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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 周小川
在此，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问题；二是大家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关问题。
顺从客观规律围绕金融中心改进功能
关于第一个问题，成立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就是要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加强中央银行总行的调节职能和服务职能。
首先，国际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跨区域的经济活动就越多，市场的整体化和规模化特点就越突出，从而对中央银行总行的调节功能和服务功能的要求就高。市场化和国际化导致经济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货币政策的运作和传导越来越倚重于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越来越多地提供跨区域的服务，而不再是区域分割的金融市场，还必然会形成为数不多的为全国服务、甚至为国际服务的金融市场。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外汇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黄金市场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市场。
相比之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改革初期，金融组织结构就倾向于“上下一般粗”，即总行有什么部门，地方分行也需相应有什么部门，因为需要将信息上传集中到中央，然后通过中央计划层层分解到各地区去执行。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在新形势下，人民银行旧有的组织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央行对调节和服务职能的需求。类似地，大型金融机构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其次，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对经济金融正产生深刻影响。过去，远程通讯手段和计算机网络不够便利，交通也不发达，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较多地集中于本地范围，跨区域的经济活动相对较少。现在，由于科技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经济活动跨区域甚至跨国很普遍，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更为突出，带来了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金融业务模式发生变化，区域式的组织结构面临新的挑战，金融组织形式越来越面向全局，信息和人才越来越向金融中心聚集并向全国提供服务。这反过来又加快了金融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手段的运用、高端金融产品的涌现。
再有，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要看有没有功能强大的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具有“裙带效应”(cluster)，即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等会围绕着金融中心转，使它们能够产生聚集效应；除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外，还包括法律、会计、评估、评级等中介服务的聚集。当然，其中会有一些服务适于外包出去，但相当一部分业务是靠机构、人才聚集于市场周围才能发挥优势。金融中心能否形成是一个国家是否有国际竞争力、国内金融服务效率能否大幅度提高的标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继续推进上海成为四个中心，其中金融中心对现代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建设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超越城市利益和区域利益的。央行肩负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稳定等职责，必然要顺从客观规律，围绕金融中心来改进我们的功能，也必然要在金融市场上开展各项央行的业务。因此，上海总部应运而生。
篮子里装的是什么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我借此机会简要讲讲一篮子货币的主要内涵。
大家知道，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此基础上测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水平的变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由此可见，篮子货币已经成为我国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确定篮子货币为各方所关注。为了使大家对我国汇率政策有更多的了解，在此就如何确定篮子货币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作为人民币汇率调节的一个参考，在篮子货币的选取以及权重的确定时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考虑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主要交易国家、地区及其货币。大家知道，经常项目包括四项内容：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收益(利息、分红等)及经常转移(华侨汇款等)。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是综合考虑在我国对外贸易、外债(付息)、外商直接投资(分红)等外经贸活动中占较大比重的主要国家、地区的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并分别赋予其在篮子中相应的权重。
——以着重考虑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权重作为篮子货币选取及权重确定的基础。
经常项目收支是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环节，而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又构成了经常项目收支的绝大部分。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商品和服务贸易是经常项目的主体。因此，篮子货币的确定也是以对外贸易权重为主的。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应地，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也自然会成为主要的篮子货币。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对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也是很重要的。一般而言，与我国的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在权重中是不可忽略的，50亿美元以上也是不算小的。从支付结算的角度看，尽管目前仍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与我国的贸易中较多、较习惯采用美元结算，但这种情况正逐渐发生变化，选用其本币进行结算的会渐渐多起来，我国也要适应和鼓励这一趋势。
——适当考虑外债来源的币种结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债金额越来越大，去年末，中国的外债余额折合为2286亿美元，外债来源呈现多样化。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外债需用人民币兑换为具体的计价货币进行还本付息，具体的计价货币会在外汇市场上产生明显的需求，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因素。因此，篮子货币权重的确定也要适当考虑我国对外负债的币种结构。
——适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规模，目前，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5600多亿美元。这些投资中有很多是采用投资来源国自身的货币，而且将来通过分红取得投资收益时也要兑换为相应的外币汇出。因此，在篮子货币中要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适当考虑经常项目中一些无偿转移类项目的收支。
虽然这类项目收支所占比重相对小一些，但其币种构成也会对各篮子货币的权重产生一定影响。
总之，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所包含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内容,适应了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参考一篮子货币不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本文系周小川行长在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上的讲话，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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