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生态调查：云南基层信用社生存新论

　　本报记者 韩瑞芸

　　2007年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某乡信用社。一外出打工者倚着柜台，拟申请云南省信用联社统一推广的金碧卡。所有申请资料都已齐备，唯独缺少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信用社没有复印机，全乡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只有政府才有一台。信用社工作人员犯了难。

　　“要有闲钱的话，每个网点都可以配台复印机。但我们做不到，信用社现在仍然是微利经营。”当地一信用社人士对记者无奈地表示，他们最后只好在抄录了办卡人的身份证信息后发了卡。

　　“贫困山区信用社的钱很不好赚。一顿应酬饭起码200块钱，等于吃掉一个信贷员发放10万元贷款的利润，这10万元相当于20个农户的小额贷款上限，而且要保证没有一笔坏账。”云南省银监局一人士说。

　　一方面，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们普遍呼吁信用社活力不够，需要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等新的金融机构；但在贫困地区，劳务输出与日俱增，信用社作为当地唯一一家金融机构，仍然在生存线上挣扎，更别说增资扩股。

　　“乡一级信用社存款少于1000万的，肯定要亏损。但是，经济不发展，存款哪里来呢？”威信一信用社负责人对记者说。

　　放贷需求减少？

　　“前两年我家每年都要贷两三千元作为生产垫本，现在我家有3人在外打工，孩子每月都给我汇生活费回来，土地也包出去了，就不需要生产贷款了。”昭通市靖安乡洪家营村的张富秀说。

　　与张富秀类似的情况在昭通市普遍存在。2007年5月，有关部门对全市11县(区)的41个乡镇、82个行政村、410户农户的农业生产信贷资金需求及金融服务状况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只有28%的农户表示需要信用社提供小额贷款用于传统农业。

　　这一调查结果让银监分局人士颇为惊讶。他们发现外出打工的多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反而引起了传统农业信贷需求的减少。

　　记者了解到，自2002年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全市共减免农业税费2.2亿元，农民因此人均减少支出46.3元；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使农民年人均增收16元；农用物资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政策使农民人均增收6.6元；农产品价格上涨，种植业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4元，畜牧业实现人均增收29元；劳务输出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550元。若每户以4口人计算，上述各项即可实现户均年收入增收2727.6元，而昭通市从事传统种植、养殖业的农户每年生产垫本信贷资金需求也就在2000元左右。这意味着，农户每年增收的收入即可覆盖传统农业生产成本。

　　不能不再次提到的是，昭通这个云、贵、川三省交界、大山重重的国家级贫困县，当地的农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劳务输出却是迅猛增长。昭通某县2006年全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但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汇入的打工收入达3.5亿元。记者在一些交通很不发达的村子看到，家家户户几乎都是“老人娃娃排排坐”，很少见到青壮年。一些村子8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打工。而留守的老人孩子只需种些粮食蔬菜自己吃，几乎没有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贷款需求。

　　在昭通，信用社“发放贷款难”的问题已经初步显现。根据昭通银监分局的统计，全市农信社农户贷款增加额和占比逐年下降，2004年至2006年的增加额分别为18109万元、17475万元、9502万元，增量占比分别为34%、24.77%、14.94%。2007年2月末昭通市农业信贷投放比往年减少2270万元，其中农村信用社贷款累放减少了1.74亿元。

　　与此同时，打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部分地区信用社支农贷款的清收出现障碍。

　　新街乡垴包村隶属云南曲靖的另一个贫困山区农业大县会泽，该村有农户310余户，人口1100余人，外出务工人员达到700余人，占总人口的近70%。这700余人都在当地农信社贷了款，但由于大量劳力常年外出务工，“无丁户”和“无人户”在这个村子普遍存在，农信社每年要专门组织人力，赶赴昆明等贷款户主事人的务工地点收贷收息。

　　一些贷款人“躲债”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据上述农信社统计，至2005年末，该社发放未能按期收回的农户贷款余额达112.63万元，部分贷款已办理置换或展期，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55万元，借款人全部在昆明。其中，贷款率达100%的垴包村不良贷款29.7万元，占该社不良贷款的54%。

　　分化中的金融需求

　　“手里的钱够用了！留守农民正离金融远去！”昭通某县原银监会监管办人士对记者感慨地说，省联社给该县农信社下了每年2000万的利润指标，但“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该县信用社目前有存款2.7亿，贷款1.7亿，贷存比为62.96%。而该县另有农行和建行网点，他们与信用社“抢夺”着存款，却鲜有贷款发放。

　　“我们也感觉到，2007年的贷款需求比上一年的减少很多。我们认为，外出打工是主要因素。”盐津县农信社主任对记者说。该信用社2006年底的存款余额为5.3亿，贷款余额为3.4亿，贷存比为64.15%。而该县信用社下属的牛寨乡信用社目前共有存款余额2770万，贷款余额仅1000万，贷存比仅为36%。

　　“上头下了利润指标，贷款又放不出去，我们现在只能是吃老本，压力很大。”牛寨乡信用社主任对记者说，“大家都说，‘一农(农信社)’难支‘三农’，但在有些地方，‘一农’就足够了。”

　　也有威信县一信用社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贫困地区信用社普遍面临着生存问题，大多属于微利经营。通常，乡一级信用社的存款若在1000万以下，必亏损无疑。有关部门又规定，亏损社吸纳的股金不得保息分红，致使亏损社无法增资扩股。但增资扩股任务是与职工经济利益挂钩的，这使得部分农信社违规从贷款户的贷款中扣收股金，搞“以贷入股”或“存款化股金”。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地方金融需求呈现分化趋势，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子和农民贷不到款。就在上述贷存比仅为36%的盐津县牛寨乡，该乡牛寨村烂田坝村民小组王世明向记者表示，他们村目前正筹划兴建农副产品加工厂，需要启动资金几十万元，但要从信用社贷款“会很难”，而且贷款金额根本满足不了生产所需。他们的集资方案是，当地政府支持一部分，自筹一部分，外来入股一部分，信用社贷款一部分。

　　为什么资金出路有难题的信用社，不去满足当地的贷款需求呢？

　　结构难题

　　“还是与贷款结构有关。”有绥江县信用社人士解释说，尽管一些地区对满足传统农业生产的小额贷款需求减少了，但种植、养殖专业户及农产品加工、营销大户的信贷需求正在增加。前者属于“春放秋收”，贷款期限在一年内，金额一般不超过5000元，而后者的贷款多用于大量种植各种高效经济作物或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此类生产形式一般投入较大、生产期较长，所需信贷资金总量大、贷款回收周期也需要随着延长。

　　“我们村外出打工的相对较少，在家的农户多数都想扩大水果、蔬菜种植面积，每户贷款需求都在2万元以上。一般的水果成林挂果需要3年左右时间，5年左右时间是丰产期，贷款期限要在3至5年。”绥江县中城镇农业村委会主任华济祥介绍说。

　　也有农业产业化较为发达的部分村子，资金需求也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供、销的各个环节，而在加工环节的信贷资金需求量更大。“在收购旺季，我每年都需要流动资金500万元左右。”水富楼坝镇猪鬃加工户李大国说。但有农户反映，由于不能用土地抵押，他们每年的贷款实际需求为600万元，但通常只能贷到30万元。与信用社往来关系较好的最多也只能贷到100万元，远远跟不上需求的发展。

　　“按照省联社的规定，单户贷款金额超过50万元的，必须上报省联社昭通办事处；超过200万元的，必须上报省联社批准。”有信用社人士对记者表示，走完所有的手续一般需要15个工作日，而省联社基于防止关系贷款、防范风险的考虑，并不是每笔贷款都批准的。

　　“有时候，我们只能做短贷款周期。比如将本应是5年的项目贷款，做短成1年期的流动性贷款。”有信用社人士对记者说，更为隐蔽和严重的情况是，个别信用社会将贷款做成更短期限，一旦借款者需要贷款展期，便加收较高利息，获取高收益。

　　农信社另一个“另类买卖”是参与省联社组织的社团贷款。即省联社上收贷款权限，再将各地信用社富余资金集中投放。“从某种角度讲，这确实增加了信用社的收益，做得好的话，也降低了信用社的贷款风险，不过，这种贷款权限上收的管理方式把信用社搞得和国有银行一样了。”有信用社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让社团贷款充满风险的是，一些贷款投放给了房地产企业，其实质是短贷长用，政策风险和产业风险都不小。

　　村镇银行吸引力

　　“国有银行收缩网点的这几年，信用社在一些地方成为‘老大’。他们与农业银行‘和平共处’，而且也开始学国有银行抢着要做大客户，做大项目。以前背包串户的工作方式再也不存在了。”有当地金融机构人士认为，工行、建行等国有银行从县域的撤出，相当于一块存款“大蛋糕”少了几个人分，剩下的人分得的“蛋糕”都比以往多得多。而在贷款市场方面，除个别项目外，农业银行发放贷款极少，在有的县，农行2006年全年仅新增贷款5万元。农信社更没有了竞争压力。

　　与贫困地区乡镇信用社贷不出款，活不下去又撤不了的情况相比，“这两年，大部分县级信用社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存款和贷款都成倍增长，资产质量大幅提高，效益也好了。”他说。

　　但在记者采访中，不论信用社日子好不好过，当地政府都非常希望有新的金融机构介入，比如银监会去年底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中所提及的三类新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社。但这三类机构中，不少地方政府对村镇银行表现出了独一无二的浓厚兴趣。

　　即使是在上述信用社小额信贷贷不出去的一些乡镇，其政府官员也对记者表示，强烈希望有村镇银行介入，以更多的竞争迫使信用社机制更加灵活。他们同时认为，村镇银行的出现，会使一些本来在信用社贷不到款的人可以从村镇银行借款，通过这种方式，民间借贷的状况也会有所缓解。但是，村镇银行通常不会考虑不良贷款对一家银行的拖累。

　　“新设一家银行机构谈何容易！按银监会规定，花费最少的是在行政村新设信用合作组织，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但还要加上启动资金，工作场所、设备、系统等等都需要花钱，人员的招聘、培训更是困难，没有四五十万是办不下来的。这笔钱对贫困地区来说实在是个大数字。”有当地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必须是银行机构，贷款公司则应为

商业银行的全资子公司，而商业银行目前主客观上都要求经济效益，希望这些身价“高贵”的金融资本到达人均收入不到千元的特困山区，则有一定难度。

　　那么，特困地区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究竟该怎么办？

　　2004年，银监会曾组织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广西、新疆、宁夏等省(区)探讨特困地区信用社问题。当时曾试探性地提出，这些地区信用社改革的四个思路。

　　一是把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放在整个县域金融中通盘考虑，对农发行、农行、邮储等金融资源重新整合。

　　二是采取“政策性金融为主、商业金融为辅、放活民间信用”的方针，完善政策性银行功能，进一步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用好资金，解决

邮政储蓄资金流出农村的问题，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三是把改革重点放在信用社制度转型上，突出优化产权和治理结构，转换机制，科学管理，加强内控。

　　四是对特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尽快消化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

　　不过，截至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特困地区农信社及民间金融的全国性政策出台。农发行、农行和

邮政储蓄的改革虽一直在推进，但其对特困地区金融生态的改善效果仍有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