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的哲学
魏革军
人们通常用债务/GDP、M2/GDP和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比率等来衡量杠杆率。如果一个经济体杠杆率比较高且短期纵比上升速度快、幅度大,就意味着经济运行存在较大的风险。如果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这也是我国坚定实施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重要原因。
高杠杆率问题理应引起重视,但也不能谈虎色变。杠杆率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可以揭示一些问题和趋势,但它并不等同于现实风险。不同经济结构杠杆率差异很大,简单比较难以得出决定性结论。我国总体上具有很强的政策调节能力和对外清偿能力,有实力应对高杠杆的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国际上一些主流报刊和经济学家在我国杠杆率问题上讨论很多,值得重视,但也要看到其片面性,一些观点体现了惯性思维定势和逻辑缺陷,离开经济结构和体制特点简单推论,低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金融结构特点。实践已多次证明了悲观论或唱衰论的局限性。对这些负面预测也不必纠结,历史也会因预测作出更好的改变。
去杠杆是必要的。过度债务化、金融化和货币化会造成各种扭曲,损害经济金融稳定。我们应当以宏观审慎思维关注杠杆率的变化及其影响。但是,也不能过于急切,应科学把握去杠杆的策略、幅度、次序、方式。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改革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不是简单的加减,而是一种发展和蜕变。去杠杆,如同去库存、去产能一样,不是单纯的量的增减,而是结构性演进,都应坚持渐进式改革思维。“三去一补一降”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一年或者短期的目标,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高杠杆率问题是多年形成的,需要时间去化解。现实看,去杠杆比加杠杆难度要大得多,指望短期内实现市场出清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坚持渐进式去杠杆,意味着去杠杆的幅度不宜过大、速度不宜过快,宜分步推进、逐步消化。同时,应探索和选择多种方式和渠道,最大限度减少由此引发的阵痛和波动。
高杠杆与我国融资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股权市场,提高企业资本充足性和负债能力是去杠杆的有效途径。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步棋就很难下活。商业银行同样需要作出适应性调整与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商业盈利模式,让更多的资金流向有市场、有活力、有效益的领域和企业。同时,应防止信贷收缩过快,防止惜贷、断贷、抽贷等行为,对民营经济更不能惧贷。零和博弈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而且会加剧经济风险。对于债转股,既不能一哄而起也不能一味排斥,应当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化方式推进,防止道德风险。
杠杆率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基本面问题。当经济活跃时,一些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风险也被稀释,杆杆率自然下降;一旦经济下滑,问题便水落石出。去杠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静态化处理,不能因去杠杆束缚经济发展,应当在发展中增强化解风险能力,把去杠杆和实现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深化经济改革,激发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造血能力,为去杠杆奠定基础。
问题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但当我们以历史和发展的思维去看待时,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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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孔瑞敏 SF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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