机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今后融入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企业如何少出问题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本期做客嘉宾：中国工商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白涛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危害已大大超出预期，而国际协同救市的作用仍有待观察。今天，中国工商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白涛博士做客《首席观点》。白涛提出，次贷危机彻底改变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构架。就长期而言，次贷危机的深入发展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格局形成不确定的消极影响，美国和世界范围的金融结构、监管体系以及国际间协调等都将有一个比较长的调整适应阶段。

　　◎ 是什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不断升级

　　记者：从单一的信贷市场风波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请您从现代风险管理的角度进一步剖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破坏力一再升级？

　　白涛：我认为关键是信用风险的大爆发，动摇了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此次危机是因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引发的，但其基础却是美国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导火索和根源都是贷款这个基础资产的风险集中爆发。

　　首先，信用社会的基础要求当事人有足够的动力来履约，但这一基础被削弱了。

　　当代经济是基于契约和信用基础上的，这对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尤其如此。美国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都是基于大量合同契约能够有效履行这一前提，美国的企业和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处在契约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上。这个网络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个人信用体系、破产制度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外部条件。

　　对这样一个体系来说，如果大量契约不能履行后果是严重的，当债务人发现一旦违约后，他们承担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等各方面的损失反而远远小于履约成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第二，信贷消费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特征，加深了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

　　对于美国民众，通过银行融资改善居住条件成了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美国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房地产业成为近1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7%，其中就有0.5个百分点是由房地产业创造的。房地产信贷快速增长让整个美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抵押贷款市场。

　　第三，金融机构房地产信贷的过快增长和信贷标准降低，导致信用风险过快积累并最终爆发。

　　仅有上述两项还不足以形成全面的信用风险，信贷过快膨胀和信贷条件不断降低才造就了引爆危机的充分条件。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房贷巨头发放了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既有优级贷款、次优级贷款，也有大量的次级贷款，他们还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次级贷款提供大量担保，他们还享受着联邦及州政府的税收减免、融资支持等优惠以及隐性的政府担保，这些向市场参与者传达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风险很小的错误信号，让背后掩盖的风险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而且抵押贷款证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后续金融资产应是建立在最初的贷款基础资产之上，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都与源头债权受偿程度关联，当基础资产和交易对手出现问题后，大量无法受偿的债务产生了集中的信用风险，并沿着金融资产和交易过程的链条将风险逐级传导下去，所造成的危害必然是深入和广泛的。

　　记者：有观点提出，金融创新的速度和复杂性同样是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的关键。您对此怎么看？

　　白涛：金融创新是金融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但金融创新在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增大了不稳定性。金融创新没有割断源头风险，反而模糊了风险界限。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工具创新，其本意是提供风险分散或对冲的手段，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起到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但金融工具创新不会100%冲销风险，反而因其复杂性和投机特点成为多次危机的导火索。从次贷的衍生产品来看，经过借贷、担保、打包、信用增级、评级、资产组合等各种操作，表面上违约风险被控制在较小范围，资产安全性提高了，但当作为基础资产的次级贷款出现致命风险后，所有包含次级贷款成分的产品就都出了问题，而资产之间的风险关联模糊不清，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持有的产品包含了多大的次贷成分，又到底能造成多大程度的损失，市场的猜疑和恐慌心理纷纷传播。另外，投资银行激励机制的短期化也让他们更多地从事高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交易。

　　在利润的驱使下，人性的弱点让各种参与者不计风险、背离市场规则。华尔街的评级机构丧失了中立性，为促成产品发行交易、赚取评级费用，和被评级企业相互配合，使用各种手段提高衍生产品的评级结果。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中不尽职，存在道德风险，对一些违规做法不及时披露，衍生工具的复杂性也让他们无法真正了解核心内容和风险程度，所公布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值得商榷。

　　记者：是的。最近30多年来，在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美国一直崇尚“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的观点，相信金融问题能够由市场自己来纠正。而目前更多观点认为，金融监管和风险化解手段不足是促使此次金融危机波浪起伏的根源。您赞同这种观点吗？

　　白涛：是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美国推行放松监管的主导方针，在金融创新链条上出现了监管的大片空白地带，对新兴市场和投资银行的监管程度更低。按照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说法是“美国金融是先创新后规范”，金融衍生产品迟迟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系统监控，如信贷违约掉期产品就只是在金融机构间交易而没有集中的清算系统。

　　监管线条太多，对投资银行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不到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美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庞杂，本是为适应监管的专业性要求，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方式反而弱化了监管的集中度。传统的投资银行从事的是赚取佣金的经纪类业务，基本没有纳入到巴塞尔监管框架中，也没有像商业银行一样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他们现在开展的都是高财务杠杆的业务，风险程度比传统信贷业务大得多，这样的监管要求就显得过于宽松了。金融衍生品交易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也紧密联系在一起，防火墙失效了，监管似乎也没有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时，监管机构对新一代的金融工具和相应监管手段是缺乏了解的。金融创新意味着突破传统，它的发展总是游走于监管边缘、超前于监管实践的，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往往没有被监管部门准确地把握，并纳入系统监控范围，出现风险后，也就没有针对性的应急手段，错过了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

　　最后，监管机构没有平衡好事前严格监管和事后援救的关系也是值得警醒的问题之一。金融业很特殊，保护储蓄存款人和各类债权人至关重要，处置不当甚至可能会出现政治风险，因此，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政府干预行为都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了多次规模不同的金融冲击，政府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行为。政府一定会扮演“最终拯救者”，这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金融市场的依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