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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到2005年6月底，全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637.3亿元，比年初减少5545.2亿元，不良率8.79%，比年初下降4.4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行政策性剥离了6340亿元不良贷款。如果剔除这一因素，今年6月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7977.3亿元，比年初增加794.8亿元。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6474.7亿元，比年初增加723.8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增加了71亿元。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专题分析组10月公布了《当前银行业信用风险状况及原因分析》的报告。报告预计2005年不良贷款余额又将新增300多亿元。
这一切还都只是公开披露的账面数字，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要糟糕。通过直接隐瞒——不调整贷款形态和技术性隐瞒——借新还旧周转，国内银行业真实的不良贷款数据可能要远远大于已公开的。其实，在银行业内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所以，可以这么说：国内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远没有监管者、相关学者及研究人员，甚至商业银行高层所看到的那么乐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国内银行业的坏账生成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破除；二是严格的监管与处罚措施，让问题暂时被隐藏了起来。
近两年，国内各商业银行不断加大了对信贷业务的管理，力图在评级、授信、审批等环节强化风险控制，防止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并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严格行业准入、上收审批权限、电子实时监测、实施责任追究等措施，部分行还对本系统的信贷流程进行全面再造。在宏观层面，国家对重点商业银行实施了产权改革，引入海外投资者，以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低劣的难题。应该说，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防止国内银行业信贷资产进一步恶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破除国内银行业的坏账生成机制。
第一，国内投融资体制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使银行不得不承担起全社会的投资与经营风险。从改革之初到2003年，银行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987，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达到0.996。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几乎都要依靠银行信贷的支撑。在这种体制下，只要市场上存在投资与经营风险，银行就不可能从根本降低或避免信贷风险。
第二，现有的司法体系与司法状况，正在鼓励借款者逃避还贷责任，逃废银行债务。在全社会没建起完备的信用体系的条件下，法律这个最后的裁决者，理应扮演合法利益的保护者这一关键角色。但是，无论是法官素质、司法水平，还是司法腐败、政府干预，都让银行债权失去了最后的依靠。这种状况如此普遍，以至于逃废债务成为一个正当而流行的趋势。而银行对债权的追讨，也演变为银行与债务人、银行与法院、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当法律对违法行为不能正确裁判和有效制止时，其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励人们采取违法行为。
第三，银行内的信贷改革与再造，并没有真正提高其对风险的识别与预防能力。首先，专业人员的缺乏，让国内各商业银行无法对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甄别与判断。信贷制度与流程制订得很好看，但操作人员不知道手头上项目的风险在哪里。其次，托管责任与激励措施不对称，让管理层与操作人员没有充分的动力与足够的约束，去履行好托管职责，做好每一项工作。严格的处罚会制住其违规的脚步，却不能激发其主动工作的动力，甚至会诱发员工行为的短期化。另外，信贷业务的集中上收审批，可能会在合同风险、行业风险的预防上有所帮助，但对更为多见的借款人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却无能为力。
第四，国内银行业的盈利模式与盈利压力，决定着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难以遏止，新的不良贷款也难以避免。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和金融工具的不发达，银行的资产运用受到限制，靠放贷来赚取收入的经营方式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再者，在国家控制存贷款利差的前提下，银行只能通过多存多贷才能赚到钱，才会有更多的利润来消化不良贷款。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更多的贷款将换来更多的呆坏账。
基于上述分析，在国内商业银行盈利模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破除银行的坏账生成机制，还要在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改革司法体制、完善托管机制上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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