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

　　引言：中国经济发展正在从“汲取金融”转变为“建设金融”。

　　“理想状态下，金融在幕后默默运行；但风云突变时，金融部门危机将痛苦地浮出水面。”这是世界银行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金融与增长：变动世界中的政策选择》(Finance for Growth：Policy Choices in a Volatile World)一书中，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健康成长重要作用的描述。该报告强调：“在金融与发展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联系。”这一论断，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及诸多国家频受金融危机之痛的事实。近20年来，各国金融危机相继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结认为，不适当地利用金融业片面推进经济增长，忽视长期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危机的根源。由于未能摆正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部门被当作执行干预主义政策进行大量融资的工具……为未经证实的关键部门(即被称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工业部门)提供廉价的信用，造成限制金融部门发展的错误。直到危机爆发，发展中国家才纷纷认识到正确处理金融与增长关系，建立健康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工业化中期，诸多矛盾与问题集中释放，机遇与挑战并存并迅速交替，处于吴敬琏所说的“过大关”或温家宝所言的“重要关口”。金融发展，是能否顺利“闯关”的关键。

　　再造金融体系

　　1978年以来中国金融30年的发展，大致可以总结为四个阶段：

　　1.建立体系阶段(1978-1993年)。这一阶段，以金融纵向分割为主要特征。工业、农业、中国、建设、交通等专业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或单设，纵向切分为全国性的、总分支行行政色彩鲜明的、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专业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也慢慢由一个大一统的金融机构，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虽然专业保险体系也开始建立，但此时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只有银行体系的专业金融体系。

　　2.商业化改革和资本市场建立阶段(1994-1997年)。本阶段以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参与的纵向分割和横向分割交织为主要特征。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启动，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设立。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以及期货等衍生市场，相继在各地试点，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股票热、期货热、房地产热的泡沫经济。此时，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以及政策金融等综合性金融体系初步建立。

　　3.金融整顿和金融安全体系建立阶段(1998-2003年)。中国各地区经济过热与泡沫危机的出现，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片面利用金融汲取资金的负面作用，被普遍认识金融安全的重要被提到了国家安全的层次。这段时期，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在金融纵向和横向分割的矛盾，并整顿证券、期货、投资公司、地方性商业银行等，依照巴塞尔协议，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补充、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等措施也在进行。政府支付的2万亿元金融改革成本，大部分用在这个时期，仅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就达到了1.4万亿元。

　　4.建设金融阶段(2004年至今)。经历了金融整顿以后，中国进入了再造金融体系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国有银行、保险公司在推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地方性金融机构也“一行一策”地进行产权、治理结构及资产重组的再造。证券、期货经历了改造后，重新步入快速发展通道。政策性银行则相对萎缩，进入新一轮摸索之中。伴随“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和政策重视，并不符合一般市场金融原则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造和建设，成为关注焦点。监管层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体系，与分业经营体系并行，带来兼业化的矛盾。中央汇金公司的成立，完善了国有出资人制度。诸多金融法规的出台，使得金融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然而，中央和地方财政，仍在出巨资为金融再造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