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再报股改方案 6000亿资金缺口应如何解决

　　本报记者 李利明 北京报道

　　在建行向香港上市作最后冲刺的时候，一份《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十一前夕送到了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办公桌上。

　　这已经是农行的第三份改革方案。过去两年来，农行已先后向银监会上报过整体改革 方案、分拆方案，但都被退回。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银监会还没有对农行的股改方案表态。而农行6000亿左右的财务窟窿，以及农行改革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统筹规划等因素，使得农行的改革不会在近期进行。

　　股改内部准备

　　面对其他三家国有银行先后开始股改和上市，农行也在积极筹划股改工作。

　　2004年7月13日，在农行2004年年中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农行行长杨明生指出，农行最终确定把股份制改造作为综合改革的努力方向。他强调，要积极推进内部改革，为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这是农行首次明确提出股改的方向。一年之后的2005年7月19日，在农行2005年年中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农行总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讨论稿)》被提交讨论。

　　与此同时，其财务状况的审计和风险资产的摸底工作也相继展开。

　　今年7月，通过公开招标，农行选定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农行的浙江、贵州、吉林和宁波四家分行进行外部审计试点，就是对试点行按财政部2001年版《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04年度会计报表分别进行审计，并由普华公司根据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内部控制管理建议。对农行来说，开展外部审计是加快推进股份制改革工作的重要前期准备工作，标志着农行股改进入准备阶段。

　　此外，从9月份开始，农行对全行资产风险状况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摸底，摸清信贷资产风险状况和不良贷款的真实形态。清查工作先试点后推开，力争在10月底前结束。

　　6000亿元缺口

　　然而，要启动农行的股改，首先就要填补农行巨大的历史包袱和资金缺口。据本报粗略计算，这一缺口达6000亿元之巨。

　　10月19日，以往是公布上一年年报的时点，农行却发布了其前三季度的经营数据：1-9月份，农行共实现经营利润315.70亿元；贷款增加了2004.75亿元，达到了27905.45亿元；9月末的不良贷款余额为6919亿元，较年初下降4.2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4.78%，较年初下降1.95个百分点；清收处置不良贷款本息291.75亿元。

　　其实，一直以来，农行并没有因利润的上升而甩掉不良贷款过高与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这两个沉重包袱。

　　2001年末，农行的贷款余额为16461.7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6936亿元，不良率为42.12%；从2002年开始，农行每年都有3000亿元左右的贷款增长，都有上百亿元乃至几百亿元的经营利润消化历史包袱，但是在不良率逐步下降的同时，不良贷款余额变化不大。2005年9月底的不良贷款余额比2001年底仅仅下降了17亿元，尽管不良率下降了17.34%。

　　更值得关注的是，农行并没有公布其不良贷款余额中“次级、可疑、损失”的比例，也没有公布其非信贷资产的状况。业内人士估计，农行当前6900多亿元不良贷款中，可疑和损失类的贷款居多，净损失在4500亿元左右。 再考虑到农行从未公布的非信贷资产情况，包括不良贷款和非信贷资产损失在内的不良资产损失至少有5000亿元。

　　今年9月底，农行的呆账准备金余额是349.41亿元，拨备覆盖率只有5.05%。对于巨额不良资产损失而言，这些呆账准备金只能是杯水车薪。

　　此外，困扰农行的另一大问题是资本金严重不足。从2001年底到2005年9月末的时间里，农行的贷款余额增加了11440亿元。由于这些新增贷款大多数是公司贷款，风险权重为100%，仅仅这些贷款就需要农行增加近900亿元的资本金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农行的所有者权益却从2001年末的1331.59亿元减少到2004年末的780.63亿元，减少了550亿元。粗略计算，农行要达到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本金缺口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

　　作为国有银行，启动农行的重组，政府需要的资金投入将会超过6000亿元，比政府对中行和建行股改的投入还要大。

　　更何况，一直有业内人士对农行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一点已经清楚地体现在农行的2004年年报中。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对农行2004年年报提供的是“审阅报告”而非“审计报告”，该报告指出：“这些会计报表由贵行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根据审阅结论出具审阅报告。”而该会计师事务所对建行2003年年报提供的则是“审计报告”，“这些会计报表的编制是中国建设银行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会计报表发表意见。”显然，会计师事务所的态度已经含义深刻。

　　也就是说，如果农行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存在问题的话，那么是否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呢？考虑到去年以来建行和工行获得的税收减免和央行对三家银行处置可疑类贷款提供的隐性支持(最终相当于发行钞票)，这已经是一笔巨大的国家资源投入。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对于并不很宽松的国家财力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农村金融改革的棋局

　　除了巨大的财务窟窿，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本报透露，农行的改革不会在近期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农行的改革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联系密切，应该统筹规划，避免出现农村金融服务的真空。

　　10月19日，杨明生在农行第二次营销工作会议上强调，农行的市场战略定位就是要建立以县域市场为基础、以经济活跃城市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市场结构，并以建设“国内最大的零售银行”为目标，打造零售银行业务优势。

　　显然，农行目前的经营方向与其名称中的“农业”二字越来越远。而这正是决策层所担心的：农行股改之后将远离农村，不再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支持。把整个农村金融体系放在一盘棋考虑的话，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过去几年来，农行的经营重点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根据央行研究局课题组进行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跟踪研究》，1997年后农行的商业化改革直接影响到了农行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贷款权的上收，使其很多分支机构只存不贷。农行在农村的贷款累计投放额与存款余额之比，由1996年的17.2%下降到2001年的4.9%。

　　2001年以后，农行开始大规模撤并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2001年到2004年，农行共减少支行及其以下机构10313个，其中仅2002年就减少支行及其以下机构5043个。

　　而

邮政储蓄近年来不断从农村抽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指出：占总数60%多的农村邮储网点吸收的资金占全部资金的30%多。

　　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农信社“独肩挑重担”，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而改革之后的农信社能否独自承担起农村金融服务的重担，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

　　在

银监会看来，农行主要面向三农，三农问题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完全靠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农行改革的最大特殊性。

　　因此，农行的改革应当在整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考虑。在目前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还没有一个明确思路之前，农行的股改将会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