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敏哲：钱塘江金融港湾是未来新金融“增长极”

　　文 | 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  丁敏哲

　　钱塘江金融港湾蓝图绘就。2015年6月，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提出，要比照纽约哈德逊河、伦敦泰晤士河、香港维多利亚湾、上海黄浦江等世界知名金融港湾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由此，钱塘江金融港湾的构想，一开始就是朝着国际化的标杆看齐，跳出区域的视野，站在全国乃至全球化的高度，进行一系列前瞻性、全局性的谋划。

　　正基于此， 这份蓝图远非只是浙江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功能区规划那般简单。可以说，钱塘江金融港湾不单单是浙江的金融港湾，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的金融港湾；钱塘江金融港湾不仅仅是浙江金融业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我们更希望它成为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的战略之一；其规划涵盖时间段也并非只有五年，而是可以延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从这层意义上看，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不仅事关浙江金融业发展的战略全局，而且也决定着中国乃至亚太金融发展版图未来将诞生一个全新的“增长极”。

　　经济全球化时代呼唤新的金融增长极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潮涌至今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全球金融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这一轮全球化直接导致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对全球经济冲击之大、影响之深不言而喻。客观上，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洗牌”进程，结果之一便是直接提升了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转向亚太、转向中国已不可逆转。面对此轮全球化浪潮，中国不仅踊跃参与其中，而且勇立潮头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主推力。

　　经济决定金融。近年来，随着亚太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经济实力的膨胀，全球跨国金融机构业务配置不断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倾斜，亚太及中国包括机构、资本、人才、技术等在内的金融集聚度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当前新经济、新动能加快孕育，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关键时期，传统的金融体系、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金融体系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与调整。换言之，经济全球化亟需与之相匹配的、相吻合的新型金融体系，新的金融增长极呼之欲出。

　　亚太金融版图需要填补财富管理与新金融中心缺失的空白

　　经济重心的位移，使亚太地区金融格局得以重塑。一个典型的迹象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快速崛起，正朝着构筑国际化程度较高，交易、定价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体系的目标定位大步迈进，以此来增强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特别是国际金融话语权。这几年，随着以互联网金融、私募金融等为代表的新型金融业态的相继出现，以及财富总量的累积，催生出财富管理的巨大需求，对金融业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亚太金融版图上亟需诞生一个财富管理中心和新金融创新中心来进一步适应金融变革的需求。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亚太，亚太经济的中心在中国。中国作为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网商经济体，既有庞大的财富体量和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又有新型金融业态先行之利，打造财富管理中心和新金融创新中心可谓适逢其时、当仁不让。其中，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承接此轮全球化浪潮首当其冲的前沿，而浙江作为长三角南翼的重要省份，不仅市场化程度高，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全省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2015年杭州成为全国第10个GDP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新兴产业，尤其是服务型经济、信息经济等高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拉动力，急需强有力的资本转化机制和新型金融服务支撑，特别是日趋壮大的私募金融和领先国内的互联网金融，已使其成为亚太地区发展私募金融、新型金融的“桥头堡”。这就给定位于发展私募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为主以及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奠定了基础，藉此可以实现借力发展、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具体而言，具有两方面的动能支撑——

　　浙江人具有良好的“理财天赋”。浙江是国内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民间资金丰厚，是国内财富高净值人群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胡润研究院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在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资产达到千万元级的高净值人群中，浙江有14.6万人，居全国第四位，其对财富管理及资产配置的需求十分旺盛，由此撬动的财富管理市场空间相当广阔。其中私募金融在浙江发展尤为迅速。清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私募基金的投资者20%以上出自浙江的LP（有限合伙人），是全国私募基金集聚程度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城市。

　　浙江人具有领先一步的“互联网基因”。浙江每年大约诞生4万家左右的互联网企业，其中“阿里巴巴 ”是当之无愧的翘楚。通过十年布局，从核心电商，到支付与金融、大数据云计算、大文娱、智能物流网络，荣登亚洲市值最高公司宝座。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阿里的存在，浙江才得以矗立在互联网经济的潮头；正是因为阿里的存在，浙江的互联网经济才得以风生水起；也正是因为阿里的存在，浙江的互联网经济才得以在全国独领风骚，在全球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与辐射力。马云更是放出豪言：要让阿里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经济必然会催热互联网金融，浙江已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先发地，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和以同花顺、恒生电子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企业快速崛起。杭州已经集聚了一批优秀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无论支付宝、余额宝，还是网商银行，屡屡成为衡量互联网金融的“新标杆”。支付宝稳居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市场龙头地位，众筹融资额和平台数位分居全国第三、第四位。截至2015年末，浙江网贷平台已超过300家，年交易额超过1200亿元，贷款余额4395亿元。而这仅仅还是开始。

　　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浙江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放眼全球各大知名金融港湾，无论是伦敦泰晤士河、纽约哈德逊河与纽约湾，抑或是香港维多利亚湾、上海黄浦江等，世界级的金融集聚区（带）的形成，往往离不开优越的地理人文环境、发达的经济基础、浓厚的商贸氛围、高度集聚的资本与人才等因素的支撑。相比之下，以杭州为核心的钱塘江-富春江沿岸也已基本具备上述之条件。相比之下，浙江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还有别处所无可比拟的一些优势，起码有两点是独一无二的——

　　独特的“创业基因”。浙江自宋代以来就形成了义利兼顾的“重商文化”，浙江人具有活跃的“金融基因”和“理财天赋”，这也是浙江人古已有之的“文化标识”。众所周知，浙江人素以脑子活著称，可以说创业基因先天活跃，敢想、敢闯、敢干，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勇立经济潮头，正是依靠这一先发的体制机制优势，一举创下了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的奇迹。GDP总量连续多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农村人均收入连续28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连续14年位居全国省区第一。

　　独特的“浙江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商纷纷“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敏锐的经济金融思维伴随着800万浙商“走出去”而辐射全国乃至全球，创造了世人瞩目的财富和资金流。800万浙商走向全国，跨出国门，创下了庞大的“浙江人经济”，目前仅在国内创业的省外浙商所创造的GDP就相当于全省一年GDP总量的80%，税收则相当于省内一年税收的70%。就此看，浙江打造金融港湾有机遇、有需要、有氛围、有条件、有实力，可谓水到渠成。

　　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浙江具有扎实的金融产业基础

　　打造金融港湾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外，还需要扎实的金融产业基础作支撑。从这方面看，浙江同样可圈可点。

　　一直以来，浙江的金融业增加值、社会融资规模、存贷款规模、质量效益等主要指标均走在全国前列，是全国的“资金洼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全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9.5万亿元和8万亿元，证券、期货交易额一直占全国的10%以上，保费收入列全国第4位。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持牌金融在浙江都形成了“品牌”和“亮点”。而且浙江区域金融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灵活的体制机制有力激发了金融体系的活力，大量民间资金进入私募投资、创业投资等新兴领域，对浙江乃至全国的创业企业形成了投入和辐射，成为中国的“资本高地”。

　　从金融内生需求看，2015年全省人均GDP达12466美元，迈入世界中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进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处于重大调整和转型阶段。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增加，增速高于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缴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51.5%，成为浙江经济增长新引擎。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传统产业和传统模式的金融需求处于下降通道，而新兴产业尤其是服务型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加快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既能顺应经济转型升级对金融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又能为金融产业自身转型发展打造一个更大的空间载体和平台。

　　从金融产业区域分布看，杭州是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城市，近年来随着钱江新城的崛起，各类金融机构向钱塘江两岸集聚的势头正猛。2015年钱塘江金融港湾主规划区域GDP占全省的16.3%，存贷款余额占全省的近30%，金融业增加值占到全省20%多，可以说这一区域已具备了一定的金融业集聚发展基础。加上杭州毗邻上海，承担着承接上海、面向长三角、服务省外浙商的辐射带动作用，港湾的打造将有效推进长三角区域金融协作，承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集聚扩散效应。特别是杭黄高铁将于2018年前开通，将大大缩短杭州到钱塘江沿线县市区的交通距离，有利于金融要素资源实现沿江集中配置、梯度扩散，形成沿钱塘江两岸的资本密集带。

　　财富管理与新金融是钱塘江金融港湾的两大主旋律

　　浙江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的指向与定位都是明确的，并不追求“大而全”，事实上全球没有哪一个金融港湾能做到“全覆盖”，而是各有特色、各具所长。那么，钱塘江金融港湾的立身之本是什么呢？

　　财富管理和新型金融可以说是钱塘江金融港湾的两大主旋律。

　　钱塘江金融港湾的总体定位是经过“十三五”时期5年乃至今后10年以上时间的建设，构建起金融机构总部、金融要素市场、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金融大数据产业协同发展的财富管理产业链和新金融生态圈，将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成为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优势地位的，具有强大资本吸纳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创新转化能力、服务辐射能力的财富管理和新金融创新中心。

　　规划的主区域是以杭州市区为中心，包括钱塘江、富春江两岸沿江的十个区县，流域全程约200公里。其空间布局形态是“1+X”，即核心区加若干金融小镇（金融集聚区）、由城市CBD型态到小镇型态“点面结合”的“1+X”有机空间布局。其中“1”是核心区，以杭州市区的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为中心，由中央商务区（CBD）向沿江两岸成片扩展。“X”是金融特色小镇和金融集聚区，以杭州市区沿“钱塘江-富春江”两岸为中心，适度沿江向上下游、离江向城市扩散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金融小镇为重点，形成适度分散又有机结合的多元空间分布。

　　在功能布局及核心业态方面，港湾将设立“钱江财富管理核心区”、“钱江私募基金走廊”、“钱江金融大数据创新基地”、“钱江新金融众创空间”等四大功能区块。钱江财富管理核心区以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为中心，主要集聚各类金融机构和财富管理机构总部。钱江私募基金走廊以核心区加上沿钱塘江、富春江两岸点链式分布的一系列金融特色小镇组成，串联形成以各类私募基金集聚和特色金融服务创新为主的金融集聚带。钱江大数据创新基地主要集聚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企业。新金融众创空间重点培育各类互联网金融、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数量化和程序化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

　　分享G20峰会红利，助力钱塘江金融港湾迈向国际化

　　对钱塘江金融港湾而言，另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因素是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的成功举办，世界目光齐刷刷地聚焦杭州，极大地提升了杭州的城市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这对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优势地位的钱塘江金融港湾无疑当属典型“利好”。

　　G20杭州峰会留给杭州最大的“红利”是杭州有机会跻身国内一线城市行列。G20杭州峰会期间，杭州前所未有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形象，可以说知名度、美誉度空前。杭州从中获得的最大“红利”，就是从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朝着国家级中心城市迈进的机会大增。国家级中心城市对城市综合实力的要求很高，要素集聚能力就是其中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而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建设无疑是增强杭州乃至全省金融要素集聚能力的一大“抓手”。反过来，杭州形象、知名度的大幅提升也对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产生了正面、积极的助益，藉此可以更方便地吸引众多国际金融机构、投资者到杭州安家落户，参与到浙江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来。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浙江当前积极谋划建设钱塘江金融港湾可谓是适逢其时，机遇不容错失。

　　追根溯源，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两次金融危机展开的。可以说，聚焦金融发展是G20峰会当仁不让的重大主题之一。在杭州峰会上，各方就建立开放和稳健的金融治理体系，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如前所述，浙江是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先发地和“高地”，鉴于互联网金融超低边际成本的特性，它与普惠金融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可以说，发达的互联网金融必然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能够有效降低普惠金融的运行成本，拓展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便利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钱塘江金融港湾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方“高地”，未来具有成为普惠金融的一方“福地”的巨大潜力与发展空间。

　　钱塘江金融港湾还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平台，不仅是浙江省的战略平台，在不远的将来更要成为全国性的战略平台。虽然在空间布局上，港湾主要是以杭州为主，但钱塘江金融港湾未来要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无缝对接、有机结合，通过集聚国内外各种金融要素资源，发挥自身特色优势，辐射至全省、全国乃至全球。而G20杭州峰会无疑是其中最好的“催化剂”与“粘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