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进: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创新

2015年02月15日 10:38  中国银行业  收藏本文     

  文/吕家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1期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商业银行不仅需要深刻理解“新常态”的丰富内涵,更需要充分认识“新常态”带来的各种变化。坚持创新转型发展,才能抓住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业务机遇。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常态”已成为财经界的热门词汇。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在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客观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与过去30年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从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一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当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劳动、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由高速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区间。但经济增长“转段”并不意味着经济“失速”,或者说是硬着陆。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增长的适度降低,我国经济增速仍将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同时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也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峰会上演讲所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二是经济结构从发展失衡向优化再平衡转变。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服务业发展则相对滞后。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继续超过制造业,达到GDP的51.6%。但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一般达到70%以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从城乡区域结构来看,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一方面,中国政府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原有的二元结构正在逐渐被打破;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目前已经超过东部地区,区域之间正在形成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是发展理念从片面追求GDP向全面发展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升级相适应,政府的发展理念也进行了调整,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着重于更为全面的发展观,同时经济发展的动力也由过去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更多地依靠改革推动与创新驱动。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减税让利,企业活力和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增强。未来随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全面展开,经济活力将进一步迸发,“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将转化为“新常态”下的新动力。另一方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能够极大地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有助于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深刻认识商业银行发展“新常态”

  经济的“新常态”必将催生金融的“新常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叠加银行业自身面临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以及市场准入放松等诸多挑战,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银行业高速发展和高盈利的时代基本告一段落,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呈现出五个显著变化。

  一是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从货币政策来看,近期调控方法呈现出了保持定力与主动作为相结合的“新常态”。基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调控思路,无论是政策工具的选择,还是调控时点的拿捏,都更加强调针对性、实用性和及时性,侧重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而不是过去的“大水漫灌”。另外,美联储退出QE后,资金流出压力将会上升。随着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出一种“新常态”。从监管政策来看,资本充足率达标、实施“栅栏原则”、加强审慎监管、规范同业业务以及强化存款偏离度考核,金融监管环境将日趋严格。此外,近期国务院发布的43号文已对政府融资方式进行了规范,意味着银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投放贷款的终结,这将对银行原有的贷款类及平台类融资业务形成抑制。

  二是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现阶段来看,“新常态”带给商业银行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资产质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于对经济形势的乐观预期,及在大发展时期迫于与同业拼规模、比速度的压力,商业银行倾向于低估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流转速度下降,前期隐藏的风险也容易暴露出来。企业出现经营困难,银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2014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11266亿元,比2013年末增加5345亿元;不良率为1.31%,比年初上升0.31个百分点。上市银行年报显示,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仍在上升。今后一段时间,各种矛盾冲突和风险事件可能会更加频繁,“两高一剩”、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领域的金融风险可能会继续发酵,银行业资产质量将承受较大压力,守住风险底线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是竞争环境发生变化。近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入金融业,资金融通等活动越来越多地通过银行外体系进行,融资脱媒、资产管理脱媒、支付脱媒正加速形成,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社会直接融资比例在逐步提高,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将会不断降低。另外,随着市场准入门槛降低,民间金融进一步“阳光化”,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还将继续涌现。截至2013年底,国内银行业法人机构已经超过3900家。竞争对手和竞争格局的变化,虽然还谈不上生死存亡,但可谓是内外交困。

  四是客户行为发生变化。比竞争格局变化更深刻的是,银行客户的金融行为正在不断变迁。如今年轻客户希望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更在意用户体验,对服务的便捷性、易用性提出很高要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客户获得银行服务的方式也大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客户借助移动终端来享受金融服务,网点不再是最重要选择。同时,客户也逐步从注重价格转变为更加信赖银行的品牌和服务,产品竞争将升级为品牌和服务的竞争。

  五是业务模式发生变化。当前,我国银行业包括资产、负债、存贷款及利润总额等在内的规模指标均较以往明显放缓。2010-2013年,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均呈逐年下降趋势。据测算,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由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6%-8%的区间增长。

  银行业属于亲周期的行业,经济增速的放缓将带来对银行信贷需求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增长的逐步下降,从而使国内银行这些年主要依靠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带来的利差收窄,以及跨市场、跨业态、跨领域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银行资金流通主渠道的地位已受到挑战,商业银行规模增长与盈利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已不复存在,单纯依赖规模扩张获取利差收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

  变革创新 适应商业银行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换挡升级”、“破茧成蝶”、“由大到强”的过渡阶段、准备阶段。这种“蓄势待发”的“新常态”既是商业银行发展的严峻挑战,更是深度转型的战略机遇。商业银行必须彻底摒弃过去“跑马圈地”、外延式扩张的传统业务老路,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走资本节约、创新驱动、内涵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是确立差异化发展战略。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大而不强”,根本原因是竞争同质化。应该说,在新常态下,国内金融业管制放松、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是必然的。虽然压力倍增,但同时也将为商业银行创造更加规范的经营环境。商业银行要借此确立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形成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和能力的商业模式,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树立因行而异、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大型银行要抓住机遇,适时进行国内外并购,加快海外业务布局,推进金融集团建设,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小型银行则要脚踏实地,做精做深,立足区域经济发展,以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

  二是转变传统经营理念。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单一结构”现象:业务结构上,以信贷业务为主;客户结构上,以大中企业客户为主;收入结构上,以利息收入为主。这样的单一结构,在利率市场化后时代是比较脆弱的,面对种种激烈的竞争,甚至不堪一击。在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需要“跳出银行做银行”,将资产配置的视角和金融服务的范围,从间接融资市场扩展至整个金融市场,更多发展财富管理、交易金融、投资银行等非信贷业务,从而实现业务结构综合化、客户结构均衡化、收入结构多元化。

  三是深化客户关系管理。商业银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对客户资源的竞争。在“新常态”下,同业的竞争和新技术的发展,使得银行客户的金融行为正在不断变迁,其迁徙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为此,商业银行在客户管理方面,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一方面,要兼顾大客户与小客户。在做好对大客户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的同时,研究大众客户群体的思维和习惯,推出为他们易于接受和使用的产品,尊重客户体验,增加客户黏性,将“屌丝们”从互联网金融浪潮中抢回来。另一方面,要兼顾老客户与新客户。要通过完善网点功能和布局,建立社区支行或私人银行等措施,吸引和拓展金字塔两头的客户群体。

  四是积极布局县域市场。我国正在迎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2013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3.7%,但仍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45%左右,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有测算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在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的背景下,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个人消费升级、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均会产生大量的金融需求,同时派生出很多金融创新业务。相对城市地区的“红海”,竞争不充分的县域地区对商业银行而言,仍是一片“蓝海”。

  五是强化信息技术引领。我国将全面进入网络金融时代。科技创新将从支撑业务发展向引领业务发展转变,并被更多地应用于银行的客户挖掘、产品开发、业务拓展、决策支持和运营管理,并从根本上变革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成为银行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大力推进大数据技术发展、加快构建信息化银行、形成网络金融时代新的竞争优势,将成为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中最关键、最迫切的一项战略抉择。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银行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并不是其他传统金融企业,而是现代科技行业。商业银行面临的是一场现代科技与传统金融业之间的竞赛,谁跑得快谁就将取得胜利。

  六是重视精细化管理。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短期内必将带来存贷利差缩小。但存贷利差缩小,不等于银行收益率降低。在“新常态”下,商业银行要保住收益率不下降,就必须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充分运用先进的管理工具,推动业务经营的流程管理、过程控制和客户服务体系的精益化,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增强“软实力”;不断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风险定价水平;不断完善和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构建客户价值管理、内部成本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三位一体价值管理体系,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完善制度 应对商业银行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下,政府不仅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为商业银行持续稳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一是加快发展资产证券化。华尔街有句俗语说,“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要将它证券化”。与发达国家规模庞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相比,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非常弱小,信贷资产证券化仍处于试点阶段。但是,无论从供给面看还是从需求面看,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近8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就超过46万亿元。如果仅将中长期贷款的10%用来进行证券化,其规模就可以达到4.6万亿元。进入经济新常态,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是盘活存量信贷资产的有效方法,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具有导向作用,应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做好简政放权,简化审批手续,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为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负债调整开辟正规渠道,激发市场活力。

  二是尽快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当前,我国银行业乃至金融领域最大的挑战,主要在于银行业积聚了较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据统计,目前我国银行业提供的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高达85%。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政府总是通过行政手段处理问题金融机构,成为最后的“买单人”。在新常态下,不能再靠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方式,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而是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市场的作用,用市场制度对政府作用进行替代,日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存款保险制度(征求意见稿)》,这将是打破“刚性兑付”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的制度保障,应尽快加以实施

  三是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互联网企业等推出的“宝宝军团”,曾一度改变了游戏规则,对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冲击。其实,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其优势是互联网企业无法简单复制的,互联网企业可以是一个成功的搅局者,并在短期内快速“吸金”,但毕竟基因不同,企业文化迥异。互联网企业利用了互联网技术,但在实际上做着与传统金融并无根本差异的事情,以互联网思维搞金融,缺少监管必然会形成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互联网金融欺诈、侵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在“新常态”下,互联网企业在提供融资服务时,也要将其纳入监管体系内,强调现有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并尽快制定相关法律,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控制好潜在的传染性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商业银行不仅需要深刻理解“新常态”的丰富内涵,更需要充分认识“新常态”带来的各种变化。坚持创新转型发展,才能抓住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业务机遇。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1期。

文章关键词: 吕家进邮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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