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的哲学

　　去杠杆的哲学

　　魏革军

　　人们通常用债务/GDP、M2/GDP和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比率等来衡量杠杆率。如果一个经济体杠杆率比较高且短期纵比上升速度快、幅度大，就意味着经济运行存在较大的风险。如果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这也是我国坚定实施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重要原因。

　　高杠杆率问题理应引起重视，但也不能谈虎色变。杠杆率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可以揭示一些问题和趋势，但它并不等同于现实风险。不同经济结构杠杆率差异很大，简单比较难以得出决定性结论。我国总体上具有很强的政策调节能力和对外清偿能力，有实力应对高杠杆的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国际上一些主流报刊和经济学家在我国杠杆率问题上讨论很多，值得重视，但也要看到其片面性，一些观点体现了惯性思维定势和逻辑缺陷，离开经济结构和体制特点简单推论，低估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金融结构特点。实践已多次证明了悲观论或唱衰论的局限性。对这些负面预测也不必纠结，历史也会因预测作出更好的改变。

　　去杠杆是必要的。过度债务化、金融化和货币化会造成各种扭曲，损害经济金融稳定。我们应当以宏观审慎思维关注杠杆率的变化及其影响。但是，也不能过于急切，应科学把握去杠杆的策略、幅度、次序、方式。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改革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不是简单的加减，而是一种发展和蜕变。去杠杆，如同去库存、去产能一样，不是单纯的量的增减,而是结构性演进，都应坚持渐进式改革思维。“三去一补一降”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一年或者短期的目标，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高杠杆率问题是多年形成的，需要时间去化解。现实看，去杠杆比加杠杆难度要大得多，指望短期内实现市场出清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坚持渐进式去杠杆，意味着去杠杆的幅度不宜过大、速度不宜过快，宜分步推进、逐步消化。同时，应探索和选择多种方式和渠道，最大限度减少由此引发的阵痛和波动。

　　高杠杆与我国融资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股权市场，提高企业资本充足性和负债能力是去杠杆的有效途径。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步棋就很难下活。商业银行同样需要作出适应性调整与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商业盈利模式，让更多的资金流向有市场、有活力、有效益的领域和企业。同时，应防止信贷收缩过快，防止惜贷、断贷、抽贷等行为，对民营经济更不能惧贷。零和博弈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而且会加剧经济风险。对于债转股，既不能一哄而起也不能一味排斥，应当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化方式推进，防止道德风险。

　　杠杆率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基本面问题。当经济活跃时，一些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风险也被稀释，杆杆率自然下降；一旦经济下滑，问题便水落石出。去杠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静态化处理，不能因去杠杆束缚经济发展，应当在发展中增强化解风险能力，把去杠杆和实现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深化经济改革，激发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造血能力，为去杠杆奠定基础。

　　问题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但当我们以历史和发展的思维去看待时，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