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如何有效放松银行准入

　　本报记者 李晓晔

　　9月27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周子衡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源紧张将迫使部分产业资本从温州撤出，转向更为灵活的投资领域，形成金融资本。作为“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政府治理”课题组成员，周子衡刚刚结束对温州的实地调研。

　　资源瓶颈促成“三级跳”

　　周子衡称，温州经济发展正在经历三级跳：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这也预示了一个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基本发展态势。温州经济肇始于商业活动，在完成了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迅速转化为遍地开花式的工业生产，产业资本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当产业资本不断扩张并受到土地、能源、技术、人才等的约束后，温州经济开始发挥其更为强劲的资本力量，由产业资本开始向金融资本过渡。

　　温州地处山区，土地狭小，每亩价格超过100万。土地资源短缺及其流通体制不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资本化意味着土地的集中，将迫使土地竞争中的失败者退出温州经济体系。与温州类似的情况也将在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上演。新一轮的土地集中将较为彻底地改变该地区的产业形态和企业结构，也将深刻地塑造该地区的金融格局。只有巨额资本投入才能获得的土地，也意味着产业资本同金融资本间的必然结合。温州的电力供应紧张已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束缚了产业发展。电力紧张极大地动摇了小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压缩了其创造利润的空间。

　　不断演进的金融环境

　　“在温州，人民币的单位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周子衡告诉本报记者，

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已经多年没有向温州地区投放5角以下的分角币现钞，银行柜台结算也已经废止了分币。以乐清为例，商业银行柜台结算的最小单位是5角。以元为单位的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支付和结算也演变为价格末位数基本上为5元和10元。事实上，全国各地在现行人民币单位使用上都有所缩减，主要集中在分角币上，尤其是分币。货币单位设定和运用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金融活动的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传统的货币单位制度已经开始偏离经济活动的现实。这种差异也反映了地区间经济和金融活跃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毫无疑问的是，温州地区的现钞使用状况可以形成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观测或评估的指标体系。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温州的经济体系中，除了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和政府之外，还出现了活跃的社会组织。”周子衡表示，这一现象温州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值得关注。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有关温州基督教会的例子。在温州，基督教会组织的经费是比较充裕的。仅瑞安100多个教会组织各家的资金都在100万元以上。按此推算，温州地区的教会资金应在6－10亿之间。据了解，这些资金均以各个教会骨干的个人或家属的名义存在银行机构。一旦这些资金开始汇集，就会形成较强的力量。进言之，各教会资金开始合并账户，就意味着出现了事实上不需要贷款的超级存款大户。这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温州地区的银行而言，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温州的金融制度环境明显好于其他地区”。周子衡谈到，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温州事实上是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隅，这反而成就其中国市场经济排头兵的位置。因为温州国有经济成分低，银行体系便没有向国有经济进行大规模金融补贴的状况；民间金融发达，风险在银行体系和民间借贷之间分散；全社会金融风险的识别、管理、监控和防范的程度、敏感度、有效性都较高；产业资本发达，工业利润丰厚，形成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当地信用体系发达，债务关系清晰。银行体系总体上运行良好，资产质量水平高出全国，金融监管开展的比较顺利。加之国有经济成分低，财政投融资或市政建设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较弱。因此，政府各部门对于温州金融活动的干预明显少于其他地区。

　　而且温州的干部亲属大多从事经济活动，官员家庭收入并不完全依赖

公务员的工资。因此，尽管政府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仍占有突出地位，并控制着土地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官员廉洁自律的程度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过在经济活动的重大利益博弈中，政府部门还有进一步完善工作的必要。如在土地划转开发方面，大企业往往具有更大优势，这会导致金融资源跟随土地资源一同向大企业集中。这种态势任其发展将人为地改造企业结构，一定程度地损伤温州的经济活力。

　　银行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有效地推进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和合法化是银行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周子衡提到，温州的民间借贷极为发达，事实上降低了当地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一方面，银行体系主动让出了部分高风险的业务领域或低端客户群，而民间借贷恰恰在此有较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民间借贷有可能突破散、小、短的局限，单笔信贷规模增大，同银行竞争，造成银行客户或业务流失。民间借贷的利率大致在10％或更高水平，这与现行银行体系的利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深入探讨，我们会发现，事实上银行体系始终没有深入到一系列的融资环节中，银行体系自觉地退出了民间借贷大量发生的部分领域；另一方面，二者的竞争早已发生，这种退出远未结束。表现在民间金融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银行体系的运营成本，而银行体系的存贷比没有大的提高，受到民间借贷的约束（民间借贷的存款发生在银行体系，贷款则不依赖银行体系）。

　　两套金融体系是渐行渐远，还是渐行渐近？民间借贷将获得怎样的发展？以及何种程度的认可、保障？这些将是衡量和评估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温州经济中的产业资本如何更紧密地同银行资本或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实现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过渡？将是未来温州经济变化中最为根本的一环。值得考虑的是，温州经济一旦出现大范围的经济异常，即便银行体系不出问题，民间金融一旦出现某种失灵，同样会对整个温州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如何有效地放松银行准入管制是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周子衡说，温州城市商业银行是温州地区惟一的法人单位银行，其他各行都是二级分行或一级分行。温州银行体系每年产生的利税是40多亿元，基本上是四大国有银行创造，没有进入当地财政。这反映了地一级城市财政金融的不对称关系。以分支行为主导的温州银行体系是否有利于该地区金融与经济的长远发展？被当地普遍希望的一种预期是银行准入管制进一步放松，所针对的对象将不再局限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还应当包括直接设立的一级法人银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