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设立航标

　　在引入战略投资的思路和模式方面，工行较之此前的机构颇为不同——几经斟酌后，工行放弃了银行类的谈判对象

　　□本刊记者 于宁 凌华薇 何华峰/文

　　10月28日，总部坐落在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中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正感受着银行改革的 不同况味：金融街25号，中国建设银行沉浸在兴奋之中，包括郭树清在内的管理层刚刚结束了上市之旅返回北京；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面临前期引资的诸多争议，依然等待监管部门的审批；与中行比邻而居的中国工商银行则在这一天举行了成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公司(下称工行)的盛大揭牌仪式。

　　工行成立股份公司原本在意料之中：与财务重组完成之时相比，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股权结构并未增添新的变数，仍然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与财政部各占50%股份，原工行行长姜建清与常务副行长杨凯生也毫无悬念地分别担任了董事长和行长。

　　至于最大的悬念——引入战略投资者计划，在揭牌仪式上新组建的工行股份董事会未过多提及。杨凯生只是表示：“我们建立了战略引资资料库，以便尽职调查，并与潜在合作对象广泛接洽磋商。目前准备引入的一家战略投资者，已开始了尽职调查。”然而据《财经》了解，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工行的引资战略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并且其战略目标与合作方式与中行和建行均有着较大区别。

　　股份公司成立当天下午，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办公室第一时间接受了《财经》的专访。

　　新公司，新架构

　　在2005年4月18日接受汇金公司注资半年以后，工行终于完成了重组和股份公司设立。“六个月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所需的资料就有80吨重。工行之所以能够实现股改，得力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依赖工行自身这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改革，特别是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不懈努力。”姜建清说。

　　工行的新董事会一共有13位董事，其中三位来自财政部、三位来自汇金公司。董事会还聘请了三位独立董事，分别是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前高盛公司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前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前，梁曾担任摩根大通银行亚洲主席)，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钱颖一。

　　虽然成立了股份公司，但工行并未像中行那样只有汇金公司一家控股股东，而是构造了财政部与汇金公司各占50%的新局面。不仅如此，工行与中、建两行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工行在今后的引资过程仍将维持原有股东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再由老股东向新进者出让股份，而是采取增发的形式进行，这样汇金公司和财政部股权的相对比例就不会因之发生变化。

　　“这一方案体现了国务院‘一行一策’的指导思想。”杨凯生解释说。今年4月18日，汇金公司向工行注入了150亿美元的资金本，财政部则保留了124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这一架构曾备受争议，认为原股东未能将其股本全部用于冲销坏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约束机制。但是也有意见认为，作为原国有银行的所有者财政部，在新的股份公司里占据一定的位置无可厚非。杨凯生否认了两家大股东势均力敌，可能会出现协调问题。“未来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及上市后，工行的股权将会多元化。不过战略投资者进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有控制局面都不会改变。”杨凯生说。

　　非银行伙伴

　　早在2004年下半年起，工行随即启动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这一步骤稍晚于中行和建行。在今年9月初外电有报道称，工行选定的战略投资团包括高盛公司、德国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并在8月30日签署了备忘录。据《财经》了解，预计三家共出资36亿美元，占10%的股份，其中高盛占的比重较大。

　　由于高盛、安联、运通分别属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用卡公司，而非传统商业银行，入股比例也相对分散，因此一度被认为具有更多的财务投资者特点，与传统上理解的战略投资者并不相符。对于这一倾向，业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工行庞大的体量，很难找到真正匹配的商业银行战略合作伙伴；二是工行并不认为自己在银行业务方面需要战略伙伴，“有点骄傲”。

　　对此，姜建清告诉《财经》，“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工行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考虑。”他解释说，尽管前来洽谈的潜在投资者很多，“充满强烈的兴趣”，但同时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制和管理机制又充满疑惑，“他们非常矛盾。”因此在几经斟酌后，工行放弃了银行类的谈判对象。由于无法回避同业竞争问题，工行的考虑是宁可不要战略投资者也不要引来“战略竞争者”。“作为商业银行业务非常强的银行，工行并不需要得到外界太多的帮助。两家过于庞大的金融机构合作，就像两只刺猬，挨得太近难免扎着对方。”姜建清说。

　　当然，工行董事会还远没有骄傲到认为自己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已经无懈可击。姜建清也对《财经》表示，有关技术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引进，未必一定依赖战略投资者。他举例说，风险管理方面，工行就聘请了普华永道对公司信贷和零售信贷框架进行全面的梳理。汇丰银行前主席艾尔顿还担任了这个项目的顾问。“以前媒体说，普华永道帮我们搞了1800页的内部评级法的报告，但这只是根据新巴塞尔协议搞的一期工程，现在第二期已经在做了。”

　　在业务合作领域，在姜建清看来，工行是在按图索骥。目前挑选的战略投资者可在不同领域带来专业上的附加值，比如高盛在投资银行领域、资产管理、利率和汇率衍生产品开发等诸多方面提供支持；德国安联既拥有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还是全球第二大保险集团，可以在资产管理和零售金融方面给工行很大帮助；美国运通作为消费信贷公司，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方面享有优势——这是工行最需要发展的。不过工行并不准备拿银行卡业务与美国运通合资，而仅是合作发卡。“因为银行卡业务是未来银行很有价值的业务，如果拿出这部分产品合资，可能会造成公司价值下降。”姜建清一再向《财经》强调说，有关交易合同条款还在最后确定中，一切要以最后的协议为准。

　　至于引进战投的价格，《财经》从可靠渠道了解到：工行的溢价可能高于建行(P/B值即市净率1.15倍)。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工行下一步还有意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在完成战略引资后，战略投资者所占的总比重大约在20%左右，其中不排除有内资机构的参股。

　　转型中的工行

　　工行之所以有条件引进战略投资者，财务重组功不可没。2004年底，中国工商银行的所有者权益为1629亿元，不良资产余额8122亿元，不良资产比率为14%。在注资150亿美元和剥离7000亿元不良贷款之后，截至9月末，这一数字调整为不良贷款比率为4.6%，不良资产率为2.59%，拨备余额为830亿元，拨备覆盖率为57.44%。

　　然而这一优异数据能否继续保持，却取决于工行内部持续重组的力度。姜建清分析，虽然自1999年以来，工行新增不良贷款比率控制在1.6%以内，不良贷款的绝对额和相对额下降，但也出现了新的风险表现形式，比如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别是某些产业的经济周期变化给银行资产质量带来影响。“如果银行过度依赖利差收入，将来风险会很大。”

　　工行同时面临的挑战还有严格的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程度和股东回报的期望值直接决定银行业务发展的边际和改革的方向。改制和上市后，工行的资本充足率预计超过14%，未来三四年不用太过担心资本不足。但依赖高度扩张的信贷模式必然导致资本的急剧的消耗，所以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工行同样面临战略调整。

　　姜建清向《财经》表示，工行应该利用现在资本充足率比较充足、利润率比较好的优势，尽快调整经营结构，增加非利息收入比重，这一战略调整涉及到资产结构、负债结构、收益结构以及产品开发等一系列问题，“董事会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战略实施步骤细化。”他预计，今年工行中间业务收入的比例将会超过10%，希望在2007年中间业务收入能从现在的140亿元增长到210亿元。此外，中间业务的结构也面临调整，要从低端业务向中高端提高，改变中间业务传统代收代付占主要位置的局面。

　　谈到工行未来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姜建清说：“工行未来要进一步转换经营方式和增长模式，走科学发展、集约发展的道路，着力提高效率，调整结构，增强核心

竞争力，把工行打造成具有较高价值、对股东回报良好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