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银行确定时间表 苏皖两地掀城商行合并之风

　　一股城商行合并之风正席卷苏皖两地。

　　一个月前，江苏省政府欲牵头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江苏银行的消息刚浮出水面。近日，该合并案已获突破性进展———不仅时间表已基本排定，有关高管人选也基本落实。

　　几乎同时，安徽省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省内6家城商行合并整合，欲成立一家名为“徽商银行”的新银行。

　　据悉，徽商银行的方案已确定，正在报中国银监会审批。合肥市商业银行即将更名为徽商银行，蚌埠、淮北、马鞍山、芜湖、安庆等5座城市的商业银行将以合并入股的方式加入。

　　地方城商行的“不安”

　　和省里的热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地方上的“不安”。

　　记者从苏南几家城商行了解到，他们对江苏省这一“由上而下”的合并计划并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在数月前，我们还在和几家外资行洽谈入股事宜。但一转眼，我们的银行就快没有了，入股当然更无从谈起。”苏南某市城商行一位副行长不无沮丧地对记者说。

　　而苏南另一家城商行的内部人士则直截了当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并不希望被合并，但在上面的压力下也身不由己。类似的情绪也在安徽几家城商行中蔓延，尤以蚌埠市商业银行为甚。这家效益颇佳的城商行在改组后的大股东已变成当地一家大型国企———丰原集团，后者对省里的合并思路一直颇有微词。

　　同时，作为合并的代价之一，曾被传为美谈的外资行入股城商行也不得不迫停。

　　抗风险能力强了还是弱了?

　　对于这股城商行合并潮，有业界人士赞不绝口，理由大致是：各地的城商行多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力较弱，有被强制退出市场的生存风险。合并之后，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大大提高，在占领市场上有更大优势。

　　但来自底层的消极情绪显然和上述判断大相径庭。

　　“事实上，将地方城商行合并成一家银行的做法已遭到底层的普遍抵触。”上海理工大学中小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朱耀明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一针见血地说。

　　作为城商行合并模式的激烈反对者，朱耀明在前不久举行的“淮海经济区城市金融论坛”上就曾以“徽商银行”为例列举了这一模式的数条“罪状”：首先，城商行合并后，中小银行数量不增反减，体量不减反增，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大势相背离；其次，以政府意志强加给地方城商行会打击一些原本有意入股的外资、民资的积极性，而当初已经入股的国资、民资股东则或多或少会有被愚弄的感觉；最后，一个更致命的问题是合并后的管理问题。由于城商行多由各地的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各家城商行的资产状况和经营业绩差别很大，将它们合并成一家，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确是一个难题。

　　同样持否定意见的还有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城商行的合并应该建立在市场规则和各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而非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干预。”

　　他认为，不排除地方政府以城商行重组为由掌控地方行业资源，“像这样按计划经济的方式把各银行搅和在一起，一定会出大问题。”

　　“新金融冲动”

　　两种说法尽管表述不一，却共同指向了问题的要害。

　　在政绩考核指标的压力下，地方政府要提升GDP数字，无一不需要大笔资金作为后盾。对地方政府来说，“最有效率”地发展地方经济，就要不断努力拓展金融资源控制权，从而在地方建设资金调度上实现“以我为主”。

　　这种金融资源控制权既包括开设金融机构的权力，还包括对现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通常体现在政府对金融机构人事权和股权安排上。

　　但是，占据着最大金融资源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原则上并不听命于地方的调拨，这在国有银行股权改革后更加明显：地方政府与当地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纽带被大大削弱了。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出于一种市场风险意识，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往往也独善其身。由此，地方政府寻找新的金融资源支持的愿望就变得越来越迫切。

　　正在此时，中央关于加快城商行重组的决议为这场寻觅打开一扇“芝麻之门”。2004年6月，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全国城商行第五次会议上首次发出信号，城商行要加快实施改造和重组。

　　在政策的鼓励下，作为“嫡系”金融机构的城商行率先进入地方政府的视线。相比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行，城商行的大股东多是地方财政局，比较容易地实现掌控。更重要的是，经过前几年的改制，相当一部分城商行已完成了从“烂

苹果”向“好苹果”的转变，其在今后势必会产生更大的能量。

　　作者：早报记者 陈其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