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5日消息，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金融街论坛”在北京召开。

　　以下为“演讲与对话二：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嘉宾发言实录：

　　宋敏(主持人)：金融街论坛下午第二时段的主题演讲现在开始。本时段由我来主持，我是北京大学金融系的宋敏，大家下午好。本时段的主题是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们邀请到国际国内几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演讲嘉宾，为了节省时间，我现在马上开始第一个环节。首先发表主题演讲的是中国人保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官俞小平女士，他演讲的题目是《保险业改革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大家欢迎！

　　俞小平：大家下午好！

　　我首先说明一下，今天这个发言本来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周立群发言，他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但是由于临时他有其他的事情不能过来，所以让我代表他，替他来做这个发言。立群总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保险业的改革创新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一段讨论的主题。保险业对重要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功能是风险保障，在这个基础上还派生出了财富管理、资金融通等功能，下面我主要从这几个角度里谈一谈保险业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通过产品创新提升风险保障功能。

　　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体面临的风险从我们保险行业这个角度来看主要有三大类风险：一是拥有物的风险；二是生命和健康风险；三是责任与信用风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气候与环境的恶化，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人们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高。然而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保险业在上述三类风险领域提供的保障产品和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如在对居民拥有的物的风险保障上，随着家庭财产种类的增加，数量的增多，价值的提高，家庭物质资产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中国保险业对物的保障还主要局限在车险上，对非车领域提供的风险保障服务很不充分。再如，在生命与健康的风险保障方面，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亚健康化、重大疾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社会主体的风险保障需求日益增长，而中国保险业为人提供的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服务非常有限。中国人均寿险保障持有量只有0.4张，与发达国家普遍都在5张以上相比差距很大。又如在对社会关系的风险保障方面，随着社会主体责任多元化和角色多元化，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更多的体现为信用关系和法律关系。企业作为雇主需要承担雇主责任，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需要有信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作为生产者也需要有信用，并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等等。而中国的信用风险和责任险在很多领域存在着真空地带，在财产险中，责任险占的比例长期都维持在3%左右，远低于国际上9%的平均水平。提升保险保障功能，需要保险业全面的创新。

　　一是产品创新。如前所述，中国保险业在物、生命与健康、责任险三个方面的风险保障上都存在着薄弱环节和空白地多，需要紧扣社会需求变化进行产品创新，如进一步拓展深化农业保险，为农业现代化保驾护航，积极发展重大疾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满足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大力推广食品安全责任险，环境责任、医疗责任等保险业务，扩大责任险的覆盖面和服务领域。

　　二是机制创新。商业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政府的一般社会管理职能有着天然的联系，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功能需要商业保险，而商业保险对政府进行有效配合，也是保障功能充分发挥的必然途径。在与政府的合作上，中国保险业在过去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说湛江模式、泰昌模式都是很好的例子，保险行业通过与战将和泰昌市政府的合作，对医保进行了合作，实现了低成本的高保障和全覆盖，今后保险业还需要与政府在合作方面积极创新。

　　三是服务创新。保险业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为被保险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向风险保障链条的前端延伸，从被动理赔发展到主动的风险防范，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程度。向风险保障链条的后端延伸，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保险服务，从简单的资金给付升级为服务给付。

　　第二大力培育财富管理的优势。

　　从国际经验来看，保险产品与其他财富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相比，其独特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期限长。寿险产品一般期限较长，因此，嫁接在寿险产品上的财富管理也具有长期性，甚至可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周期。

　　二是避税功能。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

　　三是保险业能够将财富的保值增值与财富的最终使用相连接，直接为客户提供养老综合解决方案。在中国社会中产阶层已经逐渐形成并在不断的扩大，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以养老和医疗为目的的保险和财富管理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然而中国的保险业在这一领域的客户和业务量都很少，在居民财富管理领域没有获得相应的份额，也难以摆脱尴尬，就是股市牛市的时候保险产品的竞争力比不过基金，而股市变成熊市的时候，保险产业又不及银行存款和信托等理财产品的收益。

　　中国保险业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进行着同质化恶性竞争，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保险业的认识可能还不够清晰，对保险业的发展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引导。应当讲，商业保险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保险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其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税收制度的支持。目前政府对商业保险体系建设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定位认识还是比较模糊，使得政府对保险产品没有赋予包括避税功能等一些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财富管理功能的发挥。我认为，要培育中国保险业的财富管理优势，既需要政府层面的税收改革，也需要保险公司层面的产品服务和销售模式的创新。就政府而言，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保险业财富管理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税收制度，国外通行的与寿险业相关的税收制度主要有两块：一是直接赋予保险产品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养老保险税收递延和健康保险税前抵扣等。二是通过征收遗产税间接赋予保险产品避税功能。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通过税收制度的合理设计，促进保险业有效发挥财富管理功能，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应对人口老化。就保险公司而言，需要根据自身财富管理的特性，在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进行创新。在产品方面，需要开发期限长，甚至能够覆盖整个生命周期，能够抵御通货膨胀和利率风险的产品。在服务方面，可将保险服务于实体健康、养老服务相结合，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和养老生活安排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营销方面，需要建立专业化的销售队伍和现代化的销售网络，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和对银行以及人海战术的销售依赖。

　　第三如何充分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

　　保险资金的长期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机构资金的主要功能，对于财险资金和健康险资金而言，只要业务不为所，并且现金流为正，这些流动的短期负债就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可投资基金。对于负债期限长达10年，甚至几十年的寿险资金而言，投资期限可以相当长。因此，保险资金在社会长期资本供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发达国家，保险业是直接融资和长期资金供给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美国融资市场之所以发达，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保险业的支持。美国寿险资金从1930年起就是公司债务的最大机构投资者，同时也是政府抵押债券的重要购买者。保险机构持有的债券不仅数量大，而且期限长，2011年美国寿险业持有的债券资产高达2.8万亿美元，政府债平行是2.8年。近年来，中国保险业资产规模也在不断的增加，保险资金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城市市场相比，中国保险业在金融体系当中的占比仍然相当低。从保险业资产规模与银行业资产规模的比值看，中国只有0.05，远低于美国的0.5。从保险业资产规模与M2的比值看，中国只有0.08，远低于美国的0.67。由于中国保险资金规模有限，保险业在长期资本供给方面的作用也发挥得很有限，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是银行业资金体系过大，直接融资过低。我认为这个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优先股制度的缺失，改善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实体经济长期资本来源需要保险业的发达状态和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充分发挥。保险业发展壮大需要立足自身的改变创新，通过产品销售和服务创新，提升保险保障功能与财富管理功能。在保障功能方面，要满足人民对物，对生命与健康，对社会责任等三个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在财务管理功能方面，保险业需要提升财富管理能力，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加大保险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我认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对社会稳定、中国金融机构的优化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赋予保险产品一定的避税功能，引导居民财富投入社会保障，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俞小平女士，俞小平女士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讲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理解就是还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提到保险包括了物的保险，人的保险，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法律和信用关系的保险，可能我们目前还停留在更多是物的保险，而且是比较局限的车险这一块。我刚才理解就是空间是巨大的，对我们实体经济的转型也会有很大的支持。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美国摩根大通大中华区的CEO戈雅特先生，他是摩根大通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的并购市场》，大家欢迎！

　　戈雅特：非常感谢，首先我想说，这种论坛专门把重点放在讨论金融行业中的一些主要的决策是非常好的，北京金融街论坛是非常好的，这有助于促进中国和北京金融行业的发展。我们摩根大同在参加这样的论坛，也会受益匪浅。我们在中国的总部离这边不远，我们总部里面的客户有很多中国的，今天有很多著名的嘉宾参加，中国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论坛，还有一些全球的智囊都来了。我们看到在市场上购并和战略交易方面，全球上出现什么样的动态。现在全球正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中国也有这样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基本的趋势现在完全符合各国政府的目标，也就是说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社会福利更好，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从过去的形式转到消费形式，最后让中国的公司更加密切的与世界经济接轨。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讲全球的经济情况。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现在大家非常谨慎，很多的公司领导都非常谨慎，至少我们的客户，我们打交道的客户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这种谨慎和两个问题有关，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不确定性，全球的经济有些不确定性。另外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不太稳定，很多的国家都是当时金融危机震中所覆盖的地区。今天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些主要的思考方面的调整和转移，至少我们和世界上很多公司进行了沟通，他们的思想有了一些调整，有一些理由证明他们还是有一些乐观的态度，就是我们购并战略方面的思维调整。

　　很明确现在在一些新兴市场上出现了新的流动不确定性，很多西方的经济体现在有所复苏，甚至在欧洲都出现了一些复苏，尽管在过去几年欧洲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经济是不景气的。但是最近还看到了一些乐观的现象，我们现在也开始看到一些股票市场比较好的迹象，在一些新兴市场也有这样一些好的迹象，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公司的领导更加有了信心。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迹象，但是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伴随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银行业根本性的变化，它将会影响到我们摩根大通公司的运营。同时政府还有一些房地产的公司都开始考虑总体的金融服务行业中的一些总体的发展情况。中国的一些公司现在已经开始专项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原来都是这样考虑。现在更加考虑深层的战略性对话，我们至少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对话，他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种战略性的工作。并购和其他类型的战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战略当中与日俱增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有50%以上我们和客户之间的对话谈的是这一类的机会。从某种程度商来说，我认为这样一个趋势会持续深入下去，而且无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有多快，这个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当然，我们看到中国金融改革一些广受报道步伐的推进，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趋势推进得会更快。

　　我们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离岸和大陆客户业务之间的平衡，以及我们的这种工作人员工作经历的分配，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很多其他的原因，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中国的团队当中，我们竞争对手的团队当中，在中国团队的人数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是随着北京金融街这些地区的成长。在我们和中国客户的对话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就2013年而言，中国客户的并购会有20%的增加，是一个创记录的增长率。中国的客户他们对于战略性的交易更加感兴趣，中国客户1/2对外投资的项目都是去收购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品牌，最终能够把这些品牌带回到中国市场去吸引中国的消费者，或者是收购一些技术上的专长。这两类收购最终是在海外进行收购，但是成果会拿回到中国市场为中国的消费者造福，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那些著名的国企之外，交易的参与方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说地区性的国企和民营企业。我们看到这个交易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内容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中国公司内部要有相应的专业能力来处理好这些交易。我们看到中国银行在世界各地扩大业务，而且中国公司的信用和基本面越来越为国际投资者所看好。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收购，包括在新兴市场。你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他们在谈到要向最大的市场去投资的时候，过去大家都会说美国是一个最大的首选的市场，因为美国的劳动力训练有素，美国的能源价格非常低，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公司对外收购的交易有50%以上是指向美国的。人们常常专注于那些曝光度最高的跨境并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忽视的一点，恰恰是我要讲的，那就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国内的并购市场方面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机会。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从GDP的占比角度来说，中国对外并购的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企业对外并购的规模以及欧洲企业对外并购的规模。但是中国国内并购市场的交易量是要小得多。只是美国国内市场的25%，欧洲内部并购市场的1/3，从对GDP占比的角度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收购，去推动盈利，规模效益，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内地国内的战略性并购市场的发展，这个领域的投资在今后几年当中的增长我们也在为之做好准备。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戈雅特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给我们讲了全球并购市场发展的前景。全球的并购市场对我们中国内地的产业升级，对我们企业的走出去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感谢戈雅特先生的精彩演讲。

　　下面的演讲嘉宾也是来自于国外的，是英国施罗德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基思·韦德。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现在在施罗德集团专门负责全球经济的研究，他也经常来中国，今天吃中饭的时候我跟他有过沟通，他一年会来一两次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也有他独到的看法，我们现在欢迎韦德先生给大家做演讲，大家欢迎！

　　基思·韦德：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前面大家已经听到了多位发言人的发言，已经看到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我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些国际投资者，我们的资产是3千亿美元，我的决策一部分是为我们的资产配置委员会提供一些宏观的眼光，帮助他们在全球配置好资产。现在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关注点，首先是中国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现在在减速，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减速？大家已经听到了很多其他人的讲解，这一部分的观察我会留到最后再讲。另外一个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前面几位也多次提到，就是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美联储已经发出了信号，他们会放慢收购美国国债和资产抵押证券化产品这样一个速度。全球金融危机就美国而言现在已经结束了，有了这样一个信号。

　　如果看一下市场行为是什么样的话，我们看到市场认为这种低价格、低成本融资时代的结束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看到新兴市场的一些反应。这张幻灯片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的货币汇率变化，对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大量的套利就是携带交易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巴西、印度、土耳其，他们的这种经常项的赤字本来就是靠外资来填补，现在外资在撤离。韩国和中国有经常项目的赢余，这些经济体希望更好。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早期的迹象，就是说对将来是有一些启示意义的，一旦美联储收紧了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话，开始加息的话，会给新兴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已经有了一些初期的迹象了。这种超松的货币政策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美国的GDP和其他的发达经济相比将走向何方。现在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在逐步的上升，所以美国将继续引领发达经济体。美国相对于欧元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遥遥领先，直到不久前，大部分欧元区都在衰退当中，主要是一些边缘经济体，像西班牙、意大利仍然处在衰退当中，仍然在恢复增长的过程当中举步维艰。

　　为什么美国的表现这么好？因为美国处理问题的速度比欧洲更快，美国的银行很快重新注资，实现了资本化，处理了债务，这些速度更快。而且美国并没有大幅度的收紧财政政策，这也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的十年还会有很多的争论。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兴经济体是碰到了一些困难，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一些新兴国家货币的币制，而且经济增速仍然在放慢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接来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看到这张图(PPT)上显示的是中国正在实现稳定，经济活力的一些指标，像出口、用电量、运费、大宗商品价格都开始稳定了，我们看到投资者又开始朝中国投资，开始感兴趣了。

　　美国的情况，我觉得美国很快的修正了自己的金融体系，美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低效率向实体经济的机制发挥作用比欧洲快得多。在这里大家看各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急剧的在反弹，当初下滑的幅度非常大，现在反弹的幅度也非常大，所以美国的房价是在快速的回升。我们再来看美国的汽车市场买车的情况，由于低利率的环境，也是刺激了美国车市的反弹。如果我们把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信贷在进一步的扩张当中，而欧洲的银行仍然是处在一个惜贷的状态当中，因为他们还要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在再次崛起的过程当中，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央行不能够学着美国去提高利率，欧洲的货币政策将来会继续在一段时间当中保持宽松。因为我们知道，在英国和在欧元区决策人的主要注意力是提供一些指导意见，他们的利率政策仍然会保持在一个宽松、低利率的态势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美欧之间利率政策的分杈，美国和日本的利率政策也会出现分杈。日本又在实现增长，日本央行调高和对经济增长率的前景，通胀率有所抬升。但是我也想提个醒，为什么日本的通胀率能上来一点？是因为日元在大幅度的贬值，这样把石油和进口商品的价格推高了。我认为日本要想持续的推动通胀率的上升，我们需要尽快的去填补产出缺口，只有产出缺口变下了，日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上去。日本的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财政政策，日本必须要收紧它的财政政策。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计算当中，日本实际上已经破产了，GDP负债率会进一步的上升，日本必须要加税。当然了，加税又会减缓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日本央行会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当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把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对于经济唯一的杠杆就是进一步的实现日元的贬值。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汇率大局，美元针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会进一步的走强。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会继续保持对美元的挂钩汇率，人民币也会进一步升值。这样对于中国经济会带来压力。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作为投资者，当美元走强的时候，会使得投资者对新兴市场投资更加小心谨慎，原因就是一个强势的美元会有可能收紧很多新兴市场当中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会下滑，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以及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股市的表现的话，其实有相关性的。在美元走强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不愿意把钱投资到新兴市场当中去。这样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的不同预示着我们要想让投资回到新兴市场做这样一个断言还为时过早，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经济面临着一些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剧关于重构平衡的争论。

　　我也想谈一谈关于对于重构平衡争论我的观点，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模式的转变。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该做什么是很清楚的。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到，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对于中国的贸易是形成了重击，大家可以看到出口在GDP当中的占比是急剧的下降，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样一个缺口是由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填补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大幅度的上升，这是中国一个有益的政策上的举措，来确保中国保持增长。我们看到消费者支出并没有成为一个贡献的主力，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状况，也就是中国的投资率从国际标准来看目前是极其高，而消费率又极其低。这样在我看来，我们就必须要实现转换，要让中国的消费上来，而且我们要好好的审查一下中国经济投资的质量。

　　当然了，这也是这次会议一直在谈的一个主线，因为大家在谈金融市场改革，最终这一切都是关于如何把储蓄高校的投入到高产出的项目当中，主要是让金融业来发挥作用。在这里有两个指标告诉我们目前在中国资本的配置仍然是不合理的，有过分的投资。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研究来看，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极低，而且已经在不断的下降，中国的很多企业由于出口的下降举步维艰。制造商价格在下降，甚至有一些通缩的迹象。这些都说明，在中国经济当中，产能过剩十分严重，需要进行重组，需要更好、更高效的对资本进行分配。这也是早期嘉宾提到的观点，让金融体系提到作用。从很多角度来说，我对中国是充满乐观的，中国能够重构平衡，目前中国的消费非常低，但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是有办法让储蓄率降下来，让消费上去的，储蓄率一下来，消费可以得到提升，可以发挥一种叫做凯恩斯的乘数效应，为经济起到更大的带动。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常项的盈余，经常项的盈余会有所缩减，但是又不会陷入到赤字当中。投资在GDP当中的占比会有所下降，并不是说投资会是一个负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的投资能够更加高效的话，既能够把投资发展得更好，每一个投资都更加有利润，又能够让银行业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样一个美国实际利率上升的背景下以及美元升值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中国重构平衡，以更大的力度来做到，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韦德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视野，就是国际的经验，讲了欧美日的经济近况，全球的经济对于我们中国利率的影响，我想大家都受益匪浅。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梅女士。李总曾经在央行工作，在国泰君安证券[微博]担任领导职务，并参与中金所的筹备。她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发展金融控股，服务实体经济》，请大家欢迎！

　　李梅：非常高兴，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刻，我们在这里来探讨一下金融如何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我想还是从我们金融的本质来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金融是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金融支持的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非常低下，整个金融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脱离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但自身难以维系，甚至会扭曲要素价格，造成资产价格的失衡，使经济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均衡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家可能注意到，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了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7月2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金融运行存在资金分布不合理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并提出了引导推动重点领域和行业转型的十条指导意见。今天上午三行三会的领导也就贯彻执行这十条指导意见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8月29日，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决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步伐正在大步迈进。

　　我们之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的服务，我想是基于这样两点：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有阶段，调结构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那我们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将变得十分困难。二是刚才大家谈到的，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到了比较重要的日程。金融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今年6月我们发生了钱荒，实际上也对我们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有这样两个渠道：一是通过金融融资功能对我们的实体经济进行支持。二是通过提高资金效率，提供相应风险管理的工具，为我们实体经济进行支持。

　　当前我们在讨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时候，我想主要是指我们的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要和经济的结构调整相适应，使两者之间匹配。也就是刚才有些专家谈到的，经济危机对后来的美国、欧洲和我们中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现在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使金融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我想这个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功能的调节作用，消除金融和实体经济内部之间的套利空间。从体制机制上适应和支持保障，真正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二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体制机制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合作的创新，从而使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整合。三是在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加强金融市场的法制和三公监管，推动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健康发展。

　　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准金融机构大概有十几类，包括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都从各个角度，从各个职能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务院最早批准的冠有金融控股字样的，以证券业务为主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旗下主要包括银河证券、银河基金[微博]、银河投资、银河保险经纪、银河产业基金等等。随着资本市场创新步伐的加快，银河证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包括刚才说的未来我们市场发展的重点，收购兼并业务，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投资银行的服务。我们的资产管理业务和银河基金为客户提供公募和私募的各种理财产品，我们有几家产业基金公司，可以直接投资于国家政策鼓励的行业和企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的衍生品业务和期货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对冲产品。

　　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可以通过整合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发挥协同效益，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金融控股的模式能够更好的贯彻国家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途径。同时是业务和产品良好的创新平台，也能更好的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应该说金融的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其实刚才戈雅特先生讲到，不光是购并，购并交易的模式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源整合，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上午胡行长介绍了8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由人民银行牵头，以部际联系会议的形式来协调相关的监管问题。我想作为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是比较适合这种行业的发展和监管需求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如果我们确立了银河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模式相应的地位，赋予它相应的职责，我想它一定会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我们将努力提高集团的整体实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

　　宋敏：谢谢李梅女士，李梅女士刚才给我们讲了金融的改革和转型，应该跟我们的实体经济的改革转型相匹配，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银河金融控股公司这样一个金融创新的模式，可能这样一种模式更能符合我们实体经济的需求，我觉得讲的非常精彩。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总裁克劳斯·雷格林先生。去年在这里举行的论坛也是我做主持，在这个论坛上，金融稳定基金也来了一位演讲嘉宾，今天我们又迎来了这个金融稳定基金的演讲嘉宾。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格林先生为我们演讲关于《欧元区金融危机》这样一个话题，请大家欢迎！

　　克劳斯·雷格林：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来，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论坛，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目前在欧洲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在大会中大家都提到我们现在缓慢的已经摆脱了危机。危机还没有过去，问题还有，但是市场已经稳定下来了。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并不仅仅因为欧洲央行做了很多的工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报纸上大家都可以读到这个消息。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同时发生，造成了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应对危机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应对欧洲危机的，这个战略有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首先在四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进展。

　　第一是我们在国家层面，在南欧地区进行了调整。

　　在南欧周围地区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多在调整自己的财政赤字，他们也在进行结构的改革，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竞争性。大家可以看这是一张非常值得关注的图，在北欧和南欧之间竞争性的情况，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转折，我们北欧和南欧之间的竞争性就发生了变化。有些国家丧失了自己的竞争性，他们工资也降低了，德国他们做得非常好，底下的这些是不行的，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常紧缺的。在2008年的时候，50%累积的数字就出现了，幅度非常小，也就是调整了大概占1/3，价格的竞争，成本的竞争现在在南欧地区，这些国家出口现在强劲的增长，在经常性帐户的赤字也逐渐的消失了，这是我们这个战略的第一部分，就是做了调整，这个调整是在各个国家层面中进行的。这些国家必须要把自己的基本面改善，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把欧洲改善。

　　第二是我们提升了欧元区的经济政策协调，有所改进。

　　大家可能知道，欧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政策，但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又是非常分散的，很多人都认为这种体制是不行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但是各国所落实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分散的情况下来进行落实的，但是要有协调性才行。现在这个体制我们做了大量的提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增长又恢复了，我们做了很多经济政策的调研，确实有了好转。

　　第三是建立金融支持机构。

　　一个是欧洲金融稳定局，还有去年10月份欧洲稳定机制的建立，是整个欧元区永久性的管理机制。在这方面我又讲到了欧洲央行的作用，欧洲央行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做了很多创新性和机构性的改革，欧洲央行做了很多干预的工作。我们这两个机构在2011年已经支付了2130亿欧元，把它提供给了向我们借钱的国家，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机构来讲这笔钱不小，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整个资助的量还要高得多。实际上现在还有一些没有承诺的资金来源，当然还有4500多亿，我觉得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需求进行帮助呢？目前还没有这样很明显的需求。因此，现在确实我想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动力。

　　第四是再次加强银行体制。

　　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尽管有问题，我想说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大家一类准备金的9%或者是更多，而且去年我们增加了2000多亿欧元的资本充足率，采取了很多的步骤加强在欧洲的银行联盟建立，现在也得到了批准，也就是在欧盟地区真正建立一个市场。我们第一步就是欧洲央行作为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监管所有的大型欧洲银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是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终端解决机制，来管理我们的储蓄和保险。

　　刚才讲到了四个应对危机的战略，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过去几年进行落实和实施。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略是可行的，发挥了作用。在刚才的幻灯片上给大家讲到了，这些借款做到了很多的家庭作业，他们已经消除了经常性帐户下的赤字，而且进一步改善了自己国家的竞争力，而且他们把自己的财政赤字降低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本来是不平衡的，现在慢慢的把它消除了。另外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利率差别现在也降低了50%左右，像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在不断重新的进入到市场，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现在能够在2013年发行了10年的政府债券，这个事情在前两年他们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债券在南欧地区进行了发行，很多的金融机构、政府和公司进行发行，比前几年发行得更多。尤其在今年前8个月，增加了70%债券的发行。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整个增长，有更多的就业，希望欧元区能够在2013年第二季度的时候摆脱这种萧条，在最后一个季度摆脱负增长，我们生产的景气指数需要进一步的恢复。我们应该真正摆脱这种萧条所带来的负责任。另外我们希望失业不要再继续增长，工业的生产不断增加，信心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策略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危机仍未结束，风险仍然存在。有一些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预计有一些借款的国家需要融资上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都必须推进他们艰难的结构重组，他们的失业率都很高，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失业率降到一个正常的区间，同时欧洲的金融市场仍然是高度支离破碎的。总而言之，银行借贷是停滞不前的，而且欧洲的潜在增长还是有限的，因为这有一个人口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将来的欧洲可能也就只有1%到2%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和其他的工业经济体相比是较小的，美国会比欧洲要高至少1%。当然欧洲这样一个差异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带来的，在美国的这种人均增长是很强劲的，特别是过去20年当中。过去20年这个增长在欧洲是很有限的，将来仍然会这样。同时我们必须要记住，在欧洲往往要通过危机才不能够带来正面的变化，而正面的变化会带来正面的发展。过去有很多这样的历史，就是危机带来了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会加快欧洲一体化的步伐，所以我也充满了信心，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各国进行了调整，经济政策的协调也在进一步的加强，在进一步的朝向银行联盟前进。在危机之后，这些机构的运作和功能会比以前要更强。

　　我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宋敏：谢谢克劳斯·雷格林先生，一年下来好像变化特别大，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演讲嘉宾，大概有10位演讲嘉宾就会有5个人讲欧元的危机，今天我们看到只有克劳斯先生讲欧元危机，而且给我们的信号是欧元的危机基本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欧洲很成功的把危转成了机，虽然还有很多的风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这些消息。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法国安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艾瑞克·钱尼。钱尼先生曾担任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还曾任职于法国财政部，他长期以来的工作就是负责全球的经济分析和预测。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前景》，大家欢迎！

　　艾瑞克·钱尼：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首先我要衷心的感谢非常高层论坛的主办方邀请我与会，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很大的一个保险集团安盛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们的旗下资产达到了1.4万亿欧元，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规模的公司，所以我的工作是要去思考全球的复苏，因为全球经济幸运的是处在一个复苏的阶段，但是这样一个复苏对于金融市场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考虑宏观层面的风险。

　　在我讲这些话题之前，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这场复苏并不是一个常态的复苏，因为上一场的衰退并不是一场常态的衰退。前几轮危机当中的很多原因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在近现代历史，从1900年开始，首先是1920年到1929年，然后就是2000年2008年之间，世界仅仅出现了这两场主要的债务危机，这也就是说使得我们这次的危机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复苏也是与众不同的。当欧洲正在进行克劳斯·雷格林先生所讲到的单一变革的过程当中，这场危机降临了，对欧洲形成了打击。就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从一个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向一个内需为基础的模式，这正好和全球复苏的时间相一致，使得这次复苏是与众不同的，和以往不同的，当然我对这场复苏仍然是有信心的。

　　前面的发言人已经谈到了对于那些观察过去30年商业周期的人，大家都认为全球复苏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看到重点在从新兴市场转向发达市场，发达市场又在重新的引领商业周期。前面我们听到了强烈观点的表述，过去发达市场是引领着全球的商业周期。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特别是2002年以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在引领全球的商业周期，现在我们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又在引领全球的商业周期了。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我觉得再过几年的时间，又会由新兴市场来引领全球商业周期。现在主要的行动是由发达市场采取的，特别是美国。

　　大家都已经广泛讲到的就是美联储会退出量化宽松，这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项。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我也完全同意施罗德集团的同事说的，如果美国经济没有更好的复苏的话，美联储就不会退出量宽。一旦退出量宽，而且美国经济又好转了，那么量宽给资产价格带来的扭曲就会有效的得到消除，因为美联储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央行。新兴市场是受到了量宽结束的最大影响，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现在出现了一种全球金融周期，是所谓的中心来促成的，这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周期，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都处在这个中心的影响范围当中，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在脑海当中的。另外对投资者来说，这还揭示了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资本流入，使得量宽对于所有的新兴市场都有利，但是随着量宽的结束，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又会程度不同，有的新兴市场会遭受重击，有的新兴市场情况会相当好。欧元区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欧元区危机并没有整个过去，最重要的是要对欧元区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革。为什么欧元区的复苏那么慢？增长率那么低？因为欧元区银行业的重组出于很多原因一直是滞后的。在欧元区75%的融资都是基于银行的融资，所以银行业的改革是2014年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课题，如果要想看好欧元区的话，我们认为至少要先去建立银行业的联盟，要进一步的改革银行业。如果银行业没有改革的话，那么会有很多的发展障碍。

　　接下来我给大家谈一谈全球复苏的三个主要的地区以及来评论一下宏观面的风险。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全球贸易，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的血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上一轮衰退叫做大衰退，当然不是大萧条了，这对于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很多非金融公司的破产，然后快速的复苏，又是由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推动的。接下来之后，全球贸易复苏的速度非常之慢，如果我们相信最终我们仍然是看到了全球衰退以及全球危机至少在美国的结束，这样我们就应该有信心去看好全球贸易明年实现4%到5%的增长。有一些先行指标已经指向这个方向了，大家看一下绿颜色的先行指标揭示的就是全球贸易要回升。

　　我们来讲一讲美国的经济，为什么美联储已经决定要终止量宽政策。因为大部分美国消费者的去债化已经结束了，这种去杠杆化可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你非常保守的话看一下这张图，美国消费者的负债率已经回到了2003年、2004年的水平，已经是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了。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消费者已经可以去借更多的信贷，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当中，美国的信贷，美国的经济会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推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欧洲形势是格外复杂，我认为欧洲出现的三次探底，三次去债化，政府、银行和以消费者为主的私有部门，三重探底，三重去债化，这是极其痛苦、极其艰难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需求是如此疲软，如此不振。我认为欧洲的形势在中短期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会有限的改善，但不是大幅度的改善。比如说欧元区仍然缺乏需求，而且很多国家经常项的赤字已经缩减了。像荷兰、德国这样的赢余国，他们经常项的赢余没有减少。所以这些经济体是在改善的过程当中，但是进步货币非常慢的。

　　关于中国说了很多，这是我对中国的观察。我们看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在放慢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样一种潜在增长率的放慢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个出口驱动的模式朝向一个更加均衡的增长道路转型这不是一个坏消息。对经济学家来说，我们的问题是要把周期性的放慢，比如说这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关。2009年以后有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我们要把这种周期性的放慢，和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放慢之间区分开来。因为今后两到三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合理的区间是7%左右。如果来看一下中国的消费者，我的希望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是全球最大得了。曾经有一个对于购车的刺激政策，这个政策收回之后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中国的车市10%到13%的增长率是快过了平均的净增长率。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宏观层面的风险，当然有政治风险。我不想去详细的介绍叙利亚危机，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市场要做好准备。另外像美国的债务上线问题，这件事还是挥之不去的，还有德国宪法法院对于欧洲央行去年推出的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仍然在修复过程当中，调整经济体仍然有一些风险。我们不能够忽视有可能在欧洲出现政治危机这样的可能性，意大利的体系还没有实现稳定。生活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08年的水平，意大利如果做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危机的触发国，我们还是祈祷意大利不要出事。我们也看到央行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当中，这个国家必须要进一步的缩减他们的资产负债平衡表，这样的一个举措会带来长期更高的通胀。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钱尼先生，钱尼先生给我们讲了国际经济的情况，包括美国的调整。同时他也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调整对我们发展中国家会带来很多机会，他对全球的经济虽然是有风险，还是比较看好的。

　　今天我们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夏斌先生。夏斌先生曾担任深交所的总经理，也是上一任央行货币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我跟夏先生认识很多年了，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介绍夏斌先生，夏斌先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精彩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增长与地方债务》，相信大家会很关心这个题目，有请！

　　夏斌：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演讲是今天大会的最后一个，而且演讲开始时间已经是本来安排中间的讨论时间结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抓紧时间讲一讲我的观点。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的市场里的投资者，全球投资者和市场关心中国的经济，我看就是两件事：一是当前经济的走势是见好还是崩溃，二是都非常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大局的步骤，也就是说等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今天时间有限，我谨就经济形势谈一些观点，有些观点也是一些老的观点。

　　关于经济形势，其实我在2011年中7月份曾经说过，从趋势看，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个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内在的逻辑力量决定的。它不完全是经济周期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支配调控的。这个时候如果采取相反的过度调控政策，只能使经济振荡加剧，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时间的早晚问题，当时给时任总理的温总理也是这么汇报的。后来自己又说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到市场，到投资者都必须清醒的看到这个大趋势。在2012年底，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季度GDP8.1，第二季度7.6，第三季度7.4的状况，有人呼吁中国的银行要大力放松银根。我认为，我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国民经济刚刚开始进入了结构调整的阶段。当时2012年底文章的标题就是调整轨迹中的2013年中国经济，明确提出中国2013年的经济不是以往所说的最困难的一年，最复杂的一年，就是应该调整的一年。

　　面对当时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硬着陆的各种预测，2012年我反复再次强调本人在2010年写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间所判断的，我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眼前遇到很大的问题，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机遇。原因有几点：一是刚才海外几位贵宾讲到，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发展需要钱。尽管人口在老龄化，但是未来10年、20年，在大国经济体中间，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充裕的资金实力。二是我们的城镇化、工业化仍然在过程之中，意味着发展面临着很大的空间。三是尽管美国危机影响全球，萧条也好，衰退也好，我认为这个复苏过程中间会遇到一点噪声，但是全球化趋势不会中断。我们30多年的发展正是依赖全球化，只要全球化趋势不中断，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大机遇。四是改革的红利，这30多年的发展，用中国人的观念来总结，总结到最后一条就是改革开放，只要我们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相信我们还有很多的红利可以释放，很多的制度安排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同时看到中国政府手上掌握着在危机中其他国家政府所羡慕不已的3.3万亿的外汇储备，掌握着大量优质的国有企业资产。从今天来看，我们更容易看到1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市场，明年预测人均GDP7千美元，有人估计我们的中国消费市场在未来的10年中间中国消费占全球消费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当然这个数据是一个预测数据。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向，给我们一个参考，中国本身很大的消费市场存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运用好这个市场。同时从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看，我们除了讲人力资本以外要讲物质资本，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基础上已经打好了一支有效率的产业大军。从供给和需求方方面面的因素来看，我认为中国保持相对稳定的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进入到2013年，不仅中国，包括海外对中国的发展很纠结，应该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不可持续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从长期看仍然能保持持续稳定、高速成长。但是我认为，这个高速成长的高速并不像2003年到2006年那样平均10%的增长，像2007年甚至高达14.2%的增长，那样的速度是不可能。相对于中国自身现在的条件，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高速，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间，如果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7到7.5%的增长，已经是绝对的高速，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市场人士需要充分认识的。要维持中国当前经济保持7%左右的长期、健康增长，重要的不应该在速度上多0.5，少0.5，重要的是要如何使中国保持7%左右的速度维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使保持7%左右的速度，不是像现在这样带有这么多的矛盾和压力之下，不是带病运转。而应该尽快的通过加快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解决巨大的产能过剩，我认为中国的政府对中国的问题是清楚的，要尽快的解决巨大的产能过剩，解决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问题，解决地方政府无序借债的问题以及房地产泡沫问题。

　　关于稳定中国的增长和加快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防范系统性风险三个分析的关系，我最近曾经发表过一些观点。政府今年在这几个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政策安排和工作布局，今天作为我最后一个发言，由于时间关系，我专门想就系统性风险中的地方债务问题再做几点补充。关于地方债务问题，前一阵子国家审计署对36个地区的债务问题进行了审计，目前又在布置对全国地方债务进行新一轮全面彻底的审计。所谓全面就是审计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乡一级政府，除了省地县之外，延伸到了乡一级政府。所谓彻底，这是审计几乎对政府各类融资活动，包括BOT、租赁等等各种业务方式都包括在内。我相信10月底的审计结果肯定是惊人的，肯定比以前多，市场上说有10万亿，有22万亿，我相信比过去9万多亿相比是惊人的。同时我也相信，其中有部分已经是呆坏帐，是还不了的。因此，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作为研究人员要提出建议，如何前瞻性的做出考虑，我认为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目前总体上应该坚决执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一系列严加控制的规定。今天只是想特别指出，要控制好地方债务的进一步增长，从眼前看要做三件事：

　　一是中央政府应该放话，对于继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做假帐进行融资活动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当事人一定要秋后算帐，绝对不能明知故犯。

　　二是要防止监管套利。一行三会几个金融部门要切实负起共同的责任，听说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就协调问题进行了演讲，我认为很好，就是我们曾经有过，我们在考虑一个企业主体债务发放规模、杠杆率的时候都是各考虑各的，这个单位监管部门是40%，另外一个监管部门也是40%，几个监管部门下来到底多少？企业明白，地方政府明白，这就是中国的监管套利，都在抓监管套利的孔子。

　　三是要杜绝各个进机构的道德风险。要对各个金融机构上课，要重温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款规定，政府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也就是说政府机关不能做担保。什么安慰函，什么这个函那个函得不作数，地方政府人大出的函都不作数，到时候该赖帐到法院打官司照样没用，没有法律行为。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作为担保人，有些已经作为公益事业的房产等项目作为担保，发理财产品，做影子银行的工具，这都是违法的。所以要向各个金融机构上课，对于仍然不顾风险，钻政策空子，造成严重损失的，最后也应该追究责任。整个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只有等到10月底全国审计结束后才能拿出方案。根据我在机关工作的经验，我相信会有一揽子的方案，我也相信这个一揽子的方案肯定是分类处置的方案。

　　除去大部分可以偿还的债务之外，对于已经确定不能偿还的债务，我们要区分有效率的资产和无效率的资产，并且根据以上不同的情况，采取地方政府发债、资产证券化，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可以发债，资产证券化，没有条件的，有债务企业的股权，或者冲销银行的坏帐，改变冲销银行利润，或者银行再次再转股，或者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最后中央财政再买一点点单。出售地方政府所持有的优质股权和房产等各种办法来偿债。我相信在政府还债问题上，一定会严格执法，绝不会再搞下不为例。中国这么大，情况复杂，一定要实事求是，分类处置，对个别大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大搞烂尾投资项目的，地方政府要让其搬出豪华办公楼，要让地方政府卖楼还债，卖他的好资产还债。要抓典型，警示天下。尽管中国不会发生像美国底特律政府破产的现象，因为中国政府作为整体政府而言，财力基础是雄厚的，不会存在偿债的风险，但是对于个别地方政府无视法纪的行为，必须要用特殊的办法来严肃处理，以防以后。

　　这是我今天讲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以及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对地方债务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夏所长。刚才讲得非常精彩，首先是这个增长的潜力还在，但是地方债的风险还是不可低估，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怎么样解决地方债的一些方法。下面我们邀请各位嘉宾来做一个简单的对话，包括我们之间的对话和我们跟观众之间的对话，有请。

　　我们听了七位演讲嘉宾非常精彩的演讲，而且我们谈论的主题也很丰富，有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它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影响，也有我们几位老总专门从中国经济，金融怎么样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还有最后夏所长给我们讲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以及地方债务的问题。有几个问题，我先从夏所长这里问起。刚才讲了地方债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我们的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所以大家对城镇化期待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出问题，这个推手可能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刚才你讲到地方债有很多问题，但是地方债务的形成，是不是中央政府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就是说地方政府本身可能有一个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多浪费，刚才你讲了很多很豪华的办公楼等等。但是除了那些问题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本质性的、结构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政府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请夏所长为我们讲解？

　　夏斌：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尖刻，说中央政府有没有责任。我同意你刚才说的，地方政府会做出这些行为，有我们整个体制的基础在背后的原因。因此，解决城镇化问题，解决进一步的发展问题，我们在财政体制改革下，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等方面可能还要下一些功夫。这正是今天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展开讲的，大家所期盼的，关于中国政府进一步要加快改革开放的布局，我看媒体上登的有很多，我也没参与，说中央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研究，我相信在这些方面可能都会有布置。

　　宋敏：你说我问的问题很尖锐，其实你刚才的观点也非常尖锐，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让地方政府把他最豪华的办公楼卖掉。我想借这个问题问，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在政治上是不是可行呢？从自身的利益他会采用一些阻碍。

　　夏斌：因为底下有媒体，我不敢乱说。我就是就当前的政府债务问题，从目前看，现在有规定在控制，增长速度在下降。我说了三条，其中有一条要喊话，要告诉你再乱干就要秋后算帐，金融机构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没有担保。所谓乱干，有非法集资的，有借着委托理财在非法集资的，有做假帐来接待的，这不是地方政府叫你干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10月份审批出来的这个结果肯定是超想像的，很多，怎么办？我说方方面面，有的一些项目还能赚钱的，有现金流的我们继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的是没有现金流的，根本不能赚钱的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可以继续发地方债，债转股的，资产证券化的，冲销银行坏帐，包括中央政府可以拿一点的。还有包括不行就地方政府你把好股权卖掉。我一直持有这个观点是地方政府不用持有这么多金融股权，什么金融控股公司，你用不着持有，你把它卖掉，换钱还债。

　　宋敏：我们有三位国际上重量级的嘉宾，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想你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你们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呢？

　　基思·韦德：我并不是一个地方债的专家，我觉得在现在的环境当中进行任何的债务重组都不能大大的有损于增长，不能够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个负面的连带效益。因为经济不好了，坏帐就会更多，所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什么会出现有一些呆坏帐的问题，就是由于GDP的增速下来了，在这一轮经济减速之前，中国的负债率比现在还要更高，因为GDP的增长率也更高，那个时候的负债就是可以维系的。当然了，我们对于有些不良贷款要进行处置，要进行重组，但是这个处置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造成信贷的紧缩，因为现代紧缩在中国经济这样一个敏感的时点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克劳斯·雷格林：我也很笼统的讲一点，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经验表明，在很多国家要想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就是一方面要给地方政府足够的自主权，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有更重要的管控来确保形势不会失控，找到这样一个平衡总是很难的。其他国家，美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有一些县和城市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像加拿大、西班牙都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中国不妨看一下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一看在中国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谢谢。

　　艾瑞克·钱尼：也许我的观点在政治上不对，我认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两个纬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有两个纬度。首先就是地方政府要能够通过收税来为他们的活动融资，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让人民同意增税的话就应该被吵掉。美国的处理方面叫做第11条，美国的法律就叫第11条，是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地方政府破产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像一家公司一样得到破产后的处置和重组。比如说在欧元区，他们是通过ESM这样的一个稳定机制来做，他们这样的一个稳定基金实际上就是在处理欧元区的一些主权政府的失效，其实在欧元区，那些出了问题的主权政府就和中国的地方政府有点像。有些欧元区的国家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现在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敏：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你们对地方政府债务这个东西有些什么看法？你们有些什么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俞小平：地方政府债务，我们保险跟地方政府也做了少量的基础设施的债权投资计划，当然我们的债权投资计划安全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有银行担保的，少量的可能也是信用比较高的政府性公司，资产也是很实的，绝大部分应该都是银行担保的。我觉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可能过一段中央审计的结果出来了，我感觉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还是保持比较快速发展当中的问题。所以说可能系统性的问题应该不会发生。个别地方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是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像刚才夏老师讲到的这些办法，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在个别地方试警示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总体感觉，因为我在开发银行也工作多年，跟政府打交道多年，我们觉得政府的成长性，中国在各个地方经济活力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可以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如果经济不萎缩，如果增长保持这么一个持续的速度，而且不要马上一下子停下来说不支持了，融资全部停下来，资金断血，这个系统性问题一定会发生。所以中央在采取一些后续的政策，我觉得需要把握一个度。这样的话，使得政府的资金链不断，然后让它很好的再去管控它未来的负债比例或者是规模。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在未来若干年当中可以解决。

　　宋敏：非常好，我们李总也谈一谈。

　　李梅：刚才各位都谈了很好的观点。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确实这么多年经济发展下来，地方债务的规模在不断的发展。各个阶层的地方政府都在发债。地方政府确实是随着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内生的需求，这个内生的需求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各方面的推动。我个人的观点，我同意咱们的老领导夏所长的观点，就是说要控制。但是确实一个是历史的渊源和我们整个体制的作用在里面，所以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我觉得要分门别类。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获取因为我一直做投行，我们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我们帮助发债，还有一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注意它的风险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整体去考虑它的地方债务到底应该怎么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约束我们的各个方面，包括刚才夏所长说的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还有对这些参与各方的约束，包括这些政策性银行，包括我们的投行，包括银行贷款。我觉得各自如果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从各个方面去约束自己的话，我想这个问题慢慢会解决。当然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虽然刚才我们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时候，就说金融必须跟实体经济相结合，从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这种杠杆倍数应该说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记得前两天克强总理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不管这次的数字是多少，目前我们是可控的，但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去查和我们要控制，就是要在风险爆发之前我们做好准备，控制这个风险。

　　宋敏：第二个题目我想简单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讨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金融这个服务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延伸到中小企业这一块，特别是制造业这一块，有的现在碰到很多问题。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再展开一些讨论。我想还是从俞总这里说起，俞总刚才讲到保险也是可以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我想请你再讲一点，在信用担保方面，可不可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一些方法。

　　俞小平：因为我不是做保险出身，我看到我们人保集团在支持中小企业或者说民生方面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尝试的。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在宁波跟银行配合，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一些信用保证，这个还是取得了很好的实效。下一步我们在集团内积极的推动这样一个好的经验，希望有更多我们下面的分公司能够与其他金融机构来进行配合，我们保险也可以在这当中提供一部分的风险保障，分担一部分风险，也推动其他金融主体给中小企业更扩大融资。我们在农村也提供了小额贷款为农民的融资，实际上是对他的专业户，他是养猪专业户或者是种菜专业户，我们也是跟银行配合提供融资的担保，还是有很好的效果，只是规模现在还不是很大，需要进一步的扩大这样一个经验和范围。

　　宋敏：李总，你们金融控股公司我相信应该包括了很多的金融业务，一定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思考，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从金融控股的角度，能不能相对来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现在面临的中小企业的问题？

　　李梅：因为金融控股公司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确实涵盖了业务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那个论点上来，我们无论是金融控股公司也好，还是旗下的这些子公司也好，如果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是金融的改革进一步市场化的话，我们的中小企业就可能会享受到一些成果。比如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比如说资本市场这边的创新推进得比较快，比如说中小企业的私募债，这些都是效益没有像原来这么好的情况，是一种方式，作为投行业务，现在大家都在积极的推进。另外像现在的新三板，昨天晚上的主题实际上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我觉得更看重的是我们未来，比如说像创业板这一类的主板，因为主板的影响力比较大，这些因为你必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才能够引导这些资金去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比如说贷款去支持中小企业，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的资金属性。所以我们应该更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考量怎么支持中小企业，包括比如我们有一些基金，我们好几只基金，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投VC的项目，投一些早期的项目。这样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比较有空间的。所以我觉得，从大的方面，因为你要支持中小企业必须有退出的渠道，或者说未来的渠道。

　　刚才说到购并市场的发展，未来也会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过去你投了中小企业以后没有什么很好的退出渠道，我们现在在业务的实际过程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优势的存在，整个布局已经有了，但是具体怎么落实，我认为还是要增加这些直接融资的比重，包括方方面面的资本市场业务。其实刚才说到金融产品的创新，因为你必须放开金融产品的创新，才能让它通过一个组合的方式来对中小企业服务。因为你贷款有很高的标准，信托有很高的标准，你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打组合拳，设置这样的产品，那些中小企业才能得到支持，其实我们也投资这样的产品，包括有一些地方政府集合一些很小的企业，地方政府也出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风险可控，那些很小的中小企业又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但是根本是体制机制、产品创新的支持，谢谢！

　　宋敏：谢谢，我相信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也可以介入，一起打包进行创新，这样很好。

　　艾瑞克·钱尼：我在想三个层级，第一个层次是微观层面，就是刚才保险公司的这位领导也讲了，就像农户对于他们要有一定的保险支持，否则他们没有信用的支持，像世界银行[微博]认为小额贷款这样的层级，还有一些传统的小公司，比如说服务业、零售业的小公司，这是第二个层级。在这个层级当中主要靠银行通过了解你的客户这样的原则来放贷，在中国一个充满创新的层级，在中国有很多小公司有可能将来成为大的公司，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欧洲好很多，那就是风险投资，风险资本。有很多非常成功的美国公司，起家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现在成为全球的大公司，在美国只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投资者能够对这种新创的公司去投资。10笔投资，也许9笔都失败了，但是那一笔投成的就能够帮助投资者赚大钱。

　　宋敏：夏所长肯定也有很多高见，我知道夏所长做了很多的研究，在政策方面的建议也很多，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夏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座的都知道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实际上从银行贷款、工商管理、税收、保险、资本市场等等，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不是说这些措施做得都很好，而是说这些措施我们都在努力，但是总显得不够，否则的话主持人不会把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的产生又有一定的背景，当中国的经济速度下来之后，这些问题又突出了。当中国的GDP在14%左右增长的时候好像又没人提了，这里面包含着两个议题：一是可能有些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一样，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它可能适应不了市场竞争，该怎么市场处理？二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支持它的问题，刚才讲的一些情况，一些资本市场的情况。我认为进一步要解决中小企业在制度体制上的问题，关键是改革。比如说利率市场化，如果我们在宏观政策上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放松各种金融管制，让更多的竞争机制真正产生有效的资金配置，自然中小企业问题会有人去解决。而现在因为很多没有放开，所以我们很多现有的管制利率下，我们大量的资金还是涌入到大量的国企，或者有的时候是无效的企业和行业，它通过垄断，通过政府的特殊地位能搞到钱，而小企业搞不到钱。尽管我们也搞了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几个层次我们都有，形式上都在学，但是无非就是行政指令的，有管制的东西。如果我在价格上放开，或者是利率上放开，可能进一步刺激，哪些机制不够他就补上哪些机制，我想重要的还是进一步改革。

　　宋敏：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说得非常好。就这个问题，我们两位从欧洲来的演讲嘉宾，我想听听你们对我们中国中小企业融资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一些建议。

　　基思·韦德：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英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中小企业很少能获得融资。其实我们说了各种不同的方法，目前有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英格兰的银行，英国央行是用专门一种低成本的贷款提供给银行，是非常直接，非常具体的有指向性的，在住房市场上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是成功的。因为这些中小企业风险比较大，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本才能够保护自己。因此，英国央行需要能够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低成本的融资。另外一种方法也并不是特别好。

　　克劳斯·雷格林：很多的欧洲国家某种程度上中小企业融资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做得非常不够，是下降的趋势。这方面正是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且很多国家失业率高。现在应该进一步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我也同意刚才说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多样化，各种不同的融资渠道多样化。我们知道，在欧洲我们在风险投资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够，我们可能太依赖于银行贷款，但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中小企业来讲，他们也应该进入到资本市场。还有欧盟要做的就是现在有一个投资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也是一个开发银行，它就是在欧洲用于发展的银行。目前也在制定一些专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计划，在英国之外，欧洲央行还不能，也并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欧洲投资银行可能是一种渠道，可以帮助这些商业银行来通过风险共享进行融资。

　　宋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讨论这两个题目。但是我想还是给坚持到最后的这些听众一个机会，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但是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就请大家提问两个问题。

　　问：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想问夏斌老师一个问题，最近土地流转信托是一个特别热的概念，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您是不是看好这个模式？您觉得是不是可行？其中蕴含怎样的风险？谢谢。

　　夏斌：我能再反问一下吗？你先稍微解释一下土地信托，保证我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土地信托本身是怎么做的吗？

　　问：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作为信托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去打理经营，基本上就是这样。

　　夏斌：这个流程机制介绍得也很简单，我也第一次听到这个业务方式。我只是想说，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使用中的收益权这样一个改革，我认为是方向。我在我的很多文章里讲到，我们一定要把在城市化、工业化中间土地增值收益的那块还给农民，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如何致富的问题，才能解决所谓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的城乡最大的差距在于财富差距，而不是在于每年的收入差距，每年的收入差距远远抵不上城市市民、居民和农民之间财富的差距。所以财富差距的缩小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角度，必须让土地收益这个权益还给农民。

　　问：我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创业者训练营的，我想问李梅女士一个关于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事情，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实业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越来越难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整个创业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一些大企业，特别是有些业务向中小企业渗透。还有就是我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实业企业利润率，举个例子来说，普遍比咱们金融行业要小，现实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实业型企业的收入，爸爸员工的收入没有金融行业收入高。我想请李梅女士解释一下，怎么样看待行业性的差距？从金融行业和实业性对比，简单的分析一下。

　　李梅：我想这个问题还是有针对性。金融行业的这种高收入，实际上当然要看跟什么比，跟实体经济比确实相对高一些，我记得有一个案例，他收购了华尔街的一家投行，有一天他要卖掉，他认为是抢钱。因为实体经济是一点点的在积累，刚才我们讲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因为实体经济是借助金融的发展，是实体经济到了一定程度高端的服务品种。但是我们从国内来讲，从全球来讲，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所以大家非常关注如何为这些小微企业或者中小企业服务。我们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针对小企业的服务，包括这些金融机构，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上新三板，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绝对不是盈利的，而且简单来说肯定是赔钱的，也不赚钱。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整体的考虑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实体经济又和金融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差距肯定存在，就像我们说的，对大企业的支持和刚刚创业的企业确实有差距。但是我们要有不同的支持方式，刚才大家讲的，比如在美国，VC就会比较盛行，那是同国家的体制相关，跟它整个的金融体制也相关。我们也是想做VC，但是因为整个大的环境，可能不允许像艾瑞克先生说的，不允许你10单里面有9单是失败的，1单能赚钱，在这个领域相对是不能困难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解决，这样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宋敏：谢谢，因为时间的原因，相信大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意犹未尽，但是我们已经超时一个小时了。请大家再次对我们的演讲嘉宾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在这里我宣布本届金融论坛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