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银行家时代

　　

◎丁骋骋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清朝末年是外资银行和官办银行垄断为主，那么民国之后可以说就是私人民营银行唱主角的时代。这些银行虽然资本与官办银行不能相提并论，但数量极其庞大，仅1915至1921年，全国新设立民营银行就达124家。这些银行往往经营灵活、管理得法，为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民营银行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三行”和“北四行”。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金城银行又是其中的台柱，堪称一时之瑜亮。

　　民营银行兴起，随之形成了一大批银行家。这群杰出人物的代表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叶揆初、盐业银行吴鼎昌、中南银行胡笔江、大陆银行谈荔孙、四明银行虞洽卿等。当然官办银行中也不乏新老才俊，如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宋汉章和贝祖诒，交通银行的钱新之、胡祖同等等，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真是一个银行家的时代！

　　时事造英雄，但历史也不是在偶然间塑造出这么一批人物。仔细推敲这些银行家的背景，他们大多出自江浙一带，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虽然身为银行家，与政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当时闻名全国的“江浙财团”正是以这批银行家为核心，形成了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商帮。

　　无论是以北京、天津为阵地的北四行，还是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南三行，其核心层大多为江浙人氏。如陈光甫为江苏镇江籍，周作民为江苏淮安籍，李铭为浙江绍兴人，叶揆初为浙江杭州人，吴鼎昌为浙江吴兴人，徐新六为浙江余杭人，虞洽卿为浙江慈溪人，张嘉璈为江苏嘉定籍。个中原因，笔者以为，清末北方钱业大多在晋商控制下，由于因循守旧，丧失了将旧式金融机构改造为现代化银行的机会，因此曾经称雄一时的商业巨子随着票号、钱庄一起迅速被历史湮没。而江浙得风气之先，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金融中心当然最先成长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金融巨子。

　　这批金融才俊有的曾

留学海外，其中留学日本最多。如李铭入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吴鼎昌、谈荔孙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银行经济，周作民求学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还有的留学欧美，如陈光甫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商学学士，王志莘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徐新六获英国维多利亚大学商学硕士。他们带着当时先进的金融知识投身中国银行界，积极倡导和实践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

　　在旧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民族资本家想要独善其身，不过问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民营银行在成立之时，都有大量官僚政客参股，银行核心层与政界的关系往往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比如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曾任南京临时政府

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而上海储蓄商业银行的陈光甫，也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靠着这种与政治的天然关系，民营银行才获得空前发展机会，渐渐地形成了“江浙财团”这样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具有相当资金实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家群体。大名鼎鼎的虞洽卿就是这个财团的台柱。而张嘉璈、陈光甫、李铭三人则是核心人物，人称“三鼎甲”。早期经济学家杨端六在《银行周报》撰文称：“经济事业不能离政治而独立……今日之银行家，为保全自己的财产计，为维持社会之秩序计，均负有政治上的重大之责任”。与政治的联合，表面上说是银行家的“责任”，说到底是为了他们所代表的资本的实际利益。民营银行靠着与政治的联姻获得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深受当局的盘剥和压榨。所以银行家对政府抱着一种既爱又恨的心理，对待革命的态度往往也是首鼠两端。

　　1949年之后的30年，

人民银行一统天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不复存在。这些银行家群体也作鸟兽散，纷纷移居海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了香港，也有的移居欧美。而那些曾经璀璨一时的民营银行也大多迁至港台，虽保留了原有名称，但往日风采无法再现，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

　　在金融业生机勃发、资本市场日益壮大的今天，国人在期待着另一个人才辈出的“银行家时代”，也许这样一个时代早一点就应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