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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赵雪芳
记者：最近，大家比较关注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我国在国际上的贸易摩擦有加剧之势，从电池到家电，从服装、鞋类到纺织品，似乎贸易争端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广，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毕吉耀：首先，从对外贸易情况来看，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很快，对外贸易也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连续三年增幅在30%以上，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从目前国际产业调整分工来看，中国现在成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基地，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为这些商品的最终销售地，这种结构导致我国产品大量走向欧美市场。我国出口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出口产品具有量大、价格低等特点，而这些产业在欧美基本上是产业结构调整后遗留下来的落后产业，没有太大竞争力。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出口产品确实会对欧美等市场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产品以及一些家电产品。比如，我国出口的家电产品很多属于加工贸易产品，贴牌生产，这种量大、低利润的出口模式比较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从深层原因来讲，我国这几年的贸易扩张走了一条低价格的贸易出口道路。我们所出口的这些产品在国际上竞争非常激烈。比如这次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美国一设限，我国纺织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受到了抑制，其他国家如拉美、东南亚等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及时进行了填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外贸出口产品的档次不高、技术含量较低，很多产品没有自我品牌，走了一条低端扩张的贸易出口道路，这有其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较大，内需仍有待开发，大量的产品还是以国际市场为主，出口确实对带动我国就业，尤其是低素质劳动就业有较大的作用。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是加工贸易，真正获利较多的并不是中国的企业，而是欧美流通领域的企业。但是，贸易摩擦是按照产地规则来确定的，这是我国面临贸易摩擦较多的一个客观原因。
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比如调整出口模式、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创立自主品牌等等，但这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出口面临的反倾销、“特保”等贸易摩擦是一个经常的现象。
记者：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有增多的趋势，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中国已进入国际贸易磨擦高发期
毕吉耀：我认为，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增多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应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多边贸易环境，对中国扩大出口是有好处的。现在贸易摩擦比较多，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很快。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反倾销政策等的适用方面，存在一些歧视性做法。比如在确定成本方面，他们不承认我国本地的成本价格，而是要选取第三方国家的成本价格作参照，这使得在反倾销中我国企业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另外，在“特保”方面，这是我国在进行世贸组织谈判时的一个遗留问题。当时美国意识到，在今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结束后，中国的纺织品可能会大量出口，对他们本国的纺织品产业会产生一定冲击，所以他们就提出可以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在中国纺织品出口大量增加时，可以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这在法理上是有依据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反倾销或者“特保”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标准的确定很难。总体来讲，我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的多数产品出口来讲，贸易环境比以前更加稳定，但由于欧美还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于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还留了一个活口，就是“特保”，所以在我国出口量增加比较大时，美国就比较容易启动这些政策，对我国产品进行反倾销或者采取“特保”措施。
另外，中欧、中美贸易摩擦的增加还和欧美自身的经济状况有关。当前，从全球贸易格局上看，欧元区贸易基本处于平衡状态，略有盈余，因为欧盟内部市场贸易占到60%～80%；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不错，但贸易收支逆差非常大，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贸易盈余最大的是东亚国家包括日本。这几年美元贬值，它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对东亚国家贬值，以改变贸易逆差状况，但结果是欧洲国家货币升值，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汇率都基本保持不变。而从有效汇率上看，东亚国家相对于美元都是贬值的，2004年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达1.46万亿美元，贸易盈余非常大。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6600多亿美元，中美贸易逆差，按美方统计有1000多亿美元，其中纺织品进口是其逆差的主要方面。美国国内各方面利益也错综复杂，比如在美国个别州或个别城市，纺织品产值较大，就业比较集中，纺织品的大量进口确实也会对这些地区产生压力，所以美国肯定会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从欧洲经济来看，欧盟经济增长一直不太好，就业问题也比较严重，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和我们一样。自身结构问题调整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往往容易转移到对外贸易上来。另外，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有大量中小企业，低端产业也比较多，对于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大幅增长，他们反对的声音也较大。总的来说，由于各国、各地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而我国是一个贸易出口大国，所以首当其冲。
记者：在解决贸易争端中，我国政府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企业角度来讲，企业应做好哪些准备来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贸易摩擦？
毕吉耀：这个问题需要从宏观、微观各方面，政府和企业各层次来综合解决。首先，宏观上，从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不能够完全依赖出口，我国现在外贸依存度非常高，这也是人民币汇率改革需要十分慎重的原因。人民币一旦升值，出口、就业、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是我们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这两年因为经济出现局部过热，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控制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但从长远上看，经济的长期发展必须立足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可能完全依靠出口。其次，要切实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外贸增长方式，大量的、低价格的产品出口一方面在国际上容易产生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对国内来讲，也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所以，还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增长方式。再次，要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这个战略我们很早就提出了，但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毕竟购买力强的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是，我国现在和有些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加快，如东盟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海湾合作国家，南非关税同盟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出口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从政府角度来讲，需要规范出口秩序。从行业发展的共同利益来讲，需要有一种协调机制，重要出口行业的行业协会在这方面应该发挥主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设限以后，我国有许多企业竞相在限制日期之前出口，部分产品已经把今年的配额用光了，而这些产品到美国根本进不了关，仓储费用又很高，损失非常惨重，并且导致其他优质企业下半年已经没有了出口的空间。在这方面，需要有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规范引导，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出口秩序，避免自相残杀、相互压价。在国外，行业协会的作用很大，它由企业出钱设立，代表企业利益，类似一种股东大会，有自己的表决机制。而我国行业协会基本由政府派出设立，在为企业服务、企业与政府沟通以及代表企业对外交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出口企业来讲，需要不断增强技术创新力度，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增加附加值，减少低值出口。但是，如果没有外部政策的压力和推力的话，企业很难这么做，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整个的汇率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以及企业创新方面的扶持政策等，能够迫使企业逐步转变经营方式，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档次，创建自主品牌，在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提高价格，扩大利润，使得出口更加有效率，促使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这需要政府调整相关政策。比如，在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下，企业还是愿意增加出口，只要有利可赚，企业就可能会不顾资源的浪费。再比如，我国在部分能源上价格没有放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低价，企业利用这种低成本的能源就容易赚取利润。但是，这种能源价格的调整以及市场价格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调整过快，可能会导致企业破产、大量失业，也会影响社会安定。
从贸易争端的应对角度来讲，我国现在已成为遭受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如果一旦发生贸易争端、贸易摩擦，从政府角度来讲，一方面要维护出口企业和行业的合法利益，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磋商，尽量使摩擦得到合理解决；另一方面，要积极学会运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但对此也不要抱太高期望。按照世贸组织贸易摩擦解决程序，无论反倾销标准的确定还是取证的过程，都非常繁琐，而且漏洞也很多，从立案调查到官司结束，企业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已经破产了，所以也不能完全依赖它。这种情况下可能双边谈判更为有效。但双边谈判中考虑的因素较多，除了一般的贸易规则外，包括双边政治关系、其他产品方面的关系等许多潜在的因素都是需要考虑的，要尽量避免打贸易战。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利益相互交织，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因此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仍是双方的首选。这也是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记者：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几率，长三角地区建立了纺织品出口预警机制，这是个什么样的机制？您如何评价？
毕吉耀：今年1月1日取消贸易配额后，上海纺织品出口呈现稳健增长但增幅放缓的特点。纺织业是上海的重要行业，所以，上海市政府希望通过建立这样一种预警机制，及时跟踪纺织品出口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实现纺织品出口的平稳增长，减少贸易摩擦发生几率。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相当于采取一种自我限制措施，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保证优势企业能够得到较好的出口机会。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提出建立出口预警机制，主要针对一些出口量增价跌，且出口国集中度逐步提高的商品，但直到今年才陆续投入运行。目前已经建立的出口预警机制有两类，一类是全国性的，主要针对纺织品和鞋类，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于今年3月发布了第一期对欧盟鞋类出口预警月报，以后每月都将公布鞋类新的预警月报，内容涉及中国鞋类出口增长和进口国的新限制措施。另一类是地方性的、由一些主要出口省市自主建立的预警机制。比如深圳市已建立了此类预警机制，通过简报、媒体报道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出口监测预警信息。
这些出口预警机制已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建立预警机制的覆盖面还有待拓宽，措施的有效性还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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