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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尚希
外贸依存度的含义及其可比性
面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升高，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也随之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高低问题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对外贸依存度有不同的理解，故其争论也
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达成共识。参与讨论的学者多数是沿用流行的计算公式(即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来直接观察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变化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变化，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超出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应当适时调整外贸政策，降低外贸依存度。另有少数学者认为，流行的计算公式不正确，并提出了新的计算公式，对一些国家的外贸依存度重新进行了计算，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对此不必忧虑。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汇率、GDP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不能用流行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直接对比，应在考虑上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调整才能进行比较。经过调整后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高，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当前的外贸依存度还没有达到需要调整当前外贸政策的地步。
由于对外贸依存度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得出的结论也就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在这里，笔者不对外贸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作进一步的讨论，只是强调一点，尽管上述看法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流行的外贸依存度计算公式仍是可用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放在绝对值的直接比较，而是从时间维度来观察这个指标的变化，则仍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因为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求一个绝对正确的外贸依存度计算值，而是从中观察外贸依存度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只要保持计算方法上的一致性，其结果在时间序列上的表现仍能反映出真实的影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下面的分析仍是沿用传统的计算公式，并以此为基本依据。
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利益与公共风险是并存的
参与国际贸易的理论依据有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前者是指生产同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成本，一个国家应选择成本最低的产品来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来换取生产成本高的产品，这样贸易国之间可以获得最高的效率。也就是说，只要购买该产品的代价低于自己生产的代价，就应选择购买，而不是由自己来生产。后者即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则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是否参与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不是国与国之间绝对成本的比较，而是相对成本——即使比他国生产成本高，但就本国而言，生产某一产品的成本相对较低，就有比较优势，就可用该产品去交换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产品，这样，各贸易国之间也能获得更高效率。从古典理论出发，参与国际贸易的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因为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同时是参与国际社会分工的过程，有助于参与国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全球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参与国的经济效率亦因此而相应地提高。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经济全球化对任何国家都是有利的。但现实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中的摩擦和冲突在不断加剧，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越来越多。这说明，国际贸易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利益，同时也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种种风险和潜在威胁。作为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的愿望总是很强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希望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快发展的思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实际上就是以国际贸易中不存在国家利益冲突为假定前提的。尽管我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数以“环境补贴”和“工资补贴”以及出口退税等方式形成了低廉的价格，进口国消费者获得了许多隐性福利，但进口国仍以各种方式来阻挡中国产品的进口，如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近期达到高潮，不仅有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而且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这表明，国际贸易的互利性并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只要参与国际社会大分工，任何参与国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发展中国家就得以快速发展。
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冲突本质上是由“不确定性”导致的。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确定性”都会扩大，一个国家的风险会由此增加，如产业风险、失业风险、经济主权风险、竞争力风险等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会感受到各种风险的压力，并外化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本身又构成了新的风险，进而加剧国际贸易的国家利益冲突。
互利与冲突在国际贸易中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任何参与国都需要去应对，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快，这个矛盾将会尖锐化。转换为国家决策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矛盾是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与公共风险并存的表现。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战略与政策时，就不能仅仅考虑国际贸易有利的一面，而且还要充分估计到国际贸易带给本国的各种公共风险。在这里，国家对公共风险的控制能力是决定国际贸易深度与广度的约束条件。不顾风险控制能力，过度发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损害国家利益。外贸依存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孤立地讨论这个指标的高低难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只有当这个指标与公共风险的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联系起来时，才能对它的高低作出一个具有政策意义的判断。换句话说，所谓外贸依存度是偏“高”或偏“低”，实际上是与其引发的公共风险大小，以及国家对这种公共风险控制能力的大小进行“比较”而言的。在此，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的控制能力实质上已经成为判断外贸依存度高低的一个尺度和标准。当外贸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如果公共风险趋大，且超出了国家现有的风险控制能力，那就意味着当前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偏高，需要调整外贸政策，甚至改变国际贸易战略；如果国际贸易引发的公共风险趋大，但没有超出国家的风险控制能力，则表明当前的外贸依存度水平是适当的；如果国际贸易引发的公共风险无明显变化，那同样也说明当前的外贸依存度是恰当的。外贸依存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永恒的“最优值”，关键取决于其引发的公共风险以及国家对它的控制能力。
当前关于外贸依存度“高”与“不高”的争论，实际上都隐含着风险的判断和国家风险控制能力的判断，只不过是没有明显地指出这一点。但由于没有进行系统的国际贸易公共风险分析和国家对其控制能力的研究，从而使得这场争论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误入歧途，去从外贸依存度计算公式来找原因。如果不与公共风险及其控制能力结合起来研究，即使找出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外贸依存度计算公式，那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研究的那样，经过重新计算，发现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高，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而据此得出结论，我国应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现行的国际贸易政策无需调整。这种跳跃性的直言判断是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得出的，根本没有考虑我国的国际贸易公共风险和我国现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这显然是不妥的。
外贸依存度快速提升引致的公共风险增大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从一般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的公共风险是无法规避的；要追求国际贸易的零公共风险，那只能是闭关锁国，退出世界市场。既然无法规避，那就只有一种选择：在可接受的公共风险水平下，使国际贸易产生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那什么是可接受的公共风险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至少涉及到如下几个层次：一是公共风险的辨识；二是公共风险的评估；三是公共风险的可控性，或者说国家的公共风险控制能力，等等。限于篇幅，在这里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的回答。不过，在此可以就第一个层次作一个简短的讨论，即根据我国当前的外贸依存度状况，剖析业已存在的公共风险。
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在中国是最为显著的。199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6.4%，而2004年提高到近70%，只短短5年的时间就提升了33个百分点。这种快速的变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暂且不说当前的外贸依存度是否合适，单就提升的速度而言，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公共风险。出口的过快增长，超出了进口国的市场承受能力和相关产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府的心理承受能力，势必造成进口国对中国商品的“反感”；同时，这也大大挤压了相关出口国的市场份额，使之觉得中国商品“可怕”。今年第一季度外贸出口增长34.9%，其中一般贸易出口达到42.3%，这种“井喷式”的出口很难不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应。近几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之所以不断增多，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即在于此。而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铁矿石、石油等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固然拉动了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但也使相关进口国过快地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总之，外贸依存度的过快提升会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考虑到我国当前外贸方式仍是粗放型，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升意味着每增进一份国家利益都需要冒更大的公共风险(如影响中国商品形象、损失浪费、企业技术进步停滞、更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条件的恶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
另外，在企业竞争力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升只能带来一种数量式的扩张，在短期内扩张起来的市场份额也许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而很快地萎缩。更重要的是，短期的数量扩张难以有质量提升作保证，新产品开发跟不上，开拓的海外市场就会“昙花一现”。可以这样说，过快提升的外贸依存度会产生“外贸泡沫”，造成外贸形势繁荣的假象。
再者，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升增大了国家财政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大家知道，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除了经济增长、征管加强等原因外，财政增收中相当大的份额是由外贸依存度的提升带来的，进口环节税收规模不断扩大，其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现在已经接近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进口增长达不到一定速度，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会减缓，影响到中央财政的稳定。公共支出的增长通常是刚性的，在过去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支撑下形成的支出刚性，很难随着税收的下降而相应地减少，如果遇到进口波动而影响进口环节税收的增长，中央财政的收支缺口就会拉大，其结果是导致赤字增加和政府债务扩大。今年第一季度进口增长12.2%，单从这个数字来看，这个增速并不低，但与之前数据相比，却是大幅度回落，严重影响了进口环节的税收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口环节税收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极低，这对今年中央预算的完成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出口退税急剧增长，不仅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在出口退税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的条件下，也影响到地方财政的稳定。尤其在沿海地区，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当地财政的沉重负担，不得不迫使中央政府调整出台不久的出口退税的分担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去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口退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升已经使我国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成为一种“对外依存型财政”，大大增加了财政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从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外贸依存度快速提升引致的公共风险在明显地扩大，值得高度关注。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而政府的公共风险控制能力又不能随之快速地提高，那么，国际贸易的过度扩张就会形成不可控的公共风险，危及国家利益，最终走向事情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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