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小额信贷组织生存现状调查

　　短短几年时间，吕家从基金会借款4次共6000元，用于外出打工和经商。在不过300多户人家的湍水头及邻村，拥有基金会信用证的村民多达334户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合法地位和有效的制度。”李乃伟说，此外纳税和隐性成本偏高，而贷款目标也很棘手

　　本报记者 唐昆 发自北京

　　吕侯爱门前挂着农信社的信用户牌。“农信社没有给我家放过一笔贷款。”她说。

　　吕侯爱是山西省临县湍水头的村民，临县位于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原。过去几年，吕家先后借贷的6000元，都来自于湍水头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的管理层远在北京。湍水头的金融生态今年3月份，在一位领导前往该地考察之前，许多村民突然被农信社告知已成为他们的信用户，吕侯爱家也是其中之一。

　　吕侯爱介绍：“信用社利息是7~9厘，算上乱七八糟的回扣、送礼，成本会很高。”

　　“信用社借钱需要抵押和担保。”一位村民说，“担保人最好是老师，老师工资由信用社发，他们可以随时抵扣。”

　　此外，如果村民从信用社贷款1000元，却只能拿到900元左右，剩下100元被扣除，归入农信社作为村民的股金。“农信社很久没有分红，这两年他们正把外面零散的股本金收购回去。”

　　原来，湍水头的金融环境分为四块：农信社、

邮政储蓄、基金会、高利贷。去年冬天，

邮政储蓄撤离了湍水头，带走了约200万元存款。

　　湍水头农信社总部位于湍水头镇。2004年末该社存款余额918万元,贷款余额515万元,不良贷款301万元，股本金54万元，亏损400万元。该社还称投放了小额信贷1371万元，评定信用户928户，但是村民认为上述有假。

    基金会Vs高利贷

　　虽然没有从农信社得到帮助，吕侯爱却出示了一本“湍水头基金会信用证”。短短几年时间，吕家从基金会借款4次共6000元，用于外出打工和经商。在不过300多户人家的湍水头及邻村，拥有基金会信用证的村民多达334户。

　　湍水头基金会和邻村的龙水头基金会、小寨基金会同属一体。他们的最高管理层远在北京，由经济学家茅于轼、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组成。

　　“成立13年，我们还没有完成注册。”雒玉鰲说。1993年雒玉鰲在茅于轼支持下发起龙水头基金会，2001年基金会向邻村推广，湍水头和小寨基金会相继成立。

　　“我们基金包括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块，前者以救济为主。”雒玉鰲介绍说，“付息基金是商业性质，存款付息并向村民放贷。我们放贷无须担保，还款靠村民自觉。”

　　三家基金会规模大约130万元，湍水头基金会规模最大，超过80万元。“至少需要200万元资金才能对全村实现有效保护。”李乃伟却说。李乃伟是湍水头基金会负责人，该基金会已累计放款200多万元，目前尚有79万元外借资金。

　　李乃伟所谓的保护是指对抗当地高利贷，双方竞争已历时5年。“我们是死对头,现在村民很少求助高利贷了。”李乃伟说，基金会以家庭为单位放贷，夫妻共同签字，覆盖村民治病、上学、生产和消费所需，基金会定期公布信用报告，并举办诚信节活动。

　　“我在三家基金会都有借款。”村民薛侯平说。1994年薛侯平因见义勇为致残，一度生活困苦，欠债数万元。1997年他开办石料加工厂，启动资金是借用的高利贷，月息5分(年息60%)，利润甚至无法弥补利息。

　　在三家基金会集体贷款支持下，薛侯平才得以偿清高利贷。目前，薛侯平购买了

摩托车、发电机和农用车，石料厂效益逐年递增，开始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农用车运输货源。

　　“我们的付息基金只有90多万元，村民申请贷款需要排队。”基金会资金来源有限，大部分为茅于轼等人在外筹集，当地村民存款占比不到一半。

　　对于茅于轼等人，三家基金会的负责人非常尊重和感激。茅于轼发起了基金会，并且筹集了大部分资金。2002年，央行发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茅于轼等人的多方斡旋这三家基金会方得以幸存。

    谋求变法

　　像往日一样，雒玉鰲准备赶往村庄巡查。突然手机响了，一位北京商人希望加入基金会。“我们的存款利息是3%。”对方有些失望，雒玉鰲只好解释，“以前是6%，今年下调了。”对方不能接受并挂掉了电话。

　　此前基金会的存款利率为6%，贷款利率12%。今年8月份，基金决定将存款利率下调为3%，而贷款利率在明年调整为15%~18%，利差扩大到12%左右。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运行成本太高。”雒玉鳌说。调整后的利率接近于农信社，这可能使基金会吸储能力下降规模萎缩，部分存款村民已经开始计划退出。

　　然而基金会的贷款业务却在膨胀，每月贷款和回款分别在十几万元。负责人们都有些担心，小寨基金会负责人雒万银在会议记录中写道：“基金会太小，村民将来就不信任我们。”

　　“兴伐民间互助会采用集资办法，年底分红，而不是付息的模式。”雒玉鳌说，四川省兴伐民间互助会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支持发起，雒玉鳌在一次农村研讨会上与其负责人曾进行过交流。

     缺乏合法地位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合法地位和有效的制度。”李乃伟说，此外纳税和隐性成本偏高，而贷款目标也很棘手。

　　没有合法地位却在公开操作，为此基金会拒绝了相当多的外来存款，这导致基金的资金来源受限。由于茅于轼坚持纳税，基金会已替个人纳税8000多元，这也被认为是吸储困难的原因之一。

　　此外，极端贫困村民的贷款要求也令基金会头疼，“他们风险太大，如果不贷却又不符合基金最初的宗旨。”今年贫困线下借款人占龙水头基金总客户的5%。

　　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北京和临县的分歧也开始显露。茅于轼更关注基金扶贫等公益性行为，而负责人则倾向于商业化运作，他们开始着手将付息基金与扶贫基金脱离。

    对外扩张受挫

　　为了追求规模效益，基金会决定向外推广。小寨村和龙水头向周边开拓，湍水头继续追回外村贷款，并由李乃伟负责开辟800人村的业务。

　　“我们向其他村落推广，在当地聘用一名评议员，由他对村民进行信用评估，不再设立会计和出纳。”雒玉鰲认为，必须节约成本提高管理人效率和待遇，之前他们每月领取工资400元。

　　三家基金会希望向外村复制模式，然而银监会调查后的批复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该基金会不具备复制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我国民间金融改革正在酝酿。前不久，央行副行长吴晓灵透露，山西、陕西、四川、贵州被确定为小额信贷试点，相关管理办法正在起草，民间机构将遵循“只贷不存”的模式。

　　“不解决资金来源，我们永远都是边缘人。”四川一位互助会负责人抱怨说。11月6日，雒玉鳌将前往北京出席全球微型创业奖颁奖仪式，他希望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