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伯南克

　　美联储理事会主席 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

　　在即将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之际，伯南克指出，在货币政策异常困难时期，增加政策透明度非常有价值；透明度不仅有益于引导市场预期，更事关中央银行的合法性。

　　我即将结束联储主席的任期。毋庸赘言，对联储、美国及我本人而言，我的任期均堪称多事之秋。回首既往8载的成就与未竟之任务，此其时也。我将简要涵盖三个方面：联储的透明度与问责、金融稳定与金融改革，以及货币政策，再谈谈美国及全球经济前景。

　　透明度和问责

　　2006年2月我就任主席时，促进联储的透明度与问责是我的一个首要目标。我一直主张增强透明度，特别是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使货币政策更可预测、更加有效。联储增强透明度和沟通的工作不仅确实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任伊始，我希望在我所继承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主席的货币政策框架基础上有所增益。我的前任已经强化了联储对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的承诺，将其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他们逐步增加了货币政策分析和实施的透明度。例如，沃尔克主席引入了货币目标制（money-targeting）框架,以帮助联储应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通胀。在格林斯潘主席任内，联储开始在每次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后发布声明。我相信，进一步增强联储的透明度会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并提高联储的制度公信力。作为学者，我曾撰文主张实行灵活的通胀目标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中央银行使用这一方法。通过充分披露关于政策目标和战略的信息，及其经济预测，这些中央银行提供了一个清晰框架，以帮助公众和市场参与者理解和预测政策行动。明文公布数值目标和政策计划也有助于对中央银行是否实现目标进行问责。我坚信，此框架可以适用于联储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在实践中，使用此框架的中央银行在追求低通胀的同时，也在追求经济目标，所谓“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就是此意。

　　由于本次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的繁忙工作让政策制定者疲于应对，联储向更清晰政策框架发展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要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进展。在2007年10月的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引入了 “经济预测概要”（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简称SEP）季报，涵盖与会者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如通胀、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失业率。此后又加入了对上述变量的长期预测，以及每位成员出于其政策观点的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变化路径的预测。添加的这些内容使公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长期政策目标，以及这些目标之下的利率走势的看法。

　　2012年1月，我们采取了另一项重要措施：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声明，公布其长期政策目标和策略。该声明首次明确了2%的长期通胀目标，并在“经济预测概要”季报中提出委员会成员对长期正常失业率的评估，目前该指标是5.2%～6%。声明同时指出，委员会将对价格稳定和就业目标采取一种均衡的方式。联储还采取了其他方式解释决策理由，包括我本人每季度出席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事实证明，在货币政策异常困难时期，增加政策透明度非常有价值。

　　无独有偶，值此艰难时世，联储的透明度与问责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上对联储至为关键，这就是支撑联储的民主合法性。与其他中央银行一样，联储掌握强有力的工具，民主问责制要求公众能够知晓如何及为何目的使用这些工具。当此联储被迫采取非常规的、剧烈的措施之际，透明度尤为重要。这些非常规的剧烈措施包括向众多常规情况下无法使用联储贴现窗口的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旨在帮助稳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

　　为保持公众信心，中央银行需要什么样的透明性？从最基本的层次讲，中央银行必须明确和公开其政策和操作，尤其是在涉及使用公共资金的情况下。联储常规性地广泛公布有关其行动的信息，而且自危机以来，联储显著增加了向国会和公众报告的数量及具体内容。同样重要的是，同某些人所指责的截然相反，联储的所有金融交易和行动都要定期接受审计——除联储内部审计，还包括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简称GAO）、独立审计长、以及一家民营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审计是对联储管理团队的检验，这些全面审计都证明了联储的会计和财务控制能力，足以令多数上市公司艳羡。

　　但透明度和问责远远超出公开账务的范畴，更包括周详地解释我们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及其理由。在这方面，联储的首要责任是向国会报告，因为是国会在整整100年前设立了联储，并确定了联储的架构、目标及权力。联储理事会成员，包括主席和高级职员，频繁地就广泛问题接受国会各委员会的质询。当我就任主席时，我预料到有义务定期到国会作证，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会在听证会之外花如此多的时间单独或成组会见议员。但我很快即意识到同立法代表的关系在维系沟通渠道开放方面的重要意义。作为联储与国会互动的方式之一，我们也定期根据要求举办通气会，并为有兴趣了解联储问题的国会职员举办专门项目。我本人也定期与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保持联系，主要是会见财政部长和其他经济官员。

　　然而本次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将对联储加强沟通和解释的要求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为应对不同寻常的经济挑战，我们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为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必须说明这些措施。仅向国会和市场参与者说明是不够的。整个联储，包括理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均致力于让公众知情。作为主席，我也略尽绵薄，参加电视节目、出席社区会议、回答大学生的问题、访问军事基地与军人和军属交流等。通过各种项目、出版物、演讲和其他媒体，联邦储备银行在向本地区公众提供信息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次危机已经过去，但我认为对联储说明和解释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当保罗?沃尔克1979年首次坐上主席的交椅时，有线电视还没有财经新闻、没有彭博终端、没有博客，也没有推特。现在，新闻、观点和流言几乎无时不在。联储必须继续寻找恰当的方法，以游刃于不断变幻的环境，同时向公众提供清晰、客观和可靠的信息。

　　金融稳定

　　对美国和全球经济而言，过去8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当然是金融危机及由此触发的深度经济衰退。本次危机具有经典金融恐慌的家族特征，只是发生在21世纪全球复杂金融体系的环境下。因此，尽管是新环境，但应对本次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仍类似于一个世纪以前使用的措施，包括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政府担保负债、增加资本金和向公众提供保证及有关信息，只是为适应现代语境做了修改。

　　本次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住房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而此前的上涨则是受到不负责任的住房抵押贷款和资产证券化活动的推动。包括我在内的决策者当时都认为房价会下降，尽管对下降幅度有不同看法。实际上，我于2006年履新时，房价已开始下跌。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房价下跌可能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的预期是依据此前几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情况。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了账面财富的大幅度减少，但实体经济只出现了轻微衰退。然而，本次房价泡沫的破灭却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早期股票价格下跌不同，房价下跌与金融体系和政府监管中的重大缺陷相互影响，使得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持有人最初的少量损失通过金融体系不断放大。在私人部门，主要缺陷包括高杠杆率、过度依赖不稳定的短期融资、风险度量和管理中存在漏洞、使用复杂金融工具以不透明的方式来重新分配风险等。在公共部门，缺陷包括监管架构的漏洞使一些系统重要性机构和市场不受全面监管、监管机构没有有效行使现有权力、没有充分关注整个体系稳定性受到的威胁等。

　　在危机期间，联储对流动性压力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具体做法与中央银行在过去150年里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的经验是一致的，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其著作中将其概括为：尽可能早并无限制地向有偿付能力的机构提供贷款。但自白芝浩的时代以来，制度框架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金融危机主要涉及挤兑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的存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本次危机前，信贷发放已大幅度地从传统银行业转移至所谓影子银行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依赖短期批发融资，而这类融资对挤兑行为非常敏感。针对这种情况，为平息恐慌，联储不仅向商业银行，也向其他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重要金融市场，如商业票据和资产支持证券市场，提供流动性。由于融资市场是全球性的，美国的借款人非常依赖外国贷款人，因此，联储也与14家外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

　　提供流动性仅仅是稳定金融体系的第一步。后续工作的重点是重建公众信心，主要包括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负债、由财政部担保货币市场基金、用公共资金向银行注资等。联储在2009年春主导的银行压力测试，包括向公众详细披露有关美国大型银行偿付能力的信息等，进一步增强了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压力测试中信息披露的成功恰好是透明度好处的又一例证。

　　随后改革监管框架的重点工作是限制导致危机爆发并恶化的缺陷，使其不再重现。《巴塞尔协议Ⅲ》项下关于银行资本规定的变革显著提升了对全球性银行资本的损失承受能力的要求——包括针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附加资本规定和杠杆率上限。联储的《全面资本分析和审核》（Comprehensive Capital Analysis and Review，简称CCAR）程序是2009年压力测试的延续，规定大型金融机构必须保持充足资本以应对极端冲击，且这些机构必须展示其内部规划程序的有效性。此外，向公众披露审核结果亦有助于加强市场约束。《巴塞尔协议Ⅲ》框架还包括流动性规定，目的是减少全球性银行对短期批发性融资的依赖，以及以其他方式控制此类银行的风险。目前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对大型机构的监管，并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规定在多数标准化衍生品交易中，中央清算机制必须更加透明等。

　　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也得到加强。例如，新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已将若干非银行机构定性为系统重要性机构，必须接受联储的并表监管。此外，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短期批发融资市场的潜在不稳定问题，包括改革货币市场基金和三方回购市场。

　　当然，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实施有效的金融改革。好消息是全世界都在进行类似改革，美国、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等国际机构都在进行协调工作。

　　总体而言，联储的监管方式已进一步演化，在传统的对单个机构的监管之上，又包含了实质性的宏观审慎——或曰系统性——导向。例如，联储新设了金融稳定政策和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Financial Stability Policy and Research），职责是协调联储系统的有关工作，包括监测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以识别新出现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此类强化的监测非常重要，因监管结构的变化和金融创新可能会导致风险以新方式显现，或转移到目前监管覆盖的领域之外。

　　尽管已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仍有更多未竟之业。除完成全面实施前述任务——包括实施新的规则和监管责任——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以确保有序处置资不抵债机构的新机制有效运行，从而增强对大型机构的市场约束。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评估可能用于应对金融失衡的潜在宏观审慎工具。例如，新《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包括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在信贷扩张时期，这种资本缓冲可能有助于增强金融业的抗风险能力。研究人员正在审视这项规定和其他潜在监管工具，如按揭贷款的贷款与抵押品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周期性敏感度要求，以改善金融稳定。包括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许多国家已实施了此类措施，这些国家的经验应值得借鉴。尽管从原则上讲，货币政策可以解决金融失衡，但宏观审慎工具和传统监管应当作为预防金融稳定威胁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还需要深入理解如何设计和实施更有效的宏观审慎工具，以及这些工具与货币政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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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特?耶伦于1月底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耶伦将延续伯南克的政策导向

　　货币政策

　　提供流动性和其他紧急措施对缓解金融恐慌的冲击至为关键，货币政策立场的迅速转变则对拯救因危机导致的大幅度经济下滑非常必要。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07年夏天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降低到2008年底的0～0.25%的区间，放松的速度堪称迅疾。自那时以来，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

　　在利率为零的约束条件下，为了提供更大的适应性货币政策支持，联储使用了另外两个工具：增强联邦基金利率变化路径的前瞻指引和大规模购买长期证券。其他主要中央银行为应对自2008年以来的形势变化也采取了类似方法。例如，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都使用了具体的前瞻指引和大规模资产购买；欧洲中央银行的措施包括购买主权债和降低主权债务风险、向银行提供大量流动性，并提供未来利率走向的定性指引。

　　在短期利率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有关未来政策变化的指引有助于形成市场预期，压低长期利率，从而放松金融条件，并有助于支持经济活动。尽管零利率造成了对政策利率和其他政策工具的成本及效果的不确定性，但通过提供委员会成员预期的政策目标，短期利率指引可以促进整体政策的实施。起初，委员会实行定性指引，以后进行了几轮改进。2012年12月，委员会引入了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的政策指引。委员会首次宣布，只要失业率高于6.5%，未来1～2年通胀率预期不超过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半个百分点，且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可控，联邦基金利率就不会上升。

　　我和联储的同仁强调，指引中的条件是临界值，而不是触发值。换句话说，超出上述临界值中的一个，不一定自动造成联邦基金利率的上升。相反，给出的信号仅仅是，委员会应将其视为一个恰当的时机，可以基于更大范围的指标，开始考虑是否及何时方有理由提高目标利率。

　　大规模资产购买降低了长期利率，增加了货币刺激。通过资产组合平衡渠道，资产购买减少了公众持有的长期资产的供给，压低了期限溢价和长期收益率。此外，决定购买或延长资产购买计划也会产生一种信号作用，只要市场参与者认为该决定表明了决策者对适应性政策立场的承诺。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产购买的潜在信号效应取决于整体经济和政策环境。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3年12月会议上决定适当减少资产购买数量，这并不意味着联储削弱了其保持高度适应性货币政策的承诺。相反，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前景改善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正是我们在2012年9月启动资产购买计划时确定的目标。在最近举行的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重申并澄清了利率指引的做法，指出即便失业率低于6.5%的临界值已有相当时间，委员会仍将维持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特别是在预期通胀继续低于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的情况下。

　　这些非传统工具是否有效？一些怀疑论者指出，经济复苏的步伐非常令人失望。在过去几年里，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年均GDP年增长率只略高于2%，通胀低于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然而，经济复苏一直面临强大阻力，这也表明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大力支持，增长可能更加乏力，或甚至是负增长。大部分研究结果支持前瞻指引和大规模资产购买的政策组合确实促进了经济复苏的结论。前瞻指引改变了对利率的预期，而且众多研究显示，资产购买压低了长期利率，推升了资产价格。这些金融条件的改变会对经济增长提供巨大支持。

　　一旦经济增长得到充分改善，不再需要非传统政策工具时，公开市场委员会将面临新的政策实施和政策框架的设计。大规模资产购买增加了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并造成了银行体系大量超额储备。按照危机前使用的操作方法，大量超额储备的存在会影响到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恰当时机提高短期名义利率的能力。但是，联储目前有很多工具可以在需要时恢复正常的政策立场，而不需要依赖资产出售。我们可以提高超额储备的利率，这会推升短期利率；此外，如果需要，联储也可以使用其他工具，如固定利率隔夜逆回购合约、定期存款或定期回购合约，来减少银行的储备，紧缩对货币市场利率的控制。因此，在恰当的时候，公开市场委员会可以恢复主要通过调整短期政策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方法。但是，联储政策实施框架的某些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化。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未来会考虑这一问题，研究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经验和管理利率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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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经济学家、前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将出任联储副主席。费希尔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时曾是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导师

　　经济前景

　　自4年半以前开始复苏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就业人数增加了750万，过去17个季度中，有16个季度真实GDP实现增长，2013年第三季度真实GDP的水平已比危机前峰值高出5.5%。 失业率已从2009年秋季的10%下降到近期的7%。工业生产和设备投资已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峰值。银行体系的资本金得到了充实，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在2008年末、2009年初美国经济快速下滑时，市场对经济前景是非常不确定的。当时的股票价格指数比目前低60%，而且信用利差非常大。

　　尽管取得很大成就，但经济复苏显然尚未完成。7%的失业率仍然较高。长期失业人数仍然非常多。其他度量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指标（如因经济原因非全时工作的人数）的改善情况不如失业率。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尽管这种下降可能反映了在危机前就存在的某种长期趋势，但也反映了潜在工人对就业前景的悲观看法。

　　回首往事，我们现在可以找出许多阻碍经济复苏的因素。其中一些很难或不可能预期到，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以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等。另一些因素则比较容易预测，比如经济繁荣和泡沫破灭造成的严重失衡需要很长时间来调整。正如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研究中指出的，金融危机后，经济活动一般都很虚弱，如果危机前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信贷的快速扩张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情形尤为如此。

　　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缓慢反映了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家庭通过减少支出来弥补财富损失并减轻债务负担；为了恢复资本比率及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金融机构在减少贷款。除上述金融因素，复苏缓慢也反映了危机前住房（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商业地产）的过度建设，以及住房抵押贷款的收紧。与以往复苏过程中建筑业的快速反弹相比，近期的表现则不太景气。

　　虽然联储在预测真实GDP在本次复苏过程中有过于乐观的倾向，但我们在预测失业率时有时又过于悲观。例如，2013年失业率的下降明显快于我们的预测，尽管GDP增长率略低于我们一年前的预测。这一差异反映了许多因素，包括劳动参与度的下降，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本次复苏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一般来说，当生产率增长缓慢时，即使需求增长不大，企业也需要雇用更多工人。由是观之，生产率增长缓慢一定是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的诸多原因之一（由于大幅度数据修正，所以实际了解到本次复苏早期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事实较晚，这充分说明了实时决策的难处）。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可能是金融危机的严重后遗症，如紧缩信贷条件限制了创新、阻碍了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和新企业的设立；或反映了销售增长不快，导致了企业在资本及人工投入上不够集约化；或可能是度量方法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其他经济体，生产率增长也很缓慢。但另一个可能性是生产率增长缓慢反映了与本次衰退基本无关的长期趋势。显然，如何解答生产率谜题对我们形成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期有重要影响。

　　经济复苏缓慢的众多原因，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住房和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事件等，我还要加上一个重要因素，即财政政策。联邦财政政策在2009年和2010年是扩张性的。但自此之后，联邦财政政策就紧缩了。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增税和减少支出很可能降低了2013年GDP增长率1.5个百分点。此外，在整个复苏过程中，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一直是高度紧缩的，反映了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后的调整。不妨展示一下紧缩政策的影响：在2001年衰退后的复苏过程中，各级政府的雇员增加了近60万人；相反，在本次复苏过程中，政府雇员减少了超过70万人，净差额超过了130万人。政府投资也有相应的减少，例如在基础设施和转移支付方面。

　　虽然长期财政可持续性是一个重要目标，但短期内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相反，复苏步伐慢于预期。在利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当前的政策组合有严重缺陷。当利率接近于零时，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限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更大，且成本较低，因为利率低，债务负担较轻。更均衡的政策组合也可以避免低利率的成本，如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而不会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

　　探讨影响经济复苏的因素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近期形势，也是为了思考经济前景。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上文提到的阻碍经济复苏的逆风可能正在消退。虽然近期的联邦财政政策仍然是紧缩的，但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在2014年会有所减弱， 2015年的减弱程度甚至更大。同时，州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形势也有所改善，进一步削减支出的必要性降低了。住房泡沫破灭后的影响也在减少。例如，尽管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仍然较高，但房屋价格已回升，促成抵押贷款/房价比率处于“水下”的业主人数显著减少，止赎和抵押贷款违约的数量也大幅度下降。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已显著改善，财富和收入在增加，家庭债务偿还负担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由于家庭财务状况的改善，对家庭的贷款标准正在放宽，尽管潜在的按揭贷款借款人仍面临阻碍。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财务状况也非常健康。上述因素加上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预示着美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前景良好。当然，如果我们应从过去几年的经验中得出一些教益，那就是应当对我们的预期保持谨慎。

　　世界其他国家情况如何？美国的复苏似乎快于多数发达经济体。例如日本的真实GDP仍略低于危机前的峰值，英国和欧元区的真实GDP仍分别低于危机前峰值的2%和3%。尽管如此，我认为有理由对国外形势保持谨慎乐观。与美国一样，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以增强金融体系并提供政策支持。金融业的改革正在进行当中，紧缩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正在减退。虽然欧洲的财政改革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发达经济体增长改善的迹象，这对美国具有积极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13年上半年增长放缓之后，下半年出现了较快的恢复。虽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前景保持良好，但结构性改革（如中国和墨西哥）的程度和效果将非常重要。

　　结论

　　2013年12月，我们纪念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签署《联邦储备法》100周年。在过去100年里，联储经历了众多经济和金融挑战，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和联储面对的困难是历史上比较严峻的挑战之一。过去几年的经历使联储发生了重要变化，包括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政策沟通、大幅度提升联储对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提高联储的透明性等。

　　我们在谈论联储或其他机构，仿佛它们都是遗世独立的。这当然不对。联储由一群人组成，在一个机构内工作，有一种机构文化和一套价值观。在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联储同仁不畏艰辛，又富于创意，对此，我深感骄傲。我们秉承的文化是注重客观性、专业分析、职业化、敬业，和不受政治影响左右。不论联储近年来取得何种成就，都应归功于联储同仁，无论在个人层面上，还是作为一个集体，之急公好义。尽管联储未来无疑仍会面临艰难挑战，但我们的团队和我们的价值观让我坚信，联储定能成功地笑傲挑战。

　　【本文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康以同摘译自伯南克2014年1月3日在费城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会上的演讲，原文标题为The Federal Reserve –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英文全文参见美联储理事会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140103a.htm）和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www.bis.org/review/r140106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