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亡羊补牢的努力

　　——专访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先生

　　记者◎谢衡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中国银行暴露的大案比较多，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与中国银行自身的改革有关，是否是中国银行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自身整肃？

　　王兆文:近来公众可能感觉金融案件频频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银行的自身行业特点有关。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行业，也是与公众关系最密切的行业之一。在投资渠道相对缺乏和单一的情况下，我们老百姓的钱主要是存在各家银行，老百姓当然关心自己的存款安全问题。国家拿出巨额外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银行改革试点，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公众也更加关心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改革。银行业案件频发，使公众感受到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普遍期待与现实状况的落差。所以案件一披露，就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

　　实际上，随着中国银行自身改制的深入进行，从2000年到2005年案件一直呈下降趋势。据我们统计:2000年中国银行内部发生案件109例，2001年是84例，2002年54例，2003年35例，2004年30例，今年到目前为止是25例，其中22例是存案，只有3例是新发案件。这与中国银行不断加强风险防范，严格内控制度有关。

　　银行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运营着别人的钱，职员们天天和钱打交道。加之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各方面的诱惑都比较多，银行也就成了各种腐败现象的汇聚点。银行案件的频频暴露，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层次问题的综合反映。

　　另一方面，银行案件频频暴露正是由于中国的银行监管规范了，透明度高了，案件的查处都能及时向公众披露。这其实都是中国银行业走向健康的表现。

　　对案件的查处不仅是中国银行在改革过程中的自我整肃，更重要的目的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严格的内控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现在中国银行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有效地执行？中国银行是否已经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主动发现这些银行里的蛀虫？

　　王兆文:在发生了这么多案件后，加之中国银行自身改革的深入，我们的规章制度制定得越来越细，执行得也越来越严格。实际上，中国银行的案件主要是内部自查自检暴露的，外部发现的不到1/3。

　　比如中国银行从今年2月份开始对经营性分支机构进行了拉网式大检查。这次检查共发现案件16件，涉及金额2998万元。目前中行已挽回资金2382万元，有关案件责任人均在控制之中。从7月1日开始，中行在全行范围内实施了垂直化的管理模式，各级分支机构负责人层层对上级机构负责。今后，中行各级分支机构的财会负责人也将由总行直接派驻。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控机制建设，中国银行建立了严格的“问责制”——要问执行者之责;要问管理者之责;要问前任之责;要问检查者之责;要问用人者之责。中国银行将通过问责制度，对问责对象因过错、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经营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导致未达到绩效考核内容确定的目标和标准、未达到依法合规经营要求、发生重大经济损失和安全运行事故、造成银行资金重大风险或严重影响等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责任追究。

　　同时，中国银行将推行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和代职制度等九项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有效防范违规违纪案件的发生。中国银行规定，在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期间，由代职人代行管理职责并对代职机构的内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为保证随机性和突然性，提高实施效果，代职安排不预先通知基层机构负责人本人及所在机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专门针对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机制呢？王雪冰、赵安歌、刘金宝等人，都是中国银行的高管人员。

　　王兆文:中国银行近年来确实发生很多起高管人员的腐败案件。高管犯案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银行的外部声誉，在内部还有可能造成人事震动、基层仿效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确实存在对高管人员监督制度的缺失。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从头管到尾，没有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缺失，近几年中国银行查处的挪用、贪污公款案件中，用于经商、炒汇、炒股和赌博的比例高达60%。

　　中国银行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对高管人员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让这些丧失了职业道德的高管人员即使想干也干不成。除了上述的问责制外，在王雪冰、刘金宝案件发生后，中国银行总行就下发了《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教育监督的若干要求和措施》的文件，对我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实行了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不仅要求加强对“一把手”8小时以内管理监督，对高管人员8小时以外的活动也做了明确规定。不仅把高管人员的“朋友圈”、“社交圈”纳入监督的视野，对外派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公务消费、异地休假旅游、婚姻状况、密切的社会关系、上缴礼品等，亦实行严格的请示报告和登记制度。这些管理和检查同时适用于高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个文件同时明确规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不准擅自决定本单位大额资金运作、重大改革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等事项;不准外派到海外机构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为其配偶、子女办理所在国长期居留证、香港和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等等。还强调，银行高管要与接触多的部下保持距离;要与基建、

装修、采购等项目保持距离，保留自己监督他人的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就在刘金宝案宣判短短几天后，中国银行就成功引入了战略投资者。这是否表明刘的案件对于中国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而上市的工作没有影响？

　　王兆文:要说高管人员发生案件对中国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是不客观的。刘金宝作为中银香港的总裁出了问题，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案件的发生，肯定会影响中国银行声誉，进而引起战略投资者疑虑。

　　但我们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合作已经谈了很久。我们非常坦诚地告诉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银行的优势、缺陷和需要帮助的地方。苏格兰皇家银行对中国银行做了很长时间的尽职调查，对中国银行的实际情况也非常了解。他们更看重中国银行的整体健康程度，以及是否已经建立了有效严格的内控机制。

　　以苏格兰皇家银行为首的一个集团愿意斥资31亿美元认购中国银行10%的股份，就是相信投资中国银行能够带给他们良好的收益。

　　三联生活周刊:战略投资者将在哪些方面为中国银行带来帮助？

　　王兆文:苏格兰皇家银行为全球第六大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银行运营和产品开发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行将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在信用卡、

理财、公司业务以及个人财产保险等业务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银行营运的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派出一名代表担任中行的董事。同时，通过与苏格兰银行的战略合作，中国银行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将得以进一步完善。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国有银行改革形势？中行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王兆文: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进行的步伐非常快。国有银行也是非改不可了，否则不仅仅是国有银行能不能发展的问题，而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所以国有银行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则经营管理，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和公众的监督。

　　在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前提下，中国银行希望能够尽快上市，因为上市正是转变经营机制、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等待时机的成熟。因为我们很清楚，上市并不代表中国银行改革的结束，而是中国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