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型投融资体制是银行业风险的重要根源

　　摘要：中国银行业通过引入投资者，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建立和完善治理结构，不断加快改革步伐。但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及其造成的风险，实质上是银行体制、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国家金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对银行业的改革，也应建立在对上述三种因素综合改革的基础上。当务之急是在加快银行自身改革的同时，改变我国信贷型投融资体制的现状，加快推行资本型投融资模式。

　　对中国的经济来说，风险最大、解决难度最大的也许就是中国的银行业风险。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正在加速推进，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国家的主导下，通过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以及国内民营资本的加入，实现银行股权的多元化，以此使中国的商业银行建立真正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确立利润最大化和风险管理的理念，最终实现降低和分散中国的银行业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及不良贷款水平。本次银行业改革的主要特点，就是从产权所有制和管理体制入手，以体制塑造机制，最终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共同改良。

　　应该说，本次改革的目标确立和方案设计，有其独到之处，也是历次改革中，最为触及本质的一次改革。虽然改革的成效还有待时间去检验，但在降低银行

不良资产占比，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上，无疑会起到显著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归根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对其的考查与改革，也应放在

中国经济这个大的背景下来进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及其造成的风险，实质上是

商业银行的体制、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国家金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的改革，也应建立在对上述三种因素综合改革的基础上。对银行业自身的再造，提升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减少国家对商业银行经营的不当干预，实属当然之策，但如果满足与此，并漠视宏观经济环境的改革，也是错误的。其结果，轻则延缓国内银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进程，重则会让其他改革无功而返。

　　宏观经济环境是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增长方式、信用体系与效能、法律体系与司法水平等。但最为重要的是投融资体制。其他方面固然也非常重要，但是，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印度，其信用体系并不比中国好到哪儿，其法律的完备与执法水平，也高不出许多。但是，印度银行业的状况，却比中国的好出许多。这里有印度银行业的成熟程度，以及产权体制的因素，但更于印度的投融资体制有关。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运行，少有资本性资金支持，绝大多数都要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资金。无论是固定资产的投入，还是流动资金的满足，都严重依赖信贷资金。1980-2003年，我国的贷款规模与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87，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高达0.996，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87。

　　这种投融资结构的结果，就是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提高与贷款增长率的提高相关程度非常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过高常常与通胀相联系。全社会的流动资金供应也大多建立在银行放贷的基础上。

　　而收紧信贷容易引致一系列严重问题，如投资增长率快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效率明显降低 ，企业资金链断裂，生产陷入困境，大量已投放的信贷资金转化为不良贷款。

　　不仅如此，信贷型投资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发放投资贷款，忽视这些金融机构本身的资本性资金增加，由此，在弱化资本性资金形成机制的同时，也忽视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性资金增加，银行资本对于风险资产的保障程度严重削弱，给银行的经营运作留下严重隐患，变信贷型投资为资本型投资刻不容缓 。

　　可以说，只要全社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不降低，银行信贷投放的外部经营环境就很难有大的改观，其对风险的控制与管理，也只能限于不断加强责任约束和程序控制，并导致全社会的融资成本与银行的自身成本不断增加。风险也许可以降低，银行的盈利也可能增加，但信贷资金受损概率与金额，仍将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

　　推行资本型投融资模式，一是要加快发展公司债券的步伐，尽快推出公司债券的有关管理法规，积极推进公司债券市场形成和快速发展。二是重振股市，加快发展多层次股市体系。三是加快产业投资基金的建设，将彼此分散的资金运用市场机制集中起来，进行一些大型投资项目的建设。四是出台鼓励个人直接投资入股的政策，支持个人向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以增加这些机构的资本性资金来源，同时，让个人分享这些机构的经营收益并分担这些机构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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