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乱象透视与反思

　　在将全球推到经济崩溃边缘三年多之后，银行业仍然深陷困境。挣扎中，欧债危机席卷而来，至今甚嚣尘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雷雨交加下的欧美银行业又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银行巨擘们集体遭遇信用危机。自今年年初以来，先是几乎所有大行纷纷落马LIBOR操纵，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银行陷入洗钱风波。随着问题雪球的越滚越大，监管者开始尝试拿起手术刀，银行自身的整顿也逐渐开始。

　　金融市场一直是欧美的天下，但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背景下，一度统治全球的欧美银行却被一桩桩丑闻缠身。先是5月份的摩根大通“伦敦鲸事件”暴露监管漏洞；紧接着是震惊全球的巴莱克银行LIBOR操纵案丑闻，全球20家银行被调查，涉案金额更是高到10万亿美元；之后是汇丰和渣打被美国政府控告涉嫌洗黑钱……国际金融乱象折射出的是银行的过度牟利、监管机制的漏洞以及金融业岌岌可危的信用。收紧金融监管束缚、重新审视银行的社会角色与责任已势在必行。

　　银行业的失信   

　　金融史上最大的丑闻——巴克莱银行LIBOR操纵案曝光后，全球金融市场为之震惊。无论是为了一己私利，抑或是更大的国家利益，刻意操纵LIBOR终究反映了金融监管的不力，反映了大型跨国银行在超额垄断利润面前的信誉缺陷。

　　“本质上，我们正变得不诚实，而且可能会破坏我们在市场以及监管机构心目中的声誉。”根据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6月底公布的一份监管文件，2007年12月4日，巴克莱一位银行家在写给“E经理”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5年过去了，很明显，这些预言性话语所涉及的问题——银行间拆借市场的价格操纵丑闻影响巨大。

　　2012年6月27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巴克莱集团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试图操纵和虚假汇报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及欧洲银行欧元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对其处以2亿美元罚款。

　　消息一出，巴克莱银行——这家具有百年历史、英国排名第三位的老牌银行，受到了从普通民众到政府高层的普遍质疑。LIBOR也已陷入彻底的信任危机。当人们发现一个如此成熟、常规的定价机制，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利益左右，充满暗箱操作，被愚弄的感觉瞬间转化为集体愤怒。

　　随着对LIBOR操纵案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被卷入丑闻漩涡，问题如雪球般越滚越大，银行业的信用恐慌在全球蔓延。被卷入漩涡的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社会形象和行业声誉均已受损。

　　8月6日，美国纽约州金融监管当局指认英国渣打银行(微博)与伊朗当局“合谋”，在近10年间隐藏与伊朗关联的金融交易，总额达2500亿美元。路透社评论，美方把渣打定性为“流氓机构”，威胁吊销它在纽约的银行牌照。

　　该重磅丑闻甫一曝光，渣打伦敦、香港股价双双急泻。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24小时内蒸发了近四分之一，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整体仍然比之前大幅下跌10%以上。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如所列罪状属实，那渣打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所涉金额最大的洗钱案主角。

　　根据披露的信息，2003年渣打一名高管在邮件中建议一名伊朗客户在转移资金时不要使用真名，这样就可以逃过监管部门的盘查，“纽约也就不知道这些资金来自伊朗”。

　　美英博弈，暗战是原罪？

　　事实上，渣打银行已是两个月来第二家因资金转移控制措施出现问题，遭到美国监管机构严厉批评的英国银行。

　　7月，美国参议院下属的常设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控汇丰银行(HSBC)违反美国反洗钱法，涉嫌与恐怖组织、贩毒集团等有业务往来，非法交易约2.5万笔，涉及金额达160亿美元。

　　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英国银行的“严查狠打”极大地触动了英国方面的神经。

　　渣打洗钱指控公布后，一些英国政治人物进行了异于往常的公开反击，指责纽约监管局伺机动摇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批评说，纽约州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一己私利攻击伦敦这样一个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

　　英国《国际商业时报》也说，渣打银行遭到指控，只会让美国银行业受益。因为监管部门屡次采取行动，让国际银行机构被迫承担了巨大的诉讼风险，导致资金流向风险较低的美国本土银行，从而改变金融格局。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微博)表示：“首先汇丰及渣打等英国银行在洗钱的问题上可能确实存在过失，但也有英美两国金融力量争夺资源的因素，不排除美国以此打压英国银行在国际上的声望。”

　　当今全球能与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竞争的主要对手之一就是美国的华尔街金融中心。美国监管机构此次对英国银行“严查狠打”，在业界看来不排除两个目的：一是借此震慑那些与被美国制裁国有交易往来的跨国银行，二是打压伦敦金融中心声誉，进而提升华尔街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谓一箭双雕。

　　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美国暗战英国金融业”的言论近乎可笑，美国人自信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向来稳固，不需要通过这些手段来打击对手。

　　面对美国的严词指控，英国方面予以回击。8月8日，伦敦方面抓住纽约监管当局没有与联邦监管当局协调行动的痛脚，提出了澄清美国制裁法的要求。

　　英国央行总裁金恩表示，对于巴克莱的案件，所有英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在调查完成之後合作制定报告。金恩称：“我认为所有的英国当局都希望，各个正在调查某个案件的监管机构都能努力协作，在调查完成以前最好不要作出太多公开声明。”

　　美国挥舞“金融大棒”

　　且不论美国是否有意打击英国以图争夺金融中心，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监管当局的“金融大棒”并非只针对英国一个。

　　继荷兰国际集团、巴克莱银行、瑞士信贷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之后，德意志银行再步后尘，成为又一个被美国当局指控“洗黑钱”的对象，调查内容是其涉嫌为伊朗和苏丹企业洗钱。近几个月以来，美国监管当局以“洗钱”名义而提出指控的银行已经近10家，显然德意志银行并不会是最后一家。

　　就在这之前的几天，美国监管部门就涉嫌操纵Libor向7家跨国银行发出传票，收到传票的银行分别为德银、花旗、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汇丰和瑞银。

　　从瑞士到英国再到德国，美国当局的“金融大棒”似有向全球国际大型银行横扫之势。为何美国监管当局近期密集地向大型国际银行“开炮”，明显将自己置于全球银行的对立面？

　　“监管机构与银行业处于对立面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且应该是一种合理的局面。而美国监管当局之所以在近期动作频频无非就是两个理由。”一位银行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监管当局就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清理’，这其中必然会发现银行存在各种问题。而被指控的跨国银行在中东地区都有业务分布，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所以绝大多数银行在面对美国当局的指控时很难理直气壮。”

　　种种围绕“洗钱”的调查与指控反映出美国金融监管层对影子金钱在国际银行间“流窜”的担忧。2012年1月初，就在美国参议院刚刚成立针对汇丰洗钱的专家调查小组时，路透社就有数位评论员共同撰文，称对汇丰银行的调查“是美国长期努力遏制全球银行系统影子金钱流动的最新行动”。

　　调查——起诉——和解，在美国当局锲而不舍的金融监管行动中，不同的主角上演的的戏码却是如此的相似。在已经披露细节的调查中，莱斯银行、瑞信、荷兰银行、巴克莱、荷兰国际集团和渣打共计支付了高达34.4亿美元的罚款，汇丰则预提了7亿美元以备和解之用。

　　分析人士指出：“对银行来说，付钱了事的确是最好的选择。一旦跟监管机构僵持，银行的声誉很可能受到更深的损害；另一方面，一旦双方官司开打，势必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会持续好几年，银行显然并不愿意浪费这样的时间，也怕官司进行中牵扯出更多的问题。”

　　除了缴付巨额罚款，道歉和承诺改进内控系统也是和解协议不可缺少的元素。比如瑞信在和解后就承诺在其国际支付业务中，提高涉及被制裁国交易的透明度；而在巴克莱弊案中，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也要求巴克莱改进内控系统，并在全球分支适用美国的经济制裁要求。

　　对银行和监管机构而言，和解无疑是双赢的结果。和解显示出银行在合规方面的主动姿态，尽管和解金额对普通人而言是天文数字，但这些银行显然能够负担，而对于监管者来说，和解则凸显了他们在调查和解决问题上的高效率。

　　但相关监管机构对于银行的洗黑钱行为的处罚仅仅是经济上的罚款，而违规却一再发生，这种处理方式的妥当性值得商榷。

　　金融监管束缚待收紧

　　面对国际金融乱象的不堪现实，一时间众多批评指责不绝于耳，对于此一系列丑闻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与根源所在也引发了各种评论。欧美在是否应该加强银行监管方面的分歧被再一次放大。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认为无需大惊小怪，“对摩根大通股东及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笔损失，这就是美国运作的方式。在这个案例(伦敦鲸事件)中，由于决策错误，一些人遭受了损失。顺便要说的是，有人得到收益。”而自由派“旗手”——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呼吁“回到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上来”。在他看来，银行是特殊行业，在很大程度上，银行所冒的风险要由纳税人以及整个经济体来承担。

　　尽管金融巨头被赋予特殊的“公共服务”角色，却难改逐利机构的本质。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造成金融监管多年来一直在银行分业与混业经营之间“摇摆”。

　　上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划下严格界限，防止银行滥用“特殊地位”，不允许贷款银行从事风险投机活动。如克鲁格曼所言，“这种体制给予我们半个世纪相对的金融稳定。”

　　但在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重新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在兼并浪潮之后，金融巨头涌现，并越来越倚重投资银行业务。

　　2008年金融危机，与银行巨头无视风险的投资不无关系，但最终却由政府“埋单”。据统计，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90%的政府援助都流向了全球145家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在为银行纾困的同时，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1月公布由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提出的“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但摩根大通的巨亏事件表明，这一规则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循。

　　对于丑闻笼罩下的欧美银行业，并不存在救赎问题，而是如何监管，尤其是如何将监管落到实处的问题。监管姗姗来迟，英国央行正在提高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使银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贪婪地使用杠杆。有学者提出，与其零打碎敲地监管，不如吸取过往监管“摇摆”的教训，直面“大而不能倒”难题，考虑分拆金融巨头，让他们变得“小而可以倒”。

　　英国央行副行长保罗•塔克撰文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结束‘大到不能倒’的困局，使银行业回归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当地位。”对此，他提出了要落实一套管理金融机构有序倒闭的可信机制，无论相关机构多大、多复杂、国际化程度多高。

　　无信不立：银行须增强社会责任感

　　“人无信不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银行业。失去民众信任的银行在金融市场中将何以立足？

　　朱宁教授撰文探讨商业银行与社会责任时指出，最早的商业银行在欧洲创建之初，大多采用私人银行的方式。银行业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银行和客户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自然而然，银行融入其所处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银行也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推动社区和地区安全和发展的责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及金融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型银行的业务远远超越了它们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而对于银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感意识越来越薄弱。许多人指出，银行已经偏离它们的基本社会职能——通过发放贷款、承销证券和为企业提供咨询来促进经济增长——变成了受自身利益驱动、不择手段赚钱的机构。

　　《金融时报》社论认为，银行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公用事业，“丑闻的曝光表明，一个与电信和道路网络一样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业，没有充分履行其作为公用事业的职能。”

　　强调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在中国更具特殊意义。银行业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斥巨资为其冲销不良贷款，出台有关政策支持其进行财务重组等。中国银行业“做大、做强”，离不开国家政策和广大民众的支持。

　　全面来看，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其实包括多个层面：合理运用信贷杠杆，保证金融资源的合理、公平、有效配置；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服务方式；不断进行金融创新，部分满足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严格诚实守信；合规依法纳税；积极支持社会公共事业……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为广大金融消费者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只有尽其所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擦亮“信用”这块金字招牌，并由此获得一个为更广大的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承认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商业银行才能保持长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