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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非常感谢奈特先生再次接受本刊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世界金融格局和监管体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奈特：最近几年，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
被迫加强和适应新的监管程序，以便对金融风险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比如说，银行以前的操作方式相对简单，只要把资金贷出去并且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一定的控制就算尽心尽职了，但这种相对简单的操作模式如今已完全不能满足金融市场运行的要求。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必须考虑将这笔贷款出售以实现贷款的集团化经营，并通过互换市场最大限度地分散金融风险。与此相适应，监管机构需要努力强化审慎监管框架，督促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遵循审慎的理念。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比较有效和切实可行的稳健监管框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监管框架。该协议有三个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者审查以及市场约束。第一支柱要求商业银行在确定资本充足率时要以其商业活动会产生的风险为基础，要充分考虑到其业务活动中可能会发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在这方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1988年的协议进行了创新，提出了三种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即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运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计量风险有利于提高风险的敏感度，并允许银行和监管当局根据其业务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选择。第二支柱要求监管者对各银行机构所使用的内控方法和风险防控模型进行审查，判定银行机构所使用的风险防控措施是否足以满足规避风险的要求。市场约束要求各银行最大限度地对财务状况进行披露，这样金融市场才能对其经营状况有所了解并据此在投资以及其他行为方面作出调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第三个支柱也适用于除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比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针对非金融类商业机构，我们也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在未来的两年内，将有9个国家执行该会计准则。上述工作均是为了适应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这些监管框架可以保证金融机构即便在全球整体金融环境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稳健经营。
记者：过去的两年中，全球汇率波动尤其是美元与欧元之间的汇率大幅波动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您是否可以谈谈如何才能确保国际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及全球经济的平稳发展？
奈特：汇率的变动是正常的，无可厚非。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关税的不断调整以及贸易壁垒的变化，汇率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变化是可预期的，应当与世界经济的调整相一致。但汇率频繁地大幅波动非常危险，它将导致市场对未来的价格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失去信心，进而出现汇率和利率的非常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发生非理性变化并通过资本账户的资金流动导致汇率大起大落。
近两年，美国的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经常账户出现巨大赤字。近年来，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大幅下挫，也是对美国经常账户变化的真实反映。同时，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在美元大幅下挫后美国并没有对其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进行调整，任其不断增大。虽然美元汇率的变化总体上反映了经常账户的变化，但我认为其他相关经济政策对于使美国经常账户重返健康和可持续性的运行轨道亦非常重要。据此，我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提高国民储蓄水平等措施对于熨平汇率波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稳定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第一就是货币政策，这要求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要执行较低、稳健并可预见的通货膨胀政策。在低通胀的宏观条件下，包括家庭、商业机构在内的广大市场参与主体就会对汇率、利率等金融指标存有信心，所以，各国的中央银行必须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这对于稳定汇率非常重要。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政策，这要求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执行可持续性的财政政策。我们注意到，那些长期以来支出大于收入致使债台高筑的国家近期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我认为上述的两个因素对于全球经济的持续、稳健和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记者：您认为当前的汇率体制是否需要作出某种改进？
奈特：我当然期望当前的汇率体制能更富有弹性。这需要各货币当局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合作。但总体上说，过去的两年中，在经常账户分别出现赤字和盈余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汇率变动基本上也是正常的。真正的问题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国纷纷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结果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游走以期追逐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这种状况也对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虽然不能说当前的汇率变化非常理性，但可以说当前的汇率体制无懈可击。不过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也要对频繁变动的汇率负有一定责任。
记者：您可否从国际清算银行的角度，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外汇储备问题谈谈看法？
奈特：首先，考虑到货币传导机制的运行机理，目前尚没有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来专门加强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但欧盟新成员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央银行在面临通货膨胀目标和汇率目标的抉择时决不能低估利率的作用。比如，波兰自从1999年执行通货膨胀目标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以来，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利率和银行信贷两个渠道的传导作用大幅增强。我认为这种变化主要归因于该国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竞争力的不断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改善了波兰从政策性利率到商业利率直至居民户以及商业体最后作出储蓄或投资决策的整个传导环境。
其次，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和汇率目标之间的平衡问题，用来衡量货币政策是否与汇率政策相一致的一个很好的评估办法就是根据过去的通胀经验和未来的通胀预期决定当前的实际政策性利率水平。比如，在一段通货膨胀过后的快速紧缩时期需要执行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而随着货币供应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通货紧缩压力的不断逼近，中央银行此时就应该执行相对较低的利率政策。当然，中央银行需要时刻关注他们在确定政策性利率水平时是否有充足的证据，并因时因势作出调整。在这里，中央银行必须根据以往的通货膨胀情况来调整当前的政策性利率水平。
为了缓解汇率不断上升的势头，许多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竭尽全力维持本币币值稳定，在这一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土耳其和阿根廷货币危机以后，各国都将持有更高的外汇储备作为当局最为紧迫的经济战略任务。各国都认为持有较多的外汇储备可以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器并对解决国际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有所帮助。然而，过去的几年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外部脆弱性基本消除，政策框架也日益加强，但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持续高速上升。
证据显示，外汇储备的累积对主权国的信用评级以及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有积极的意义，但过量的外汇储备对国民经济也有危害，其中之一就是动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首先，货币当局可以对外汇储备的累积进行完全的“消毒”处理，即通过发债来回收流动性，从而避免增加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但随着储备的不断增加，很难对后续的储备资金继续执行“消毒”，因此金融体系的整体流动性将再度增加，信用扩张重新开始，银行此时就可能会涉足高风险资产业务。与此同时，超低的利率水平促使家庭和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因此也增加了债务负担。第二个风险是“消毒”操作将会给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大量问题，因为在这种操作中，中央银行需要买入低收益率的外汇资产同时发放高收益率的国内债务。
在处理波动性较强的出口收入以及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私人资本内流问题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寻找到诸如特别私有化账户以及出口收入稳定基金等手段，他们期望通过这些办法避免大量外汇资金内流的波动性。
准确判断在哪一点上外汇的累积可能引发上述问题，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仍是一项挑战。中央银行必须紧密监督国内信用和广义货币的总量情况，并在国内物价总体上涨的情况下采取适当行动。
记者：随着当前世界金融混业程度的不断加深，有人认为这会增加金融业的风险。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马尔科姆•奈特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奈特：实际上，市场参与各方均认为当前的金融风险并不大，其主要依据是：首先，物价基本稳定；其次，去年的世界经济表现不凡，呈现出近年来罕见的强劲态势；另外，作为上述两个原因的结果，他们预期各行业的利润不菲。问题是这种低风险的市场预期准确度有多大，可持续性又将如何。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另外，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比如一些跨国银行、跨国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他们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水平较10年前甚至5年前有了大幅提高。这些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开发出诸多风险定价技术并能够应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金融风险。国际清算银行收集的数据显示，当今世界各国的银行业在信用违约方面存在大量的金融风险，这些风险虽然总量惊人，但却被分散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银行机构，所以从结果看，每一个银行机构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并不高。我们对其他金融部门掌握的数据并不充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保险行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技术也在日趋完善。
记者：您对中国金融机构降低金融风险，保持金融持续、稳健的运行有何建议？
奈特：中国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较10年前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虽然中国金融机构资产业务多元化程度较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仍有差距，但我们注意到，当前中国商业性金融机构完全依赖某个单一市场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中国诸多商业银行的公司业务、居民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整体宏观经济景气的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来自于重组、兼并以及一些咨询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我很难给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理们提出更好的风险管理建议，风险管理的一个关键理念就是将风险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
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总经理，我也算不上监管者，我们只是在研究、制定监管的国际标准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我认为，有效限制投资的债务杠杆比率对于防范金融风险非常重要。全球对冲基金带来的风险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的一年半中，投向对冲基金的资金数额巨大，但这些投资并非都获得了预期的高回报。所以，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必须更好地了解对冲基金的风险与收益情况，认真审视自己的投资战略，这对于他们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记者：最后，请您介绍一下国际清算银行的工作职能。
奈特：首先，国际清算银行是中央银行的银行。目前大约有14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他们的部分外汇储备资金通过我们进行投资，我们向各国的中央银行提供外汇储备的投资机会，帮助各国对外汇储备资金进行管理。其次，我们也致力于为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经济峰会安排合适的地点，这种由各国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通常将全球经济的运行状况作为重要议题，全球经济的发展对于各国如何制定更为合理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的意义也是他们讨论的关键问题。参加会议讨论的几乎包括我们所有55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的所有经济区，包括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国际清算银行的职员为了准备此类会议需要作大量准备工作，需要准备一些短小的分析性论文作为央行行长讨论的背景资料。除此之外，我们还针对诸如全球支付体系、外汇市场功能等特定的论题策划并组织央行行长会议。第三，一些全球知名的经济、金融监管标准委员会也设在国际清算银行，这些委员会根据全球经济、金融各行业的发展情况，结合地区差异制定了适应性相当广泛的国际标准，这些工作对于保持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我们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秘书处提供了大力支持，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监管标准和原则为世界各国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部门的稳健经营提供了统一、高效的标准，因此影响广泛。我们也对国际支付与清算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研究开发了国际清算交割方面的国际标准；全球金融稳定论坛秘书处也设在国际清算银行，该论坛实际上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构成的交流平台，该论坛为各国了解世界经济和金融的运行状况、寻找自身存在的差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实践证明，金融稳定论坛在信息和政策操作层面上为各国加强审慎的金融监管，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上述三个方面就是国际清算银行的工作重心。
翻译：赵 耀 译校：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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