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空印案与当今银行内鬼

　　作者：焦辉煌

　　明朝“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亦有1376年之说)，大意可表述为：当时朝廷规定，户部(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须每年审核各地方政府例行上报的财务报表，且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折腾，就便宜行事，在进京时携带多份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后，即可重新填制。造成“空印”的原因是，当时没有先进的通信、交通工具，远的省份来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个月甚至数个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不堪言，于是就出了这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数，并为各方所默认接受。明太祖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件事件后，认为此是个官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于是皇威震怒，下令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一个府、一千多个县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监督不力者)，不论清贪良莠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流放。

　　后世有学者认为，空报表加盖公章造不了“有价

证券”，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朱元璋闻过即改就是，他纯粹是不懂财务知识、小题大做、别有用心，　制造了莫大的冤案。而我认为，“空印案”说冤也不冤。

　　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是当时朝廷(朱皇帝)规定的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无条件执行。制度执行中有困难、有弊端，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认定后方可“变通”，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即是违规，违规则必受惩罚。朱皇帝大概从历代兴衰中，吸取了主弱臣强、皇帝当傀儡、朝纲紊乱等等亡国教训，对于“空印案”中的官员，无视朝纲，不请示、不抵制，因而异常愤怒，处理起来自然不会手软。

　　从财务管理学角度来看，这“空印”确不可小视。因为，户部是中央政府的财政主管机关，地方政府每年必须向户部缴纳钱粮税款，户部再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下拨钱粮税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收支两条线”。这样一来，户部、各地方政府则分别充当了中央政府的会计(管账)、出纳(用钱)的角色。试想，如果户部、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若相互勾结，亦即会计、出纳相互勾结，行贪污冒领之事，则易如反掌，“空印”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可乘之机。且报表审核过关，中央、地方政府二者账务相符，谁能轻易发现破绽？因此朱元璋的推论无疑是站得住脚的！

　　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在立国后，对各级官员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与“不听话”的官员展开了“殊死搏斗”。“空印案”运行期间，虽然没有发生贪污冒领之事，但并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或不发生类似案件。朱元璋实是把这个财务漏洞、处于萌芽状态的风险消除了！但官员贪污花样翻新、铤而走险，“空印案”后随即爆发了更大的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史称“郭恒案”，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空印案”发生于明朝初期，朱元璋以铁腕严肃财经纪律、整顿吏治，以维护他打拼下来的朱家天下，滥杀也就不足为奇。只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枉杀那么多官员，完全可以采用宽严相济的手段。

　　总之，“空印案”中，官员被滥杀是冤屈的，而朱元璋推论“空印”带来的后果却是清醒的。

　　“空印案”于现代国家的各部门、各单位，尚有很多的借鉴之处。一是各单位与其开户银行的账务核对，与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方式、目的是相似的，账务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证明，如果账务核对不严谨或流于形式，则会出现大量的银行“内鬼”或企业“内鬼”或银企里应外合的“内鬼”。二是

商业银行员工对有价单证、印章保管不严，对作案人乘机开立虚假存单等有价单证对外实施诈骗，不抵制、不报告，主管部门检查、监督乏力，几乎就是“空印案”的翻版。银行频发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这两种疏漏酿成的后果，既造成了银企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银企也必须借鉴朱元璋铁腕整治“空印案”那样，严格整治内控管理制度，严肃处理涉案责任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