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金融街论坛文字实录二
新浪财经讯 9月5日消息，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金融街论坛”在北京召开。
以下为下午议程文字实录：
胡祖六(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首先我们邀请的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个人非常好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李扬：谢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再次作为演讲者应邀参加我们金融街论坛。今天我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非常荣幸，刚才祖六已经把这个题目定位得很高了，确实如此，我们货币政策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它事实上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是同时实施的，最后的效果要看配合的效果，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对于货币政策来说，需要协调配合的我觉得是两个层面：一是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具体到中国一行三会。二是在整个金融部门搭成某种协调配合的基础上，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总体和财政部门的配合。当然在中国还有发改委这个层面的配合，最后宏观经济政策发挥怎样的作用，对国民经济产生的是好的应该还是不利的影响，要看综合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不久前我们成立了一行三会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是在制度层面上达成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配合。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必须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一个老的问题。所谓老是指的它不时的被人提及，在实际过程当中，这两个政策都是有某种配合的。但是我觉得由于它到现在为止没有积极的、主动的、有意识的进行配合，所以使得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受到影响。我觉得下一步面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要想能够顺利的展开，能够实现下一步的目标，我们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寻求良好的配合。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对象都是资金的流动，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犬牙交错的。由于是犬牙交错，我们事实上可以列出很多应该配合的领域，今天我只择其重要者提出七个方面，与大家来讨论。
第一政策的态势问题。
用我们平时说的是松还是紧，还是双松双紧，松紧搭配？这是政策它们互相之间一个综合效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在我们的宏观调控历史上比较少提出。我们十几年来习惯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个搭配，它也体现出搭配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这两个政策自身的实际特点和实际倾向是扩张还是紧缩，以及最后两个政策综合结果是扩张还是紧缩，还是中性，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无庸讳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有紧缩有宽松，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有紧缩有宽松。所以我想，在下一步要想提高我们宏观调控的精确性，大家注意，这个词是最近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多次提出，要有政策的精确性。精确就必须精确的描述你究竟是什么态度，精确的描述这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我觉得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一般的文献谈得很多，时间有限，我就不想再多说了。
第二国债政策。
简单地说，国债政策在规模的确定上，在发行的一级市场上是一个财政政策。但是国债一经投入市场，一经进入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经进入广大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它就是一个金融的问题。所以国债政策就变成了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大致说来，国债的规模需要配合，国债的规模一般是决定于财政的赤字。但是我们看世界各国的经验，我们知道并不止是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美国的两房，他们的资金筹措是靠的政府代发国债，然后转贷给他，这时候政府国债的规模就超出了仅仅弥补赤字的需要。规模确定了就是结构，从财政政策角度来说，它是倾向于发长债，因为这个操作成本低。但是对于金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我们需要短债。因为货币政策操作是在一年以内的，因为各种金融机构持有国债事实上是把它当做二级准备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国债的结构上有良好的配合，但是这个配合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问题的。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弹性是两大当局都必须维护的，国债的曲线构成了整个国家利率政策的基石，也需要在这个上面配合。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在这方面配合得还是比较差的。
第三外汇储备。
目前我们国家的特质安排下，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负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们放眼世界，大致说来小国储备是由中央银行或者当局来负主要责任进行管理。但是在大国，通常是由财政当局负责管理。日本1万多亿的储备，中央银行只有300亿，其他都在财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事实上是由国债支持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构成它公开市场操作一个非常大的池子。中国这个事情应当说在七八年前这个体制的改革就启动了，它的集中成果就是CICC中投的成立，国家外汇储备再通过一些渠道也给了一些国有的商业银行，还有一些其他机构由他们来运营和持有，来保值增值，但是这只是开了一个头。我自己认为，我们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割开货币供应、国内利率和外汇储备的关系。在体制上做安排的话，似乎外汇储备可以由财政当局多担负一些管理的责任，从而汇率的决定可能他们也需要有些介入。
第四国库。
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中央银行经营国库，去年在修改预算法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争论，是代理国库还是经理国库？这个我观察国内的经验，但是总体来说，世界的倾向是财政当局自身对自己的国库有越来越多的管理的权利。比如像很多实行零准确率的国家，它的财政，比如像加拿大，加拿大的国库在中央银行里是零，国库资金由财政部自身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来考虑分布在中央银行还是分布在商业银行那里。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小部分的实验，我觉得这个事情今后还会是一个大事，预算法如果继续修订的话邱会这样的问题。
第五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曾经是政府承担下来的，后来财政单不下来了，于是要推到市场上，于是就成了金融体系的一个责任。但是各国证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独立的担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维护问题。因此，在社会保障领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必须精诚合作，否则国家的安全保障就会破损不堪，就不会起到安全作用。
第六中国下一步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说，主要是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有资金的筹措，并且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大量的投资项目是兼有私人性质和公共性质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它需要用财政资金，也需要用商业性的金融资金，这就提出了一个配合问题。更何况我们知道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是很特殊的，它需要有长期资本的筹措与分配。这些必须要有一个安排，我们倾向于认为，恐怕要大力的发展类似开发性金融或者是政策性金融这样一些兼有财政和金融功能的安排，才能够支撑我们长期的，而且是任务非常艰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任务。我们最近这些年来一直主要是依赖金融性资金支持这些活动，就有很多的恶果。恶果之一是地方融资平台，另外一个恶果是中国的企业负债率极高，这些问题都会使得我们的金融风险增大，提高我们杠杆率的情况也必须避免，避免的最根本途径是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这方面的协调。
第七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大家知道，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有国际协调，这次危机之后，这个功能受到进一步的强调。在首脑会之前有一个20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会议，也就是说两个当局一起代表这个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先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协调。既然是协调，既然是两个当局，他们自身的协调就极端重要。已经有了七八次的会议了，我们翻番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到，我们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就自身我们国家的共同利益而言，协调机制还是有待改善的。因为我们曾经出现过对于一个问题两个当局不同的看法。这个国际协调对于崛起的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来说极端重要，银行行长、财政财长也必须协调。
我只是列举了七个方面的领域，大家沿着这个领域一思索，就知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其实是犬牙相错的，所有单一的政策都必须依靠其他政策密切配合才能够产生它预期的效果，这就是它们协调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我希望在中国进一步金融改革和发展，进一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建立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从而提高我们的宏观调控效率，谢谢各位！
胡祖六：感谢李扬先生精彩的演讲，他讲得非常全面，从七个大的方面来论述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犬牙相错的互动关系。其中有一方面讲到财政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的管理，还有汇率政策方面这种相互的分工协调，这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我想也比较有争议的，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探讨，非常感谢李扬先生。
下一个演讲嘉宾是余永定先生，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多年执掌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永定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也非常尊重，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探讨，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永定先生的观点和他的研究成果，我90%是强力的同意。但是可能有10%是强力不同意，不管怎么样，每次我跟他交流都是受益良多。他今天讲的题目正好也跟刚才李扬先生的题目有点衔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重要一点，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我预期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同意，但是我要看他今天有什么惊人的观点，有请余永定先生！
余永定：谢谢祖六的介绍，我今天讲的大概是属于这10%不同意的部分，但是我从祖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希望祖六和在座的几位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我原来预计可以发言20分钟左右，但是因为缩短到10分钟，所以我一定遵照规则尽可能把我的讲话缩短一点。
我觉得在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现在在国际经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开始谈论所谓的全球金融周期问题，就是Global Financial Cycles，这个话讲得太多了，大家讲的是实体经济的周期，现在大家看到所谓的全球金融周期。全球金融周期主要内容就是资产价格、资本流动和杠杆率发生同样、同向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这种变化就是资产价格上升，资本向发达国家流动，杠杆率上升，这种同向的变化根源是什么？起点是什么？往往是美国联储的政策。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些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政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层面，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他执行的是低利率政策，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去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一种低利率，大量提供流动性的政策就导致了美国资产价格的上升，与此同时，当然也就推动经济的增长。在这个阶段过后，美国又面临着资产泡沫的问题，面临着物价上涨的问题。于是乎，美联储又采取了升息的政策，一点点的升，持续的升。由于美联储的升息政策，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速下降。在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增长下降之后，美联储又重新采取低利率政策，提供充分的流动性，制造新的资产泡沫，使得这个经济能够往前发展。美联储在最近这十年、二十年中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非常清楚的走势。
与这种走势相对应的，就是资本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这些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回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么一个周期，这种周期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这个图(PPT)我举了三个例子：一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升息了，美国升息之后，资金就开始从亚洲回流，于是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我不是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全部原因是美联储升息，但是美联储升息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事情在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也发生了，在这次金融危机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现在在国际金融周期变动之中，我们目前处于一种什么阶段？应该说我们处于一个新的阶段。今天上午亚当斯先生实际上也指出了一点，就是美联储现在已经开始谈论退出Q1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联储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9月份，也可能在今年年底，也可能在明年年初，美联储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每个月购买850亿美元的国债和NBS的经营资产。一旦美联储实行这种政策，那么美国国债的价格就会下降，利息率就会上升。而这种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马上就会发生影响，哪怕这个政策还没有执行，当你开始谈论这个政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就会感受到这种可能要发生的政策变化的影响。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今年以来，所谓金砖四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下降，这个金砖四国包括了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在我画出这个图的时候印度的情况还好，俄罗斯和巴西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市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下跌了。在这里表现最好的是中国，虽然大家天天在骂股市，但是相对来讲中国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谓不错就是原来就不怎么样，现在没有更坏。这说明什么？就是它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是特别大。现在印度经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印度是信心十足，马上就要赶超中国了。当然现在印度的股市价格在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卢比也大幅度的贬值，卢比现在兑美元的汇率是65卢比兑1美元，印度人就开玩笑，卢比到了65岁的退休年龄，该退休了。这就说明什么？印度也在受到美联储政策的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怎么能对付这种局面？这是我拷贝下来的图，上面的标题就是说，你干也死，你不干整得你也是死。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目前这样的国际环境，面临着美国政策变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怎么捍卫自身利益呢？在这里提出四条政策选择：一是我们提高利息率，但是如果你提高利息率，这是土耳其采取的政策，马上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人们就对你的国家丧失信心。二是我大量的干预外汇市场，我不让我的市场贬值，乌克兰、印度尼西亚曾经就是这么做的，那么你就会把你的外汇储备逐渐的用掉，当你的外汇储备被逐渐的用掉之后，那么投资者对你就丧失信心，资本就要外流，就要逃走，所以你也死掉了。三是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的结果就是汇率贬值，国家的货币贬值，大家对你还是丧失信心，所以你也是要死。四是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这样一个政策在政治上难以行得通。
按照刚才我列的这几种政策选择，都是一个死路，有没有活路呢？我觉得还是有的，等会儿再说。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在谈论目前所谓的三难问题变成了两难问题，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济学的道理，资本的自由流动独立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这三个东西是三者只能取其二，比如香港他没有资本管，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它的汇率是固定的，盯死了美元。香港是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美国是什么政策它就是什么政策，美国升息他就升息，美国降息它就降息。我记得前年盖特纳开会的时候，当时对Q1政策提出批评，盖特纳先生就说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让你的汇率浮动就完了，这样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对你这个国家造成影响，你让汇率浮动就行。盖特纳的这种观点是符合三难的经济学原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三难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两难问题，因为美国太强大了，美国的金融政策对世界的金融政策影响太大了，我们现在所谓全球的金融周期，美国政府改变了他的汇率政策，哪怕你有浮动的汇率政策，你也没法保持你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当然这种观点可以进一步的讨论。无论如何，现在大家在强调美国的政策对全球经济政策，对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货币政策的影响问题。
在这里我自己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各种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我们没有谈，这个选择就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轻易的放弃资本管制，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盖特纳先生的说法，我们本来可以通过让汇率自由浮动，我一直主张可以让汇率更为灵活的，但是这个汇率的作用是有限的，汇率可能急剧上升，急剧下降，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不能够轻易放弃资本管制，放弃资本管制你会给自己找到非常多的麻烦，制造很多的麻烦。如果有了资本管制，同时我们让自己的汇率比较灵活，我们就可以在这两之中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因为我们还有些资本管制，所以说汇率的变动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大了。如果汇率的变动不是那么特别大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企业的打击和影响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的看法。我们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一系列的脆弱性，中国的M2对GDP的比现在差不多快到200%了，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全世界也是属于最高之列，当然中国居民的杠杆率是不高的，但是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我们地方债务也是相当高的，对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到底是否能够真正保证，到以后能够偿还本息，虽然现在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似乎是可以，但是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的理财产品，在这里面就像肖钢说过的，就是唐氏游戏盛行，我们利率和汇率的改革尚未完成，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降。在国际上许多投行都看空中国。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如果美联储真正开始了退出政策，内部的问题和外部的问题相叠加，那么它对于中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拆除了我们自己的防火墙，后果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我要强调，我们要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管理，我主要是指的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不知道祖六同意不同意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动，这个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推动直接投资和其他的长期投资的自由化。而且我自己在政协提出了一个提案，就是把这个报批制变成备案制，我并不是笼而统之的反对给资本的流动提供便利。我也是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开放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来中国进行竞争。但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开短期资本的流动，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减少国际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说。刚才我讲到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下行的压力，国际资本看空中国经济的情绪比较严重。不少投资者对国内经济信息不足，这个包括中国的投资者转移资产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咱们是学术讨论，我觉得说这一点没有什么关系，据我所知，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我们的投资者把资本转移到国外的情况。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就是中国居民的资产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房地产，大家有房子，另外一个是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中国居民储蓄存款现在是43万亿人民币。我们可以想一想，作为一个理性的居民，他总是希望使他的资产要多元化，包括他的储蓄要多元化。要有人民币的存款，要有美元和欧元的存款，这种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你想43万亿，如果我们放弃了管制，你可以随便兑换，假设我们一个人希望存款中15%是美元，那么就有1万亿美元，如果在某一个时间大家都想把这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换成美元，那就是极大规模的资本外流，这个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并不是说这个可能影响很高，但是它是后果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尽管它的概率可能不是那么特别高，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
总而言之，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了。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况下，特别是国际金融周期处于一种导致发展中国家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和发达国家流动的这么一个时点上，我们说现在是我们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是不太妥当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谨慎，我们还有时间，不用太着急。我自己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国内重要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调整的必要条件，寄希望于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用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冲击，倒逼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战略没有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支持。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还留着个墙，这个防火墙还留着，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了，但是它还是起一点作用。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我们加速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的完善化。像李扬院长讲到的，有很多的金融问题，我们专注于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再去彻底的开放资本项目也不迟，谢谢大家！
胡祖六：果然不出所料，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余永定先生的立场是旗帜鲜明，他讲的有很多实证，也有很多理论的根据，所以值得我们大家反思。他讲的话我必须要再重新认真的思考，等会儿我们还有机会进一步的探讨和交流。
其实刚才永定讲的之所以对新兴市场，包括中国能够造成困扰，一个主要的根源，或者甚至说罪魁祸首就是世界第一大央行，最终的央行就是美联储，恰好我们有纽约联储的执行副总裁西蒙·波特先生给我们演讲。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有一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纽约联储就是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永久成员，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西蒙·波特先生来演讲这个题目《金融市场的系统创新》。我希望他能够间接或者直接的回答一下余永定先生前面演讲的内容，请大家掌声欢迎西蒙。
西蒙·波特：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第二次金融街论坛。刚才的发言人讲得很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就在这个大楼(PPT)里面工作，大家感兴趣吗？我们是负责公开市场的运作，我主要介绍外汇，跟刚才的发言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我们要考虑我们金融市场体系的革新，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很多了，有4个人讲为什么要进行金融体系的革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讲的，首先我们讲金融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我们要找到一个高效的基金，因为有很多大量的基金。最简单的我们考虑，比如我们各种不同的理论，如何定价，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包括风险的转移，再就是技术，我们也听到了技术，包括软件、硬件，包括我们IT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硬件和软件，我们还讲到近来的一些例子，比如高频度的交易，这也是和我们的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的。只有用计算机，用芯片才能达到高速计算。风险的传递和转移，大家不想承担很多的风险，我们可以多样化，让更多的国家，让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公司来分担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金融系统能够创新的领域就是在这个具体的领域。我们的金融体系由于有一个目的是要利润，人们不希望被监管，所以有很多的创新。可以看到我们金融体系当中是由监管引起的。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我们的金融体系使资产证券化，各种各样的现金流，我们想讲两极的例子。我们从信用卡、现金流或者汽车贷款的信用卡，在90年代就建立得很好。这个证券化使我们的资本市场非常迅猛的在美国增长起来，而且很多人来分散风险，这种证券化和全球金融预期，后来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产生了汽车贷款、信用卡等等，产生的现金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把它和我们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些原因也进行了一些比较，我们看到这种按揭的证券化，重新再被证券化，这也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产生新的产品来带来一些利润。很多的想法在他们之后，把我们重新包装，很多想法最后证明是有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由此产生的风险，也就是说包括我们没有很好的在美国建立这种监管体系，特别是加上这种创新，带来了很危险的结果。
今天我想简单的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外汇市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创新，多数是和新的一些产品相关的。我们看到一些公司投资者他们想很好的使用我们的外汇市场，不光是来推动他们的全球贸易和全球的资本，而且很好的管理他们自己的风险，横跨各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25年里，刚才发言人讲到中国开始使它的货币国际化，开放它的资本市场资本帐户，所以我们要更加注意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强国。比如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说中国10万亿美元的GDP，如何来使它的风险分散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乐观主义，有一些悲观情绪，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主要是对中国的增长产生了重新的一种乐观精神，这也对金融市场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很多自由的资本能不能流入中国等等。
我想尽量简短的向大家介绍一些外汇市场方方面面的情况。今天晚上9点我们会发布一个新的国际外汇市场报告，这个图表表明了总的交易量有三个金融中心的交易量。这是平均每天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是以十亿美元或者万亿美元为单位，是由三个外汇市场委员会组成，今天晚些时候会发布这个报告，每天平均是5万亿美元，是流动性非常强的市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一点，主要的卖外汇交易的地方是伦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深蓝色的，第二个最大的是纽约，是浅蓝的。如果把它进一步分解的话，发表香港、东京和新加坡的规模差不多。另外大家看到还有很多增长的情况，从2012年10月到今年4月之间增加很快，很多这方面的增长是来自于一些其他的日元的交易活动，这也是一个风险的转移工作。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央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策，看到他们的一种投机风险的转移和它密切相关，最终一部分是来自日本，把日本以外的投资带过来，因为在日本进行投资更加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看到的是全球经济的力量也影响到外汇交易市场的总量，这是2009年的4月，最低的一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最快的，从那以后有一些减缓，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也会产生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另外一点也是和刚才讲的类似的，如果你再看看多数货币，在这种交易后面恐怕还是美元，美元代表几乎是占了交易总量的90%，美元兑欧元，美元兑日元等等交易。我们再看看最快增长的货币，比索和人民币，人民币和中国经济总量相比数还是很少的，但是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澳元大家看到增长很快。因为它被认为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分散来自中国的一些风险。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大主要地区的外汇交易量，包括我们的这种期权、远期、掉期和现货交易。多数主要是以商业和资本市场的量，期货和我们的掉期主要是风险转移带来的。2012年10月和今年4月相比，有一个领域没有增长就是掉期。大家看看增长很快的，从比例来说，特别是期权方面，浅灰色显示的，就是说对冲基金他们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特别是涉及到日本银行的一些政策。对掉期来说为什么增长放缓？是因为有很多这方面的混淆，大家不清楚美国的国库，美国的财政部会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在这方面有点特殊，有的国家想很好的监管它的外汇交易，如果你谈到交易商，其实外汇市场当时监管最少，因为很难来监管外汇。因为一个国家没有权利完全把这些双边的贸易都由这个国家来进行监管，因为大家横跨各个不同的边界，这是造成这个的原因。
今天我们在很好的考虑一个非常复杂的立法，大家看到它的一些规则很厚。它的规则把整个舞台都能覆盖住，主要的一点是很难让监管部门没有很好的和行业部门就拿出监管条例，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和行业进行讨论很有意思，我们的行业有一个具体的动机，就是要赚钱，很多办法他们怎么赚呢？就是通过新的产品，通过创新，这种创新并不一定非要来产生额外的社会财富。所以这是一种权衡利弊，如何来监管这些活动来改进我们的财富，难度很多，在美国经常发生的是我们的行业产业向监管部门解释，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而且监管部门感到很混淆。我们刚才也听到别人讲了大概的意思，因为这个监管人不知道这个行业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有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有一个方式我们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怎么做的？就是创造这些数字的组织，伦敦外汇这一方面的标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还有纽约外汇市场委员会，新加坡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更好的改进工作。就是把这个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我们的这种监管放在一起考虑，就是更多的和我们行业的各个公司进行谈，不断的进行这方面的论坛。我们也觉得这么做非常有用，比如通过CFTC和其他的领域，另外美国政府也希望这么做，就是很好的从行业和产业那里了解到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也期待着晚些时候和大家讨论，回答你们的问题，谢谢！
胡祖六：谢谢西蒙的演讲，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金融监管改革，包括在美国有很多批评者，认为危机的导火索是金融的过度创新。刚才听了美联储的高级官员的讲话，金融市场的创新对金融市场的效率，针对社会福利的提高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应该好好的吸收。
过去中国的崛起，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推动力量，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一个特别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是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一个机构来说，从90年代以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对中国金融的稳定发展，对城市化，对我们的开发性融资，也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特别是跟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贸易和投资的合作当中，国家开发银行扮演着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看到一个说法，从2008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融资超过了世界银行[微博]，拉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开发机构的总和，可见国家开发银行的重要性多么之大。接下来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郑之杰先生为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郑之杰：谢谢祖六的介绍，刚才各位嘉宾都谈了非常好的观点，应该说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启发。特别是李扬院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观点我是很赞同的。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如果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很好的补充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把这个政策落实好。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金融开放与国际金融合作》。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金融开放的争论应该说不绝于耳，如何在金融开放中趋利避害，更好的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对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关于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开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开发能够促进国际金融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有效运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全面履行金融开放的承诺，大幅度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有利的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世界体系，对外依存度长期保持在50%左右比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国内经济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金融开放方面，中国提出了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对外开放的目标，相关措施正在积极有序的推进。扩大金融开放将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的竞争力，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业出现了回归实体、去杠杆化、加强监管等潮流。在推进金融开放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问题，需要给予关注和妥善的应对。
一是金融保护主义。当前在一些发达经济国家，金融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比如对外国资本的战略性投资，已涉及国家安全，唯有采取抵制的态度，对外国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提出监管要求等等，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确保金融开放按照对等原则顺利推进。
二是宏观政策的外延性。主要发达经济体推动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大幅度增加，热钱大量涌入新兴市场。随着政策逐步退出，热钱又大规模集中的撤离，资金的大进大出不仅威胁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安全，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三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危机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破坏力。因此，在推动金融开放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循序渐进，加强顶层设计，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金融开放格局下更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在全球金融开放的格局下，各国经济金融互相依存，互相影响，联系日益密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一方面通过合作挖掘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更大程度的实现互利共盈，从而提高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的效果，提升金融开放的水平和效益，有利的促进经济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开放使国与国之间不再存在隔离风险的防火墙，国际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使风险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通过加强金融合作，共同维护经济金融的安全。当前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协调。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要认真考虑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益，对政策调整时期和路径进行周密的设计，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共同管理好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是加强金融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更加科学和合理。
三是深化金融监管合作。包括信息共享、法律制度协调、维护金融稳定。
四是深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适应金融机构国际化、电子化、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融资、产品创新、交易及结算、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促进各种金融业态之间的融合和集成创新，实现优势互补，供应发展。
第三开发银行在助力金融开放与合作中的作用。
2005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务，目前外汇贷款余额达到2624亿美元，贷款项目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涉及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制造业、农业、民业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开行的国际业务实践促进了与合作国的互利共盈，共同发展，推动了金融开放和国际金融合作，这当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一是规划先行，注重互利共盈。为合作国提供符合其经济社会特点的发展规划或者规划咨询，通过商业化投融资，支持合作国基础设施、农业、民生、能源等领域的发展。既实现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又促进合作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助力人民币走出去。积极开展本币授信业务、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截止到目前，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了726亿元，是中国最大的跨境人民币贷款银行，有利的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是形式多样，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大力发展国际银行贷款，平行融资等业务模式。去年国际银行贷款规模突破了160亿美元，充分发挥了开行综合的金融优势，通过中非发展基金等平台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投资与融资的相互促进，与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638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形成了开行国际业务代理行的全球布局。
四是多边合作，积极推进机制建设。与世界银行签署在非洲进行合作的备忘录，双方取长补短，推动南南合作，参与发起成立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联体等合作机制，通过签署多边、本地、授信、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等协议，加强政策协调，推动区域融合与发展，提升发展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然艰难曲折，只要我们携起手来，秉承金融开放的理念，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有效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的动力，谢谢大家！
胡祖六：谢谢郑行长的精彩发言，他特别提到了国开行所坚持的历史使命，也谈到了从全球经济体当中加强合作和开放，以后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令我们非常鼓舞。
下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太区的CEO瓦易那，他发言的题目是《最大限度利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大家欢迎！
瓦易那：各位下午好！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班牙银行的对外银行怎么样使用技术和创新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如果大家了解我们西班牙对外银行的话，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零售银行，我们在32个国家有着自己的业务。我们在西班牙市场份额非常大，在墨西哥、南美、美国南部都有很多的业务。此外，我们在土耳其也有很多的业务，主要是通过在担保银行做了很多的工作。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中国我们也有业务，我们在花旗集团中也有我们的投资。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发言，中国金融行业中此时此刻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行业，我目前想把重点放在如何降低金融风险方面，这主要是影子银行所造成的问题。现在值得大家高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好的计划，在金融行业当中开放，其中包括很多障碍的排除，利率方面放开的考虑，如果这些计划都执行的话，我认为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行业当中的效益，并且开放出新的银行业的经营业务的领域。在行业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技术公司他们已经在电子商务中有了很多的业务。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但是又是一个挑战，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金融领域中我们的经验，我们所看到的变化趋势。
我们现在有三个主打的力量：一是经济的转型。最近在发达国家中，现在经济出现了回转，在一些新兴市场上，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是过去十年中，经济发展主要是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国家中，他们在全球现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展望未来，他们的作用刚会越来越大。认识到现在的这种调整和重心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市场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就非常愿意到新兴国家来开展业务。就像我以前所说的那样，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占我们全球收入的一半。二是监管方面的力量。今天的发言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全球金融系统现在正在进行监管方面的改革。在过去5年中改革力度更加大，所以对那些对于金融危机有责任的地区和国家也正在认真思考。但是我想说的是银行的监管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采纳最好的最佳实践，否则的话将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发展。三是技术。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动力，它推动了金融行业最大的变化，在金融行业当中看到它的变化更大。现在金融行业中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技术的变化改变了人的关系，改变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经营方式，不仅仅和银行交互，同时还有其他有关方面的交叉。客户的这些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数字化的数据，客户的行为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呢？变成了一些数字，一会儿的问答阶段我再说。目前的客户他们使用很多社交媒体，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在互联网上共享，也就是完全全新的观念。20年前我们的客户可能和他们的银行是非常有关系的，原来他到银行找柜台的服务员打交道，现在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了，不用和人打交道了。
这个技术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我给大家举一些数字，可能大家感兴趣，我们花了70年时间才让5千万人的家庭获得了电话。但是互联网可能4年就完成了很多这样的问题，5千万的家庭13天大家就可以互相联系上。今年在世界上已经有6亿人使用手机进行手机银行业务的操作了，今后可能会更多。因为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比我们想像得还要快。不仅仅很多的信息在互联网上运行和流动，同时对我们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出现，新的市场的一些角色。技术确实驱动了很多，例如在线支付、云计算，这些新技术可以提供很多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这些服务供应商，例如像Paypal这种公司，这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在线支付系统，已经超过了信用卡的支付方式，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还有亚马逊[微博]、谷歌[微博]、阿里巴巴[微博]等等这些公司都非常著名，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了金融这个领域中，也在提供各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客户，实际上有些已经开始做了，我知道在中国就已经开始做这种在线的金融服务产品了。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品牌，他们有上百万的用户。他们没有过去遗留的这种传统的银行过期旧的设备和技术，所以他们全新开始，这也是个挑战。
我们的银行业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我们的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是一个传统的银行，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迎接未来？哪些是最关键的一些要素，使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能够真正的生存下来和发展下去？我认为一切都是源于这个，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对客户提供最好的体验，这是最重要的。如果银行想要应对这种变化，必须要进行变革，就是业务和分销模式要改变，要非常有效，同时要找到一种方式，提供客户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客户需要在不断的变化。现在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技术，在这儿我想强调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是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灵活，非常有可扩展性，能够不断的提升客户的体验，降低成本。与此同时，还要帮助银行能管理风险，更加有效的掌控风险。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银行，管理风险和掌控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移动性，我们和我们的客户进行互动，方式是要有新的渠道，跟客户进行沟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移动的计算帮助我们提供这种机会。现在跟过去传统的银行网点不一样了，现在是无形的虚拟银行。现在有很多全球的用户，他们还有很大的需要。还有电子商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从电话变到信用卡，又从信用卡变到虚拟银行的支付，现在有很大的数据，技术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新的内容，也就是客户的满意度有了新的内容。客户现在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更多的在线的服务价值。我们是有着竞争性的优势的，主要是通过我们关于客户的数据库来实现这样的竞争优势，我们能够很好的了解我们的客户，更加精细力度的加以了解，而且向人们交付这种定向的、个人化、个体化的服务，同时增强客户给我们带来的盈利贡献，让他们更加满意，更加重要的是能够留住这些客户。技术和创新也是我们的战略重点，当然时间有限，我不会把每个例子都讲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发了一个数字支付的平台，更好的建设我们的数字支付和网银的渠道。我们也刚刚发布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数字化产品，是一个数字化的银行帐户，三次点击就能够畅享这个数字化的银行产品给你带来的便利。
下面我来讲一讲这些对中国来讲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展望未来，世界会变得和今天不一样，对于偿付能力、信用、盈利能力以及流动性就银行而言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技术的创新来克服这些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有哪些经验教训，有哪些启示呢？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飞速的，而且中国的发展确实让人赞叹。前面大家已经谈到了两场转型，首先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更加注重消费者，把消费者作为增长的引擎，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些转型。银行业要实现更多的竞争，特别是像利差和利率会进一步的放开，进一步的自由化。这对于中国的银行来说，这会是一轮挑战。还有我刚才讲的新的这种渠道带来的挑战，像电子商务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能够让这些银行也通过这些技术来进行创新，适应新的环境。转向内需，刺激内需的经济转型，会使得中国的银行扩大业务有更多的机会。同时金融的放松管制，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看到有关的计划会让有关银行更多的向中小型企业和内陆地区发展他们的业务，也会进一步的调整银行业的结构，同时整个经济会更加以内需和国内消费为重点。这对于银行来说，这是一个格外好的消息。同时对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比如说消费金融公司打开了机会之门。而且随着家庭变得越来越富有，这样理财业务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而且整个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还会有更多的投行业务机会，随着股市和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想零售客户也能够推出更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些机会，我们要能够去实施大数据的分析能力，能够定向化的去精准的向客户交付服务，同时我们还要能够更好的去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这些都将是成功的要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会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比如说手机银行服务，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都是这些能力的例子。我们这样的银行是充分的利用技术和创新，希望以此来保持成功，感谢大家的聆听！
胡祖六：感谢瓦易那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用他们自身的经验讲到了IT、技术创新对提高效率和质量，我感到非常受启发。前面永定讲到中国的杠杆率低，其实是我们金融体系消费融资不发达的一个迹象。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对居民，对消费者的信贷占GDP不到16%，利用移动互联网、IT、大数据的时代来改善和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交易成本，对促进中国转型私人消费的成长也非常有意义。
最后一个报告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先生，红力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这几年我们吸引海外精英回到国有金融体系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第一人，这些年来我也非常关注红力的专业生涯，应该说他做得非常好，非常踏实，把国际最佳惯例能够跟中国本土的国情相结合，扎扎实实，确实非常有韧劲。今天在这个全球市场，包括国内的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成长放慢等等不看好的情况下，银行股的股指都低的情况下，ICBC还是保持强劲的成长，今天还是全世界存款最大、市值最大、也是盈利性最强的这么一个银行，我相信这跟红力的公信力和领导力密不可分，接下来非常欢迎红力给大家做精彩演讲！
张红力：谢谢祖六，有朋友做主持人总是能听到很多好话，所以感谢。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今天的金融街论坛。金融街论坛去年成功举办以来，可以说对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路径做出了很多思想上火花的碰撞，所以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感到非常荣幸，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在李扬老师、余永定老师、西蒙先生、之杰行长，以及瓦易拉先生后面发言确实也感到很有挑战，因为他们精彩的发言我刚才都认真听了，还做了笔记，确实感到很受启发和启迪，所以说也期待着一会儿在讨论当中与大家一起沟通和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开放环境下的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变革》，主要是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前一段时间在证监会上做了一个口头发言，今天稍微做了个笔头的总结。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要是总量在今天这个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监管。二是呼吁建立中国有金融稳定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更成为一个高度的互联体。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的程度和范围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金融的开放和经济开放同时也是一个双刃剑，有助于国际的分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给金融稳定带来了较大的挑战。金融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相当重要，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世界的今天，瞬息万变的国内外金融形势，令金融稳定面临着更多的新挑战和潜在风险。从国内来看，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定的隐患。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不断的增加，但大量的债券实际拥有者还是商业银行，风险从没有从银行体系当中得到充分的转移和释放。一旦遭遇经济的下行期，或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受到考验。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我国又处在转型期的背景下，防范系统性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要常抓不懈。
资本市场波动性大，特别随着衍生产品和场外市场业务的发展，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当中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的增加。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也很大。保险业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当中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风险，所以说需要我们大家未雨绸缪。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的经济金融政策的秩序调整也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影响和冲击。美国数次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和退出，欧债危机的应对、日本的汇率战、日本的QE都影响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金融稳定。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风起云涌，促成了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融资等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勃起，传统金融业补充的同时，也有利促进了传统金融业的创新和改革，并为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有些互联网公司在一些线下业务，在一些产品发布上以及吸收公共存款方面，以及集资方面都冲击着我们现在一些法制和法规的底线。此外，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融资渠道蓬勃发展，这些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特别是处于尖端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隐患。为此，就必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和法律保障，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金融稳定的问题肯定是已经在全世界各方面都得到了重视，我国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还是缺少充分的法律保护和制度保证。当前立法体系当中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原则规定了人民银行富有金融稳定的职责，但没有任何条款和内容针对金融稳定，在问责上没有固定的条款，而且在机构设置上也不够全面。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以稳健著称的德国，2008年就出台了金融市场稳定法，英国议会也不断的抛出金融体制改革建议和法案。如加强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金融稳定当中的责任始终是核心的要领，欧盟也不断的通过立法来加强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美国在危机后出台的法律，第一部分就是金融稳定法。法律将通过整合监管资源，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主要目标，以便防范系统风险。我国这方面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刚才之杰行长也特别提到加强国际这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以便任何监管套利都得到避免，同时在G20的框架下，如何在金融稳定委员会董事会的框架下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使全球这方面的监管能够得到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最近在8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作为成立单位，建立综合化监管机制，有利于更好的防范金融集团内部的风险，消除监管盲点，恢复金融稳定。
金融互联网把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尽快的纳入到总体的监管框架当中去，实施长期监控。特别是互联网金融要明确其金融主体的资格和范围，避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无序发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同时也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业系统安全的监督和监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和财产安全。这方面几个部委都由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研究小组，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能够尽早的有监管规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稳定来做出贡献。
最后，从立法的高度重视金融稳定问题，建议成立兼容稳定法，为金融稳定问题提供全面、完整的法律框架，使金融稳定的工作有法可依，成为制度化、法律化、常规化的工作，金融稳定本身也就是能够为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起到更好、更大的作用。同时监管机构也能够正确的处理稳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使金融机构能够在一个比较可确认的法律框架下更好的创新，为实体经济更好的服务。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胡祖六：感谢红力行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我们进入嘉宾对话互动环节，请六位嘉宾来到台上就座。
应该说我们今天演讲嘉宾的阵容如此强大，议题的题目也是如此重要，给我们安排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实在太短，但是我们就像吃西餐一样，正餐之后是甜点阶段，我们就是短而精彩。我们有几个问题进行互动，其实今天各位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了这个主题，就是金融稳定、开放和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开放资本的跨境流动，特别是短期的资本流动肯定会带来波动性的风险，给宏观经济和监管带来挑战。但是确实就像各种创新一样，能够促进这个资本的配置效率，改善金融服务的效率。我想就这个题目，每一位嘉宾只讲一个看法，特别像永定，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也好，他在学术界、媒体等都已经热议好几年了，随着十八大，马上三中全会到来，有我们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影响力的大经济学家说我们要非常冷静，可能不宜操之过急。我想如果让你讲一点，为什么让你这么做，你能不能再讲一下？我也请纽联储、BBVA的朋友们，还有郑行长、李扬院长对这个问题谈一下你们的看法，就是同不同意永定的这么一个观点，是不是要以后再缓一缓，延误会有哪些风险，只讲一个就好了，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永定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还是给他一个机会，你再讲一下为什么你说不宜操之过急？
余永定：我是个学者，关于资本方面的文献我看了很多，我当然也要受这些文献的影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行长和财政部长我们都有私人的交往，直到最近我们谈起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表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都表示当年我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特别记得任志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辛辛苦苦几年的通过，一下子全让我们弄没了，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好几十年，这太不公平了，太惨了，大意是这样的。在观察中国国内的情况，我觉得咱们中国国内有许多自由化可以搞，有轻重缓急的问题，有时序的问题，综合这些考虑，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放一放。正好跟我原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和美元脱钩、浮动、升值这个立场好像又是相关的。2003年的时候我是坚决主张人民币和美元脱钩，应该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不应该继续积累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合理需求，我认为当时我坚持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到现在也相信，这样的观点我自己有信心，我认为从理论上是站得住的。当然我希望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似乎已经决心进一步开放了，我错了，咱们国家对了，那么这就好。
胡祖六：我非常欣赏永定的说法，关于汇率改革，我也很赞同他的分析。
西蒙·波特：中国来决定什么对它最合适，最正确，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国家都用这样的辩论，如果开放资本市场，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会受到各种冲击。有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会有这样一些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受到影响，这方面有没有很好的理论呢？比如说我们的兑换率，5天要增长25%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完全的自由化，很多国家尽管他们愿意这样，但是有时候资本的这种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的资源很好的进行配置。
郑之杰：关于人民币资本的自由化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话题。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担心自由化以后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一个冲击。我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交往的扩大，在国际经济的地位作用的提高，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国际化，应该说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不要人为的设定一个时间，还是要考虑一下对于什么时间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怎么样加强监管，能够趋利避害。
瓦易那：现在中国的行业越来越国际化了，他们眼望世界，在很多国家投资，我们看到了这些。我想如果中国更加自由化的汇率体系，更加容易把这样一种银行、融资成本更低，对中国的公司来说，到头来发展得越快越好，结果就会越好。因为对中国变成国际化的程度是有好处的。
张红力：这个开放我觉得是中国一定要做的，确实这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关键还是时间点是否准备好了，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好处和坏处的分析，往往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做得还是不够，所以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把握好。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以后对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击，这是需要研究得更细的问题。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通过刚才余老师列了一个数字，M2其实也并不行，在一定程度上，在整个社会，包括银行体系当中并不缺钱。但是我认为真正缺的还是资本金，资本金怎么样得到释放，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例如如果我们套用陈云老先生说的，包括我们银行，我们能不能拿出我们的资本金的3%，100多万亿银行资产的话，一下子就是三四万亿的东西可以做直接投资，来撬动其他银行的贷款和项目。因为往往是一些高科技的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面临更多的挑战，所以这样的话，银行可以拿出来，3%的话可以4万亿，其他的一些外汇储备，我们的保险，从金融体系这一块就可以拿出一大块钱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撬动更多的经营资产，特别是信贷资产对这些企业的支持，也有些其他的办法可以考虑。同时在人才储备方面，应对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以后，各方面的挑战，人才的储备也需要一段时间得到积累和准备。
李扬：关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我认为应当谨慎，有三个原因：
一是作为整个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部分应当有个顺序。我们说金融对外开放至少包括汇率更加浮动，资本项目更加自由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这三个方面，我认为应当有顺序。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放到最后，和人民币可兑换大概是互为表里的过程。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相对自由浮动都应该排在它前面，而现在这一点没有完成，所以从顺序上来讲，它应当放到后面。
二是国内和国外的关联问题，我们面临国内金融改革和对外的开放，这两个也有顺序问题。首先我觉得顺序应当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要达到一定程度，否则的话你难以接受，更难以来缓冲可能透过资本帐户对你产生的冲击。国内市场都这么扭曲，一个外部冲击就可能会使得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后果，这个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国内金融改革一般加快，这是应当缓刑。
三是在现在的国际货币制度下，少数国家的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必然造成少数国家国内货币政策会对他国产生不利的外因性影响。就此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像刚刚老余说的，你做也是死，你不做也是死。这时候我就死得稍微缓一点，死得好看一点，有效的、好看的措施就是资本项目设一道防火墙，也许不死了，侥幸活下来，人民币国际化了，到时候让别人去死。
胡祖六：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现在我想开放给在场的各位嘉宾和听众，大家可以提非常简短的问题。
问：我刚刚收到消息说上海自贸区将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我想请台上的专家对此事做一个点评，对未来做一些预测，谢谢。
余永定：我没看到这个报告，因为我今天生病没有看新闻，所以我不能够对你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但是加强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肯定是一件好事。
李扬：这个涉及到这个事情，一个是涉及到上海自贸区的问题，我刚刚在外面被记者围攻，他们好多人问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涉及面很广，我只说了一句，这在我看来，可能是下一步中国改革中最大的事情。因为自贸区别看小，才28.68平方公里，我们是想在这28.68平方公里上实施TPP、TIPP还有每日协定这些所有的规定。大家都知道，我们从我们的原则上说，各种国内的政策在那里，我们是负面清单，就是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套新的体制，而且这套体制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推广的，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蓝本。在这个意义上采取各种措施都是不奇怪的，但是我觉得像这些事情肯定讨论过，我当时讨论就觉得，货物贸易可以通过铁丝网拦起来，在某个地方实施或者是暂时不实施。金融服务的贸易如何能够作为隔绝，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可自由兑换了，过了那个铁丝网就不能自由兑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如何做？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但是我想这是方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不一定要跟踪，什么都放着，大家记住我刚刚说的那一套规矩，这个背景以及我们这样一个战略安排，恐怕这样更好一点。不能具体到哪一个，这有点舍本求末了。
问：我想问一下郑行长，从今年以来国开行已经和全国10多个省市签订了融资协议，每个省融资协议都达到一千亿以上，全国10多个加起来就超过1万亿。郑行长今年年初也提到中国城镇化还需要50万亿的资金，国开行会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建设，请问国开航对于各地的城镇化建设具体是什么态度？是不是像舆论传说的那样，国开行就是城镇建设的资金是鼎立支持，上不封顶的？
郑之杰：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针对于当前的政策。首先说开发银行今年以来跟各个省份签订了一个框架协议，跟城镇化还不完全相等同。因为还是为了在“十二五”期间支持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框架协议，是未来5年的一个想法。关于城镇化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在跟各个省市在联合搞一些规划，还处于一种规划状态。整体的数字应该说还不是一个特别完善的，只是一个推断的数字。但是我们想，根据开发银行以往的工作，我们还是以棚户区的改造为一个突破口再做这个工作。前两天有记者采访我，我也提到，就是在未来的5年当中，我们大概是每年对棚户区改造的投入不低于1千亿。目前为止，从开发银行开始，辽宁的棚户区改造第一笔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有6千多亿的贷款额。关于城镇化应该说比这个范围更大，更复杂一点，我们可能还要等着中央城镇化的有关工作会议部署以后再做具体的安排，谢谢。
胡祖六：谢谢郑行长。我们在座有这么多嘉宾，在座各位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们时间紧张，这一环节就到此结束！
(中场休息)
宋敏(主持人)：金融街论坛下午第二时段的主题演讲现在开始。本时段由我来主持，我是北京大学金融系的宋敏，大家下午好。本时段的主题是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们邀请到国际国内几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演讲嘉宾，为了节省时间，我现在马上开始第一个环节。首先发表主题演讲的是中国人保集团首席投资执行官俞小平女士，他演讲的题目是《保险业改革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大家欢迎！
俞小平：大家下午好！
我首先说明一下，今天这个发言本来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周立群发言，他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但是由于临时他有其他的事情不能过来，所以让我代表他，替他来做这个发言。立群总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保险业的改革创新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一段讨论的主题。保险业对重要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功能是风险保障，在这个基础上还派生出了财富管理、资金融通等功能，下面我主要从这几个角度里谈一谈保险业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一通过产品创新提升风险保障功能。
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体面临的风险从我们保险行业这个角度来看主要有三大类风险：一是拥有物的风险；二是生命和健康风险；三是责任与信用风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气候与环境的恶化，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人们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高。然而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保险业在上述三类风险领域提供的保障产品和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如在对居民拥有的物的风险保障上，随着家庭财产种类的增加，数量的增多，价值的提高，家庭物质资产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中国保险业对物的保障还主要局限在车险上，对非车领域提供的风险保障服务很不充分。再如，在生命与健康的风险保障方面，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亚健康化、重大疾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的背景下，社会主体的风险保障需求日益增长，而中国保险业为人提供的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服务非常有限。中国人均寿险保障持有量只有0.4张，与发达国家普遍都在5张以上相比差距很大。又如在对社会关系的风险保障方面，随着社会主体责任多元化和角色多元化，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更多的体现为信用关系和法律关系。企业作为雇主需要承担雇主责任，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需要有信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作为生产者也需要有信用，并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等等。而中国的信用风险和责任险在很多领域存在着真空地带，在财产险中，责任险占的比例长期都维持在3%左右，远低于国际上9%的平均水平。提升保险保障功能，需要保险业全面的创新。
一是产品创新。如前所述，中国保险业在物、生命与健康、责任险三个方面的风险保障上都存在着薄弱环节和空白地多，需要紧扣社会需求变化进行产品创新，如进一步拓展深化农业保险，为农业现代化保驾护航，积极发展重大疾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满足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大力推广食品安全责任险，环境责任、医疗责任等保险业务，扩大责任险的覆盖面和服务领域。
二是机制创新。商业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政府的一般社会管理职能有着天然的联系，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功能需要商业保险，而商业保险对政府进行有效配合，也是保障功能充分发挥的必然途径。在与政府的合作上，中国保险业在过去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说湛江模式、泰昌模式都是很好的例子，保险行业通过与战将和泰昌市政府的合作，对医保进行了合作，实现了低成本的高保障和全覆盖，今后保险业还需要与政府在合作方面积极创新。
三是服务创新。保险业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为被保险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向风险保障链条的前端延伸，从被动理赔发展到主动的风险防范，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程度。向风险保障链条的后端延伸，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保险服务，从简单的资金给付升级为服务给付。
第二大力培育财富管理的优势。
从国际经验来看，保险产品与其他财富机构提供的理财产品相比，其独特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期限长。寿险产品一般期限较长，因此，嫁接在寿险产品上的财富管理也具有长期性，甚至可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周期。
二是避税功能。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
三是保险业能够将财富的保值增值与财富的最终使用相连接，直接为客户提供养老综合解决方案。在中国社会中产阶层已经逐渐形成并在不断的扩大，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以养老和医疗为目的的保险和财富管理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然而中国的保险业在这一领域的客户和业务量都很少，在居民财富管理领域没有获得相应的份额，也难以摆脱尴尬，就是股市牛市的时候保险产品的竞争力比不过基金，而股市变成熊市的时候，保险产业又不及银行存款和信托等理财产品的收益。
中国保险业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进行着同质化恶性竞争，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保险业的认识可能还不够清晰，对保险业的发展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引导。应当讲，商业保险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保险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其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税收制度的支持。目前政府对商业保险体系建设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定位认识还是比较模糊，使得政府对保险产品没有赋予包括避税功能等一些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财富管理功能的发挥。我认为，要培育中国保险业的财富管理优势，既需要政府层面的税收改革，也需要保险公司层面的产品服务和销售模式的创新。就政府而言，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保险业财富管理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税收制度，国外通行的与寿险业相关的税收制度主要有两块：一是直接赋予保险产品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养老保险税收递延和健康保险税前抵扣等。二是通过征收遗产税间接赋予保险产品避税功能。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通过税收制度的合理设计，促进保险业有效发挥财富管理功能，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应对人口老化。就保险公司而言，需要根据自身财富管理的特性，在产品、服务、营销等方面进行创新。在产品方面，需要开发期限长，甚至能够覆盖整个生命周期，能够抵御通货膨胀和利率风险的产品。在服务方面，可将保险服务于实体健康、养老服务相结合，为客户提供健康管理和养老生活安排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营销方面，需要建立专业化的销售队伍和现代化的销售网络，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和对银行以及人海战术的销售依赖。
第三如何充分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
保险资金的长期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机构资金的主要功能，对于财险资金和健康险资金而言，只要业务不为所，并且现金流为正，这些流动的短期负债就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可投资基金。对于负债期限长达10年，甚至几十年的寿险资金而言，投资期限可以相当长。因此，保险资金在社会长期资本供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发达国家，保险业是直接融资和长期资金供给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美国融资市场之所以发达，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保险业的支持。美国寿险资金从1930年起就是公司债务的最大机构投资者，同时也是政府抵押债券的重要购买者。保险机构持有的债券不仅数量大，而且期限长，2011年美国寿险业持有的债券资产高达2.8万亿美元，政府债平行是2.8年。近年来，中国保险业资产规模也在不断的增加，保险资金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城市市场相比，中国保险业在金融体系当中的占比仍然相当低。从保险业资产规模与银行业资产规模的比值看，中国只有0.05，远低于美国的0.5。从保险业资产规模与M2的比值看，中国只有0.08，远低于美国的0.67。由于中国保险资金规模有限，保险业在长期资本供给方面的作用也发挥得很有限，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是银行业资金体系过大，直接融资过低。我认为这个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是优先股制度的缺失，改善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实体经济长期资本来源需要保险业的发达状态和保险资金融通功能的充分发挥。保险业发展壮大需要立足自身的改变创新，通过产品销售和服务创新，提升保险保障功能与财富管理功能。在保障功能方面，要满足人民对物，对生命与健康，对社会责任等三个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在财务管理功能方面，保险业需要提升财富管理能力，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加大保险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我认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对社会稳定、中国金融机构的优化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赋予保险产品一定的避税功能，引导居民财富投入社会保障，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俞小平女士，俞小平女士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讲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理解就是还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提到保险包括了物的保险，人的保险，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法律和信用关系的保险，可能我们目前还停留在更多是物的保险，而且是比较局限的车险这一块。我刚才理解就是空间是巨大的，对我们实体经济的转型也会有很大的支持。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美国摩根大通大中华区的CEO戈雅特先生，他是摩根大通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的并购市场》，大家欢迎！
戈雅特：非常感谢，首先我想说，这种论坛专门把重点放在讨论金融行业中的一些主要的决策是非常好的，北京金融街论坛是非常好的，这有助于促进中国和北京金融行业的发展。我们摩根大同在参加这样的论坛，也会受益匪浅。我们在中国的总部离这边不远，我们总部里面的客户有很多中国的，今天有很多著名的嘉宾参加，中国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论坛，还有一些全球的智囊都来了。我们看到在市场上购并和战略交易方面，全球上出现什么样的动态。现在全球正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中国也有这样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基本的趋势现在完全符合各国政府的目标，也就是说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社会福利更好，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从过去的形式转到消费形式，最后让中国的公司更加密切的与世界经济接轨。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讲全球的经济情况。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现在大家非常谨慎，很多的公司领导都非常谨慎，至少我们的客户，我们打交道的客户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这种谨慎和两个问题有关，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不确定性，全球的经济有些不确定性。另外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不太稳定，很多的国家都是当时金融危机震中所覆盖的地区。今天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些主要的思考方面的调整和转移，至少我们和世界上很多公司进行了沟通，他们的思想有了一些调整，有一些理由证明他们还是有一些乐观的态度，就是我们购并战略方面的思维调整。
很明确现在在一些新兴市场上出现了新的流动不确定性，很多西方的经济体现在有所复苏，甚至在欧洲都出现了一些复苏，尽管在过去几年欧洲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经济是不景气的。但是最近还看到了一些乐观的现象，我们现在也开始看到一些股票市场比较好的迹象，在一些新兴市场也有这样一些好的迹象，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公司的领导更加有了信心。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迹象，但是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伴随的情况，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银行业根本性的变化，它将会影响到我们摩根大通公司的运营。同时政府还有一些房地产的公司都开始考虑总体的金融服务行业中的一些总体的发展情况。中国的一些公司现在已经开始专项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原来都是这样考虑。现在更加考虑深层的战略性对话，我们至少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对话，他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种战略性的工作。并购和其他类型的战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战略当中与日俱增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有50%以上我们和客户之间的对话谈的是这一类的机会。从某种程度商来说，我认为这样一个趋势会持续深入下去，而且无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有多快，这个趋势仍然会持续下去。当然，我们看到中国金融改革一些广受报道步伐的推进，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趋势推进得会更快。
我们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离岸和大陆客户业务之间的平衡，以及我们的这种工作人员工作经历的分配，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很多其他的原因，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中国的团队当中，我们竞争对手的团队当中，在中国团队的人数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是随着北京金融街这些地区的成长。在我们和中国客户的对话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就2013年而言，中国客户的并购会有20%的增加，是一个创记录的增长率。中国的客户他们对于战略性的交易更加感兴趣，中国客户1/2对外投资的项目都是去收购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品牌，最终能够把这些品牌带回到中国市场去吸引中国的消费者，或者是收购一些技术上的专长。这两类收购最终是在海外进行收购，但是成果会拿回到中国市场为中国的消费者造福，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那些著名的国企之外，交易的参与方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说地区性的国企和民营企业。我们看到这个交易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内容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中国公司内部要有相应的专业能力来处理好这些交易。我们看到中国银行在世界各地扩大业务，而且中国公司的信用和基本面越来越为国际投资者所看好。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收购，包括在新兴市场。你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他们在谈到要向最大的市场去投资的时候，过去大家都会说美国是一个最大的首选的市场，因为美国的劳动力训练有素，美国的能源价格非常低，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公司对外收购的交易有50%以上是指向美国的。人们常常专注于那些曝光度最高的跨境并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忽视的一点，恰恰是我要讲的，那就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国内的并购市场方面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机会。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从GDP的占比角度来说，中国对外并购的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企业对外并购的规模以及欧洲企业对外并购的规模。但是中国国内并购市场的交易量是要小得多。只是美国国内市场的25%，欧洲内部并购市场的1/3，从对GDP占比的角度来说，我们一方面要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收购，去推动盈利，规模效益，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内地国内的战略性并购市场的发展，这个领域的投资在今后几年当中的增长我们也在为之做好准备。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戈雅特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给我们讲了全球并购市场发展的前景。全球的并购市场对我们中国内地的产业升级，对我们企业的走出去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感谢戈雅特先生的精彩演讲。
下面的演讲嘉宾也是来自于国外的，是英国施罗德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基思·韦德。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现在在施罗德集团专门负责全球经济的研究，他也经常来中国，今天吃中饭的时候我跟他有过沟通，他一年会来一两次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也有他独到的看法，我们现在欢迎韦德先生给大家做演讲，大家欢迎！
基思·韦德：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如此重要的一个会议，前面大家已经听到了多位发言人的发言，已经看到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我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些国际投资者，我们的资产是3千亿美元，我的决策一部分是为我们的资产配置委员会提供一些宏观的眼光，帮助他们在全球配置好资产。现在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关注点，首先是中国市场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现在在减速，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减速？大家已经听到了很多其他人的讲解，这一部分的观察我会留到最后再讲。另外一个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前面几位也多次提到，就是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美联储已经发出了信号，他们会放慢收购美国国债和资产抵押证券化产品这样一个速度。全球金融危机就美国而言现在已经结束了，有了这样一个信号。
如果看一下市场行为是什么样的话，我们看到市场认为这种低价格、低成本融资时代的结束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看到新兴市场的一些反应。这张幻灯片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的货币汇率变化，对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大量的套利就是携带交易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巴西、印度、土耳其，他们的这种经常项的赤字本来就是靠外资来填补，现在外资在撤离。韩国和中国有经常项目的赢余，这些经济体希望更好。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早期的迹象，就是说对将来是有一些启示意义的，一旦美联储收紧了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话，开始加息的话，会给新兴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已经有了一些初期的迹象了。这种超松的货币政策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美国的GDP和其他的发达经济相比将走向何方。现在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在逐步的上升，所以美国将继续引领发达经济体。美国相对于欧元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遥遥领先，直到不久前，大部分欧元区都在衰退当中，主要是一些边缘经济体，像西班牙、意大利仍然处在衰退当中，仍然在恢复增长的过程当中举步维艰。
为什么美国的表现这么好？因为美国处理问题的速度比欧洲更快，美国的银行很快重新注资，实现了资本化，处理了债务，这些速度更快。而且美国并没有大幅度的收紧财政政策，这也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接下来的十年还会有很多的争论。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兴经济体是碰到了一些困难，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一些新兴国家货币的币制，而且经济增速仍然在放慢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接来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看到这张图(PPT)上显示的是中国正在实现稳定，经济活力的一些指标，像出口、用电量、运费、大宗商品价格都开始稳定了，我们看到投资者又开始朝中国投资，开始感兴趣了。
美国的情况，我觉得美国很快的修正了自己的金融体系，美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低效率向实体经济的机制发挥作用比欧洲快得多。在这里大家看各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急剧的在反弹，当初下滑的幅度非常大，现在反弹的幅度也非常大，所以美国的房价是在快速的回升。我们再来看美国的汽车市场买车的情况，由于低利率的环境，也是刺激了美国车市的反弹。如果我们把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信贷在进一步的扩张当中，而欧洲的银行仍然是处在一个惜贷的状态当中，因为他们还要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在再次崛起的过程当中，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央行不能够学着美国去提高利率，欧洲的货币政策将来会继续在一段时间当中保持宽松。因为我们知道，在英国和在欧元区决策人的主要注意力是提供一些指导意见，他们的利率政策仍然会保持在一个宽松、低利率的态势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美欧之间利率政策的分杈，美国和日本的利率政策也会出现分杈。日本又在实现增长，日本央行调高和对经济增长率的前景，通胀率有所抬升。但是我也想提个醒，为什么日本的通胀率能上来一点？是因为日元在大幅度的贬值，这样把石油和进口商品的价格推高了。我认为日本要想持续的推动通胀率的上升，我们需要尽快的去填补产出缺口，只有产出缺口变下了，日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上去。日本的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财政政策，日本必须要收紧它的财政政策。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计算当中，日本实际上已经破产了，GDP负债率会进一步的上升，日本必须要加税。当然了，加税又会减缓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日本央行会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当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把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对于经济唯一的杠杆就是进一步的实现日元的贬值。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汇率大局，美元针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会进一步的走强。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会继续保持对美元的挂钩汇率，人民币也会进一步升值。这样对于中国经济会带来压力。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作为投资者，当美元走强的时候，会使得投资者对新兴市场投资更加小心谨慎，原因就是一个强势的美元会有可能收紧很多新兴市场当中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会下滑，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以及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股市的表现的话，其实有相关性的。在美元走强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不愿意把钱投资到新兴市场当中去。这样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的不同预示着我们要想让投资回到新兴市场做这样一个断言还为时过早，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经济面临着一些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剧关于重构平衡的争论。
我也想谈一谈关于对于重构平衡争论我的观点，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模式的转变。我觉得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该做什么是很清楚的。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到，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对于中国的贸易是形成了重击，大家可以看到出口在GDP当中的占比是急剧的下降，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样一个缺口是由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填补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大幅度的上升，这是中国一个有益的政策上的举措，来确保中国保持增长。我们看到消费者支出并没有成为一个贡献的主力，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状况，也就是中国的投资率从国际标准来看目前是极其高，而消费率又极其低。这样在我看来，我们就必须要实现转换，要让中国的消费上来，而且我们要好好的审查一下中国经济投资的质量。
当然了，这也是这次会议一直在谈的一个主线，因为大家在谈金融市场改革，最终这一切都是关于如何把储蓄高校的投入到高产出的项目当中，主要是让金融业来发挥作用。在这里有两个指标告诉我们目前在中国资本的配置仍然是不合理的，有过分的投资。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研究来看，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极低，而且已经在不断的下降，中国的很多企业由于出口的下降举步维艰。制造商价格在下降，甚至有一些通缩的迹象。这些都说明，在中国经济当中，产能过剩十分严重，需要进行重组，需要更好、更高效的对资本进行分配。这也是早期嘉宾提到的观点，让金融体系提到作用。从很多角度来说，我对中国是充满乐观的，中国能够重构平衡，目前中国的消费非常低，但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是有办法让储蓄率降下来，让消费上去的，储蓄率一下来，消费可以得到提升，可以发挥一种叫做凯恩斯的乘数效应，为经济起到更大的带动。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常项的盈余，经常项的盈余会有所缩减，但是又不会陷入到赤字当中。投资在GDP当中的占比会有所下降，并不是说投资会是一个负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的投资能够更加高效的话，既能够把投资发展得更好，每一个投资都更加有利润，又能够让银行业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样一个美国实际利率上升的背景下以及美元升值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中国重构平衡，以更大的力度来做到，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韦德先生的精彩演讲，他给我们开拓了一个视野，就是国际的经验，讲了欧美日的经济近况，全球的经济对于我们中国利率的影响，我想大家都受益匪浅。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梅女士。李总曾经在央行工作，在国泰君安证券[微博]担任领导职务，并参与中金所的筹备。她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发展金融控股，服务实体经济》，请大家欢迎！
李梅：非常高兴，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时刻，我们在这里来探讨一下金融如何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我想还是从我们金融的本质来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金融是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金融支持的实体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非常低下，整个金融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而脱离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但自身难以维系，甚至会扭曲要素价格，造成资产价格的失衡，使经济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均衡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家可能注意到，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了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7月2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金融运行存在资金分布不合理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并提出了引导推动重点领域和行业转型的十条指导意见。今天上午三行三会的领导也就贯彻执行这十条指导意见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8月29日，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决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步伐正在大步迈进。
我们之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的服务，我想是基于这样两点：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有阶段，调结构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那我们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将变得十分困难。二是刚才大家谈到的，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到了比较重要的日程。金融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今年6月我们发生了钱荒，实际上也对我们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有这样两个渠道：一是通过金融融资功能对我们的实体经济进行支持。二是通过提高资金效率，提供相应风险管理的工具，为我们实体经济进行支持。
当前我们在讨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时候，我想主要是指我们的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要和经济的结构调整相适应，使两者之间匹配。也就是刚才有些专家谈到的，经济危机对后来的美国、欧洲和我们中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现在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使金融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我想这个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功能的调节作用，消除金融和实体经济内部之间的套利空间。从体制机制上适应和支持保障，真正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二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体制机制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合作的创新，从而使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整合。三是在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加强金融市场的法制和三公监管，推动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健康发展。
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准金融机构大概有十几类，包括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都从各个角度，从各个职能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务院最早批准的冠有金融控股字样的，以证券业务为主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旗下主要包括银河证券、银河基金[微博]、银河投资、银河保险经纪、银河产业基金等等。随着资本市场创新步伐的加快，银河证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包括刚才说的未来我们市场发展的重点，收购兼并业务，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投资银行的服务。我们的资产管理业务和银河基金为客户提供公募和私募的各种理财产品，我们有几家产业基金公司，可以直接投资于国家政策鼓励的行业和企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的衍生品业务和期货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对冲产品。
实践中我们体会到，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可以通过整合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发挥协同效益，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金融控股的模式能够更好的贯彻国家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途径。同时是业务和产品良好的创新平台，也能更好的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应该说金融的融合是一个大的趋势，其实刚才戈雅特先生讲到，不光是购并，购并交易的模式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源整合，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上午胡行长介绍了8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由人民银行牵头，以部际联系会议的形式来协调相关的监管问题。我想作为金融控股公司应该是比较适合这种行业的发展和监管需求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如果我们确立了银河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模式相应的地位，赋予它相应的职责，我想它一定会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我们将努力提高集团的整体实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
宋敏：谢谢李梅女士，李梅女士刚才给我们讲了金融的改革和转型，应该跟我们的实体经济的改革转型相匹配，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银河金融控股公司这样一个金融创新的模式，可能这样一种模式更能符合我们实体经济的需求，我觉得讲的非常精彩。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总裁克劳斯·雷格林先生。去年在这里举行的论坛也是我做主持，在这个论坛上，金融稳定基金也来了一位演讲嘉宾，今天我们又迎来了这个金融稳定基金的演讲嘉宾。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格林先生为我们演讲关于《欧元区金融危机》这样一个话题，请大家欢迎！
克劳斯·雷格林：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来，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论坛，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目前在欧洲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在大会中大家都提到我们现在缓慢的已经摆脱了危机。危机还没有过去，问题还有，但是市场已经稳定下来了。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并不仅仅因为欧洲央行做了很多的工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报纸上大家都可以读到这个消息。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同时发生，造成了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应对危机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应对欧洲危机的，这个战略有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首先在四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进展。
第一是我们在国家层面，在南欧地区进行了调整。
在南欧周围地区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多在调整自己的财政赤字，他们也在进行结构的改革，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竞争性。大家可以看这是一张非常值得关注的图，在北欧和南欧之间竞争性的情况，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转折，我们北欧和南欧之间的竞争性就发生了变化。有些国家丧失了自己的竞争性，他们工资也降低了，德国他们做得非常好，底下的这些是不行的，德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常紧缺的。在2008年的时候，50%累积的数字就出现了，幅度非常小，也就是调整了大概占1/3，价格的竞争，成本的竞争现在在南欧地区，这些国家出口现在强劲的增长，在经常性帐户的赤字也逐渐的消失了，这是我们这个战略的第一部分，就是做了调整，这个调整是在各个国家层面中进行的。这些国家必须要把自己的基本面改善，要把自己的功课做好，把欧洲改善。
第二是我们提升了欧元区的经济政策协调，有所改进。
大家可能知道，欧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政策，但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又是非常分散的，很多人都认为这种体制是不行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但是各国所落实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分散的情况下来进行落实的，但是要有协调性才行。现在这个体制我们做了大量的提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增长又恢复了，我们做了很多经济政策的调研，确实有了好转。
第三是建立金融支持机构。
一个是欧洲金融稳定局，还有去年10月份欧洲稳定机制的建立，是整个欧元区永久性的管理机制。在这方面我又讲到了欧洲央行的作用，欧洲央行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做了很多创新性和机构性的改革，欧洲央行做了很多干预的工作。我们这两个机构在2011年已经支付了2130亿欧元，把它提供给了向我们借钱的国家，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对于这样一个国际机构来讲这笔钱不小，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整个资助的量还要高得多。实际上现在还有一些没有承诺的资金来源，当然还有4500多亿，我觉得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需求进行帮助呢？目前还没有这样很明显的需求。因此，现在确实我想说，他们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动力。
第四是再次加强银行体制。
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尽管有问题，我想说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大家一类准备金的9%或者是更多，而且去年我们增加了2000多亿欧元的资本充足率，采取了很多的步骤加强在欧洲的银行联盟建立，现在也得到了批准，也就是在欧盟地区真正建立一个市场。我们第一步就是欧洲央行作为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监管所有的大型欧洲银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是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终端解决机制，来管理我们的储蓄和保险。
刚才讲到了四个应对危机的战略，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过去几年进行落实和实施。现在三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略是可行的，发挥了作用。在刚才的幻灯片上给大家讲到了，这些借款做到了很多的家庭作业，他们已经消除了经常性帐户下的赤字，而且进一步改善了自己国家的竞争力，而且他们把自己的财政赤字降低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本来是不平衡的，现在慢慢的把它消除了。另外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利率差别现在也降低了50%左右，像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在不断重新的进入到市场，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现在能够在2013年发行了10年的政府债券，这个事情在前两年他们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债券在南欧地区进行了发行，很多的金融机构、政府和公司进行发行，比前几年发行得更多。尤其在今年前8个月，增加了70%债券的发行。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整个增长，有更多的就业，希望欧元区能够在2013年第二季度的时候摆脱这种萧条，在最后一个季度摆脱负增长，我们生产的景气指数需要进一步的恢复。我们应该真正摆脱这种萧条所带来的负责任。另外我们希望失业不要再继续增长，工业的生产不断增加，信心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策略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危机仍未结束，风险仍然存在。有一些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预计有一些借款的国家需要融资上的支持，所有这些国家都必须推进他们艰难的结构重组，他们的失业率都很高，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失业率降到一个正常的区间，同时欧洲的金融市场仍然是高度支离破碎的。总而言之，银行借贷是停滞不前的，而且欧洲的潜在增长还是有限的，因为这有一个人口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将来的欧洲可能也就只有1%到2%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和其他的工业经济体相比是较小的，美国会比欧洲要高至少1%。当然欧洲这样一个差异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带来的，在美国的这种人均增长是很强劲的，特别是过去20年当中。过去20年这个增长在欧洲是很有限的，将来仍然会这样。同时我们必须要记住，在欧洲往往要通过危机才不能够带来正面的变化，而正面的变化会带来正面的发展。过去有很多这样的历史，就是危机带来了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会加快欧洲一体化的步伐，所以我也充满了信心，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各国进行了调整，经济政策的协调也在进一步的加强，在进一步的朝向银行联盟前进。在危机之后，这些机构的运作和功能会比以前要更强。
我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宋敏：谢谢克劳斯·雷格林先生，一年下来好像变化特别大，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演讲嘉宾，大概有10位演讲嘉宾就会有5个人讲欧元的危机，今天我们看到只有克劳斯先生讲欧元危机，而且给我们的信号是欧元的危机基本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欧洲很成功的把危转成了机，虽然还有很多的风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这些消息。
下面一位演讲嘉宾是法国安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艾瑞克·钱尼。钱尼先生曾担任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还曾任职于法国财政部，他长期以来的工作就是负责全球的经济分析和预测。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前景》，大家欢迎！
艾瑞克·钱尼：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首先我要衷心的感谢非常高层论坛的主办方邀请我与会，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很大的一个保险集团安盛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们的旗下资产达到了1.4万亿欧元，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规模的公司，所以我的工作是要去思考全球的复苏，因为全球经济幸运的是处在一个复苏的阶段，但是这样一个复苏对于金融市场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考虑宏观层面的风险。
在我讲这些话题之前，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这场复苏并不是一个常态的复苏，因为上一场的衰退并不是一场常态的衰退。前几轮危机当中的很多原因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在近现代历史，从1900年开始，首先是1920年到1929年，然后就是2000年2008年之间，世界仅仅出现了这两场主要的债务危机，这也就是说使得我们这次的危机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复苏也是与众不同的。当欧洲正在进行克劳斯·雷格林先生所讲到的单一变革的过程当中，这场危机降临了，对欧洲形成了打击。就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正在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从一个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向一个内需为基础的模式，这正好和全球复苏的时间相一致，使得这次复苏是与众不同的，和以往不同的，当然我对这场复苏仍然是有信心的。
前面的发言人已经谈到了对于那些观察过去30年商业周期的人，大家都认为全球复苏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看到重点在从新兴市场转向发达市场，发达市场又在重新的引领商业周期。前面我们听到了强烈观点的表述，过去发达市场是引领着全球的商业周期。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特别是2002年以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在引领全球的商业周期，现在我们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又在引领全球的商业周期了。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我觉得再过几年的时间，又会由新兴市场来引领全球商业周期。现在主要的行动是由发达市场采取的，特别是美国。
大家都已经广泛讲到的就是美联储会退出量化宽松，这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项。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我也完全同意施罗德集团的同事说的，如果美国经济没有更好的复苏的话，美联储就不会退出量宽。一旦退出量宽，而且美国经济又好转了，那么量宽给资产价格带来的扭曲就会有效的得到消除，因为美联储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央行。新兴市场是受到了量宽结束的最大影响，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现在出现了一种全球金融周期，是所谓的中心来促成的，这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周期，大部分的发达经济体都处在这个中心的影响范围当中，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在脑海当中的。另外对投资者来说，这还揭示了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资本流入，使得量宽对于所有的新兴市场都有利，但是随着量宽的结束，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又会程度不同，有的新兴市场会遭受重击，有的新兴市场情况会相当好。欧元区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欧元区危机并没有整个过去，最重要的是要对欧元区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革。为什么欧元区的复苏那么慢？增长率那么低？因为欧元区银行业的重组出于很多原因一直是滞后的。在欧元区75%的融资都是基于银行的融资，所以银行业的改革是2014年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课题，如果要想看好欧元区的话，我们认为至少要先去建立银行业的联盟，要进一步的改革银行业。如果银行业没有改革的话，那么会有很多的发展障碍。
接下来我给大家谈一谈全球复苏的三个主要的地区以及来评论一下宏观面的风险。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全球贸易，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的血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上一轮衰退叫做大衰退，当然不是大萧条了，这对于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很多非金融公司的破产，然后快速的复苏，又是由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推动的。接下来之后，全球贸易复苏的速度非常之慢，如果我们相信最终我们仍然是看到了全球衰退以及全球危机至少在美国的结束，这样我们就应该有信心去看好全球贸易明年实现4%到5%的增长。有一些先行指标已经指向这个方向了，大家看一下绿颜色的先行指标揭示的就是全球贸易要回升。
我们来讲一讲美国的经济，为什么美联储已经决定要终止量宽政策。因为大部分美国消费者的去债化已经结束了，这种去杠杆化可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你非常保守的话看一下这张图，美国消费者的负债率已经回到了2003年、2004年的水平，已经是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了。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消费者已经可以去借更多的信贷，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当中，美国的信贷，美国的经济会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推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欧洲形势是格外复杂，我认为欧洲出现的三次探底，三次去债化，政府、银行和以消费者为主的私有部门，三重探底，三重去债化，这是极其痛苦、极其艰难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欧洲的需求是如此疲软，如此不振。我认为欧洲的形势在中短期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会有限的改善，但不是大幅度的改善。比如说欧元区仍然缺乏需求，而且很多国家经常项的赤字已经缩减了。像荷兰、德国这样的赢余国，他们经常项的赢余没有减少。所以这些经济体是在改善的过程当中，但是进步货币非常慢的。
关于中国说了很多，这是我对中国的观察。我们看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在放慢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样一种潜在增长率的放慢是不可避免的。从一个出口驱动的模式朝向一个更加均衡的增长道路转型这不是一个坏消息。对经济学家来说，我们的问题是要把周期性的放慢，比如说这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关。2009年以后有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我们要把这种周期性的放慢，和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放慢之间区分开来。因为今后两到三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合理的区间是7%左右。如果来看一下中国的消费者，我的希望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是全球最大得了。曾经有一个对于购车的刺激政策，这个政策收回之后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中国的车市10%到13%的增长率是快过了平均的净增长率。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宏观层面的风险，当然有政治风险。我不想去详细的介绍叙利亚危机，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市场要做好准备。另外像美国的债务上线问题，这件事还是挥之不去的，还有德国宪法法院对于欧洲央行去年推出的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仍然在修复过程当中，调整经济体仍然有一些风险。我们不能够忽视有可能在欧洲出现政治危机这样的可能性，意大利的体系还没有实现稳定。生活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08年的水平，意大利如果做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危机的触发国，我们还是祈祷意大利不要出事。我们也看到央行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当中，这个国家必须要进一步的缩减他们的资产负债平衡表，这样的一个举措会带来长期更高的通胀。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钱尼先生，钱尼先生给我们讲了国际经济的情况，包括美国的调整。同时他也认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调整对我们发展中国家会带来很多机会，他对全球的经济虽然是有风险，还是比较看好的。
今天我们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夏斌先生。夏斌先生曾担任深交所的总经理，也是上一任央行货币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我跟夏先生认识很多年了，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介绍夏斌先生，夏斌先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精彩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增长与地方债务》，相信大家会很关心这个题目，有请！
夏斌：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演讲是今天大会的最后一个，而且演讲开始时间已经是本来安排中间的讨论时间结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抓紧时间讲一讲我的观点。现在不仅仅是中国的市场里的投资者，全球投资者和市场关心中国的经济，我看就是两件事：一是当前经济的走势是见好还是崩溃，二是都非常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大局的步骤，也就是说等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今天时间有限，我谨就经济形势谈一些观点，有些观点也是一些老的观点。
关于经济形势，其实我在2011年中7月份曾经说过，从趋势看，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个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内在的逻辑力量决定的。它不完全是经济周期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支配调控的。这个时候如果采取相反的过度调控政策，只能使经济振荡加剧，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时间的早晚问题，当时给时任总理的温总理也是这么汇报的。后来自己又说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到市场，到投资者都必须清醒的看到这个大趋势。在2012年底，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季度GDP8.1，第二季度7.6，第三季度7.4的状况，有人呼吁中国的银行要大力放松银根。我认为，我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国民经济刚刚开始进入了结构调整的阶段。当时2012年底文章的标题就是调整轨迹中的2013年中国经济，明确提出中国2013年的经济不是以往所说的最困难的一年，最复杂的一年，就是应该调整的一年。
面对当时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硬着陆的各种预测，2012年我反复再次强调本人在2010年写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间所判断的，我认为尽管中国经济眼前遇到很大的问题，但是从长期看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机遇。原因有几点：一是刚才海外几位贵宾讲到，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发展需要钱。尽管人口在老龄化，但是未来10年、20年，在大国经济体中间，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充裕的资金实力。二是我们的城镇化、工业化仍然在过程之中，意味着发展面临着很大的空间。三是尽管美国危机影响全球，萧条也好，衰退也好，我认为这个复苏过程中间会遇到一点噪声，但是全球化趋势不会中断。我们30多年的发展正是依赖全球化，只要全球化趋势不中断，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大机遇。四是改革的红利，这30多年的发展，用中国人的观念来总结，总结到最后一条就是改革开放，只要我们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相信我们还有很多的红利可以释放，很多的制度安排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同时看到中国政府手上掌握着在危机中其他国家政府所羡慕不已的3.3万亿的外汇储备，掌握着大量优质的国有企业资产。从今天来看，我们更容易看到1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市场，明年预测人均GDP7千美元，有人估计我们的中国消费市场在未来的10年中间中国消费占全球消费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当然这个数据是一个预测数据。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向，给我们一个参考，中国本身很大的消费市场存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运用好这个市场。同时从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看，我们除了讲人力资本以外要讲物质资本，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基础上已经打好了一支有效率的产业大军。从供给和需求方方面面的因素来看，我认为中国保持相对稳定的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进入到2013年，不仅中国，包括海外对中国的发展很纠结，应该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不可持续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从长期看仍然能保持持续稳定、高速成长。但是我认为，这个高速成长的高速并不像2003年到2006年那样平均10%的增长，像2007年甚至高达14.2%的增长，那样的速度是不可能。相对于中国自身现在的条件，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高速，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间，如果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7到7.5%的增长，已经是绝对的高速，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市场人士需要充分认识的。要维持中国当前经济保持7%左右的长期、健康增长，重要的不应该在速度上多0.5，少0.5，重要的是要如何使中国保持7%左右的速度维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使保持7%左右的速度，不是像现在这样带有这么多的矛盾和压力之下，不是带病运转。而应该尽快的通过加快改革，加快结构调整，解决巨大的产能过剩，我认为中国的政府对中国的问题是清楚的，要尽快的解决巨大的产能过剩，解决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问题，解决地方政府无序借债的问题以及房地产泡沫问题。
关于稳定中国的增长和加快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防范系统性风险三个分析的关系，我最近曾经发表过一些观点。政府今年在这几个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政策安排和工作布局，今天作为我最后一个发言，由于时间关系，我专门想就系统性风险中的地方债务问题再做几点补充。关于地方债务问题，前一阵子国家审计署对36个地区的债务问题进行了审计，目前又在布置对全国地方债务进行新一轮全面彻底的审计。所谓全面就是审计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乡一级政府，除了省地县之外，延伸到了乡一级政府。所谓彻底，这是审计几乎对政府各类融资活动，包括BOT、租赁等等各种业务方式都包括在内。我相信10月底的审计结果肯定是惊人的，肯定比以前多，市场上说有10万亿，有22万亿，我相信比过去9万多亿相比是惊人的。同时我也相信，其中有部分已经是呆坏帐，是还不了的。因此，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作为研究人员要提出建议，如何前瞻性的做出考虑，我认为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目前总体上应该坚决执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一系列严加控制的规定。今天只是想特别指出，要控制好地方债务的进一步增长，从眼前看要做三件事：
一是中央政府应该放话，对于继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做假帐进行融资活动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当事人一定要秋后算帐，绝对不能明知故犯。
二是要防止监管套利。一行三会几个金融部门要切实负起共同的责任，听说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就协调问题进行了演讲，我认为很好，就是我们曾经有过，我们在考虑一个企业主体债务发放规模、杠杆率的时候都是各考虑各的，这个单位监管部门是40%，另外一个监管部门也是40%，几个监管部门下来到底多少？企业明白，地方政府明白，这就是中国的监管套利，都在抓监管套利的孔子。
三是要杜绝各个进机构的道德风险。要对各个金融机构上课，要重温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款规定，政府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也就是说政府机关不能做担保。什么安慰函，什么这个函那个函得不作数，地方政府人大出的函都不作数，到时候该赖帐到法院打官司照样没用，没有法律行为。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作为担保人，有些已经作为公益事业的房产等项目作为担保，发理财产品，做影子银行的工具，这都是违法的。所以要向各个金融机构上课，对于仍然不顾风险，钻政策空子，造成严重损失的，最后也应该追究责任。整个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只有等到10月底全国审计结束后才能拿出方案。根据我在机关工作的经验，我相信会有一揽子的方案，我也相信这个一揽子的方案肯定是分类处置的方案。
除去大部分可以偿还的债务之外，对于已经确定不能偿还的债务，我们要区分有效率的资产和无效率的资产，并且根据以上不同的情况，采取地方政府发债、资产证券化，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可以发债，资产证券化，没有条件的，有债务企业的股权，或者冲销银行的坏帐，改变冲销银行利润，或者银行再次再转股，或者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最后中央财政再买一点点单。出售地方政府所持有的优质股权和房产等各种办法来偿债。我相信在政府还债问题上，一定会严格执法，绝不会再搞下不为例。中国这么大，情况复杂，一定要实事求是，分类处置，对个别大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大搞烂尾投资项目的，地方政府要让其搬出豪华办公楼，要让地方政府卖楼还债，卖他的好资产还债。要抓典型，警示天下。尽管中国不会发生像美国底特律政府破产的现象，因为中国政府作为整体政府而言，财力基础是雄厚的，不会存在偿债的风险，但是对于个别地方政府无视法纪的行为，必须要用特殊的办法来严肃处理，以防以后。
这是我今天讲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以及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对地方债务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夏所长。刚才讲得非常精彩，首先是这个增长的潜力还在，但是地方债的风险还是不可低估，同时也指出了一些怎么样解决地方债的一些方法。下面我们邀请各位嘉宾来做一个简单的对话，包括我们之间的对话和我们跟观众之间的对话，有请。
我们听了七位演讲嘉宾非常精彩的演讲，而且我们谈论的主题也很丰富，有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它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影响，也有我们几位老总专门从中国经济，金融怎么样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还有最后夏所长给我们讲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以及地方债务的问题。有几个问题，我先从夏所长这里问起。刚才讲了地方债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我们的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所以大家对城镇化期待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出问题，这个推手可能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刚才你讲到地方债有很多问题，但是地方债务的形成，是不是中央政府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就是说地方政府本身可能有一个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多浪费，刚才你讲了很多很豪华的办公楼等等。但是除了那些问题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本质性的、结构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政府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请夏所长为我们讲解？
夏斌：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尖刻，说中央政府有没有责任。我同意你刚才说的，地方政府会做出这些行为，有我们整个体制的基础在背后的原因。因此，解决城镇化问题，解决进一步的发展问题，我们在财政体制改革下，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等方面可能还要下一些功夫。这正是今天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展开讲的，大家所期盼的，关于中国政府进一步要加快改革开放的布局，我看媒体上登的有很多，我也没参与，说中央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研究，我相信在这些方面可能都会有布置。
宋敏：你说我问的问题很尖锐，其实你刚才的观点也非常尖锐，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让地方政府把他最豪华的办公楼卖掉。我想借这个问题问，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在政治上是不是可行呢？从自身的利益他会采用一些阻碍。
夏斌：因为底下有媒体，我不敢乱说。我就是就当前的政府债务问题，从目前看，现在有规定在控制，增长速度在下降。我说了三条，其中有一条要喊话，要告诉你再乱干就要秋后算帐，金融机构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没有担保。所谓乱干，有非法集资的，有借着委托理财在非法集资的，有做假帐来接待的，这不是地方政府叫你干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10月份审批出来的这个结果肯定是超想像的，很多，怎么办？我说方方面面，有的一些项目还能赚钱的，有现金流的我们继续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的是没有现金流的，根本不能赚钱的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可以继续发地方债，债转股的，资产证券化的，冲销银行坏帐，包括中央政府可以拿一点的。还有包括不行就地方政府你把好股权卖掉。我一直持有这个观点是地方政府不用持有这么多金融股权，什么金融控股公司，你用不着持有，你把它卖掉，换钱还债。
宋敏：我们有三位国际上重量级的嘉宾，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想你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你们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呢？
基思·韦德：我并不是一个地方债的专家，我觉得在现在的环境当中进行任何的债务重组都不能大大的有损于增长，不能够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个负面的连带效益。因为经济不好了，坏帐就会更多，所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什么会出现有一些呆坏帐的问题，就是由于GDP的增速下来了，在这一轮经济减速之前，中国的负债率比现在还要更高，因为GDP的增长率也更高，那个时候的负债就是可以维系的。当然了，我们对于有些不良贷款要进行处置，要进行重组，但是这个处置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造成信贷的紧缩，因为现代紧缩在中国经济这样一个敏感的时点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克劳斯·雷格林：我也很笼统的讲一点，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经验表明，在很多国家要想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就是一方面要给地方政府足够的自主权，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有更重要的管控来确保形势不会失控，找到这样一个平衡总是很难的。其他国家，美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有一些县和城市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像加拿大、西班牙都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中国不妨看一下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一看在中国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谢谢。
艾瑞克·钱尼：也许我的观点在政治上不对，我认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两个纬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有两个纬度。首先就是地方政府要能够通过收税来为他们的活动融资，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让人民同意增税的话就应该被吵掉。美国的处理方面叫做第11条，美国的法律就叫第11条，是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地方政府破产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像一家公司一样得到破产后的处置和重组。比如说在欧元区，他们是通过ESM这样的一个稳定机制来做，他们这样的一个稳定基金实际上就是在处理欧元区的一些主权政府的失效，其实在欧元区，那些出了问题的主权政府就和中国的地方政府有点像。有些欧元区的国家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现在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敏：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你们对地方政府债务这个东西有些什么看法？你们有些什么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俞小平：地方政府债务，我们保险跟地方政府也做了少量的基础设施的债权投资计划，当然我们的债权投资计划安全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有银行担保的，少量的可能也是信用比较高的政府性公司，资产也是很实的，绝大部分应该都是银行担保的。我觉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可能过一段中央审计的结果出来了，我感觉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还是保持比较快速发展当中的问题。所以说可能系统性的问题应该不会发生。个别地方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是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像刚才夏老师讲到的这些办法，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在个别地方试警示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总体感觉，因为我在开发银行也工作多年，跟政府打交道多年，我们觉得政府的成长性，中国在各个地方经济活力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可以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如果经济不萎缩，如果增长保持这么一个持续的速度，而且不要马上一下子停下来说不支持了，融资全部停下来，资金断血，这个系统性问题一定会发生。所以中央在采取一些后续的政策，我觉得需要把握一个度。这样的话，使得政府的资金链不断，然后让它很好的再去管控它未来的负债比例或者是规模。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在未来若干年当中可以解决。
宋敏：非常好，我们李总也谈一谈。
李梅：刚才各位都谈了很好的观点。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确实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确实这么多年经济发展下来，地方债务的规模在不断的发展。各个阶层的地方政府都在发债。地方政府确实是随着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内生的需求，这个内生的需求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财税体制各方面的推动。我个人的观点，我同意咱们的老领导夏所长的观点，就是说要控制。但是确实一个是历史的渊源和我们整个体制的作用在里面，所以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我觉得要分门别类。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获取因为我一直做投行，我们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我们帮助发债，还有一些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注意它的风险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整体去考虑它的地方债务到底应该怎么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约束我们的各个方面，包括刚才夏所长说的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还有对这些参与各方的约束，包括这些政策性银行，包括我们的投行，包括银行贷款。我觉得各自如果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从各个方面去约束自己的话，我想这个问题慢慢会解决。当然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虽然刚才我们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时候，就说金融必须跟实体经济相结合，从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这种杠杆倍数应该说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记得前两天克强总理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不管这次的数字是多少，目前我们是可控的，但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去查和我们要控制，就是要在风险爆发之前我们做好准备，控制这个风险。
宋敏：第二个题目我想简单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讨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金融这个服务现在很多时候没有延伸到中小企业这一块，特别是制造业这一块，有的现在碰到很多问题。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再展开一些讨论。我想还是从俞总这里说起，俞总刚才讲到保险也是可以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我想请你再讲一点，在信用担保方面，可不可以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一些方法。
俞小平：因为我不是做保险出身，我看到我们人保集团在支持中小企业或者说民生方面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尝试的。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在宁波跟银行配合，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一些信用保证，这个还是取得了很好的实效。下一步我们在集团内积极的推动这样一个好的经验，希望有更多我们下面的分公司能够与其他金融机构来进行配合，我们保险也可以在这当中提供一部分的风险保障，分担一部分风险，也推动其他金融主体给中小企业更扩大融资。我们在农村也提供了小额贷款为农民的融资，实际上是对他的专业户，他是养猪专业户或者是种菜专业户，我们也是跟银行配合提供融资的担保，还是有很好的效果，只是规模现在还不是很大，需要进一步的扩大这样一个经验和范围。
宋敏：李总，你们金融控股公司我相信应该包括了很多的金融业务，一定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思考，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从金融控股的角度，能不能相对来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现在面临的中小企业的问题？
李梅：因为金融控股公司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确实涵盖了业务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那个论点上来，我们无论是金融控股公司也好，还是旗下的这些子公司也好，如果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是金融的改革进一步市场化的话，我们的中小企业就可能会享受到一些成果。比如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比如说资本市场这边的创新推进得比较快，比如说中小企业的私募债，这些都是效益没有像原来这么好的情况，是一种方式，作为投行业务，现在大家都在积极的推进。另外像现在的新三板，昨天晚上的主题实际上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我觉得更看重的是我们未来，比如说像创业板这一类的主板，因为主板的影响力比较大，这些因为你必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才能够引导这些资金去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比如说贷款去支持中小企业，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的资金属性。所以我们应该更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考量怎么支持中小企业，包括比如我们有一些基金，我们好几只基金，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投VC的项目，投一些早期的项目。这样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比较有空间的。所以我觉得，从大的方面，因为你要支持中小企业必须有退出的渠道，或者说未来的渠道。
刚才说到购并市场的发展，未来也会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过去你投了中小企业以后没有什么很好的退出渠道，我们现在在业务的实际过程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优势的存在，整个布局已经有了，但是具体怎么落实，我认为还是要增加这些直接融资的比重，包括方方面面的资本市场业务。其实刚才说到金融产品的创新，因为你必须放开金融产品的创新，才能让它通过一个组合的方式来对中小企业服务。因为你贷款有很高的标准，信托有很高的标准，你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打组合拳，设置这样的产品，那些中小企业才能得到支持，其实我们也投资这样的产品，包括有一些地方政府集合一些很小的企业，地方政府也出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风险可控，那些很小的中小企业又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但是根本是体制机制、产品创新的支持，谢谢！
宋敏：谢谢，我相信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也可以介入，一起打包进行创新，这样很好。
艾瑞克·钱尼：我在想三个层级，第一个层次是微观层面，就是刚才保险公司的这位领导也讲了，就像农户对于他们要有一定的保险支持，否则他们没有信用的支持，像世界银行认为小额贷款这样的层级，还有一些传统的小公司，比如说服务业、零售业的小公司，这是第二个层级。在这个层级当中主要靠银行通过了解你的客户这样的原则来放贷，在中国一个充满创新的层级，在中国有很多小公司有可能将来成为大的公司，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欧洲好很多，那就是风险投资，风险资本。有很多非常成功的美国公司，起家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现在成为全球的大公司，在美国只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投资者能够对这种新创的公司去投资。10笔投资，也许9笔都失败了，但是那一笔投成的就能够帮助投资者赚大钱。
宋敏：夏所长肯定也有很多高见，我知道夏所长做了很多的研究，在政策方面的建议也很多，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夏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座的都知道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实际上从银行贷款、工商管理、税收、保险、资本市场等等，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不是说这些措施做得都很好，而是说这些措施我们都在努力，但是总显得不够，否则的话主持人不会把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的产生又有一定的背景，当中国的经济速度下来之后，这些问题又突出了。当中国的GDP在14%左右增长的时候好像又没人提了，这里面包含着两个议题：一是可能有些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一样，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它可能适应不了市场竞争，该怎么市场处理？二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支持它的问题，刚才讲的一些情况，一些资本市场的情况。我认为进一步要解决中小企业在制度体制上的问题，关键是改革。比如说利率市场化，如果我们在宏观政策上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放松各种金融管制，让更多的竞争机制真正产生有效的资金配置，自然中小企业问题会有人去解决。而现在因为很多没有放开，所以我们很多现有的管制利率下，我们大量的资金还是涌入到大量的国企，或者有的时候是无效的企业和行业，它通过垄断，通过政府的特殊地位能搞到钱，而小企业搞不到钱。尽管我们也搞了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几个层次我们都有，形式上都在学，但是无非就是行政指令的，有管制的东西。如果我在价格上放开，或者是利率上放开，可能进一步刺激，哪些机制不够他就补上哪些机制，我想重要的还是进一步改革。
宋敏：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说得非常好。就这个问题，我们两位从欧洲来的演讲嘉宾，我想听听你们对我们中国中小企业融资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一些建议。
基思·韦德：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在英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中小企业很少能获得融资。其实我们说了各种不同的方法，目前有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英格兰的银行，英国央行是用专门一种低成本的贷款提供给银行，是非常直接，非常具体的有指向性的，在住房市场上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是成功的。因为这些中小企业风险比较大，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本才能够保护自己。因此，英国央行需要能够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低成本的融资。另外一种方法也并不是特别好。
克劳斯·雷格林：很多的欧洲国家某种程度上中小企业融资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做得非常不够，是下降的趋势。这方面正是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且很多国家失业率高。现在应该进一步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我也同意刚才说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多样化，各种不同的融资渠道多样化。我们知道，在欧洲我们在风险投资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够，我们可能太依赖于银行贷款，但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这些稍微大一点的中小企业来讲，他们也应该进入到资本市场。还有欧盟要做的就是现在有一个投资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也是一个开发银行，它就是在欧洲用于发展的银行。目前也在制定一些专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计划，在英国之外，欧洲央行还不能，也并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欧洲投资银行可能是一种渠道，可以帮助这些商业银行来通过风险共享进行融资。
宋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讨论这两个题目。但是我想还是给坚持到最后的这些听众一个机会，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但是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就请大家提问两个问题。
问：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想问夏斌老师一个问题，最近土地流转信托是一个特别热的概念，我想请教您的就是，您是不是看好这个模式？您觉得是不是可行？其中蕴含怎样的风险？谢谢。
夏斌：我能再反问一下吗？你先稍微解释一下土地信托，保证我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土地信托本身是怎么做的吗？
问：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作为信托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去打理经营，基本上就是这样。
夏斌：这个流程机制介绍得也很简单，我也第一次听到这个业务方式。我只是想说，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使用中的收益权这样一个改革，我认为是方向。我在我的很多文章里讲到，我们一定要把在城市化、工业化中间土地增值收益的那块还给农民，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如何致富的问题，才能解决所谓的收入不平等，中国的城乡最大的差距在于财富差距，而不是在于每年的收入差距，每年的收入差距远远抵不上城市市民、居民和农民之间财富的差距。所以财富差距的缩小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角度，必须让土地收益这个权益还给农民。
问：我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创业者训练营的，我想问李梅女士一个关于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事情，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实业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越来越难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整个创业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一些大企业，特别是有些业务向中小企业渗透。还有就是我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实业企业利润率，举个例子来说，普遍比咱们金融行业要小，现实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实业型企业的收入，爸爸员工的收入没有金融行业收入高。我想请李梅女士解释一下，怎么样看待行业性的差距？从金融行业和实业性对比，简单的分析一下。
李梅：我想这个问题还是有针对性。金融行业的这种高收入，实际上当然要看跟什么比，跟实体经济比确实相对高一些，我记得有一个案例，他收购了华尔街的一家投行，有一天他要卖掉，他认为是抢钱。因为实体经济是一点点的在积累，刚才我们讲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因为实体经济是借助金融的发展，是实体经济到了一定程度高端的服务品种。但是我们从国内来讲，从全球来讲，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所以大家非常关注如何为这些小微企业或者中小企业服务。我们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针对小企业的服务，包括这些金融机构，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上新三板，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绝对不是盈利的，而且简单来说肯定是赔钱的，也不赚钱。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整体的考虑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实体经济又和金融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差距肯定存在，就像我们说的，对大企业的支持和刚刚创业的企业确实有差距。但是我们要有不同的支持方式，刚才大家讲的，比如在美国，VC就会比较盛行，那是同国家的体制相关，跟它整个的金融体制也相关。我们也是想做VC，但是因为整个大的环境，可能不允许像艾瑞克先生说的，不允许你10单里面有9单是失败的，1单能赚钱，在这个领域相对是不能困难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解决，这样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宋敏：谢谢，因为时间的原因，相信大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意犹未尽，但是我们已经超时一个小时了。请大家再次对我们的演讲嘉宾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在这里我宣布本届金融论坛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