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村合作银行改制调查 体制痼疾依旧存在

　　本报记者 刘兆琼 程志云 杭州、北京报道

　　闪亮的招牌、宽敞有序的营业大厅、统一的着装、胸牌和LOGO、微笑以及面对媒体的谨慎态度，这家刚刚于5月份变身为杭州联合银行的合作社焕然一新。

　　但光鲜的外表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股东没有话语权；管理层由行政任命；法人治理 结构不健全——信用联社时期的问题依然存在。

　　而在杭州地区，与杭州联合银行一样，一同升格为“合作银行”的还有萧山、余杭、富阳三家信用联社，从此在这个不算很大的城市里，将又多几个竞争者——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杭州城市商业银行、浙商银行等将不得不面对来自“合作银行群”的“挑战”——尽管这样的挑战在尚算繁荣的浙江民营经济的支撑下，不会显得非此即彼。

　　三层次改革

　　“好的变银行，一般的变联社，差的还是信用社”。这是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本思路。

　　浙江省作为农信社改革8个试点省份之一，81家农信社正处在3个层次：经济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的县市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人口较稠密、信用社经营状况较好、账面资产能够抵债、符合条件的地区实行县级联社统一法人，其中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农信社在适当时候再逐步改组为农村合作银行；资不抵债、严重亏损的信用社则暂时保留两级法人体制，争取在2006年年底前全部实行县级联社统一法人。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浙江省今年1月到7月，已经组建了17家农村合作银行，其中仅在杭州地区就有杭州、萧山、余杭、富阳四家农村合作银行。

　　选择农村合作银行的模式与浙江省经济结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浙江省农业人口比例非常低，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浙江省农民已经很少了。原来的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转型为农村合作银行也是扩大了发展空间。”杭州联合银行办公室主任俞建军称。

　　一位地方银监局官员指出，当初设计农合行的模式是为了解决合作金融赢利能力低和

商业银行不利支农的两难问题。农村合作银行的使命是既解决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问题，又要为社区内不同层次的客户如大企业、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农村合作银行绝大多数股东都是从事与农业和农村经济有关的职业和活动，因而对股东的金融服务本身就是对“三农”的支持。

　　事实上，三个层次的改革否定了市一级的信用联社成立合作银行，而这并不符合浙江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绍兴市6个地区发展很平衡，现在成立了5家农村合作银行，其实完全可以统一成立一家市级的合作银行。”浙江省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应宜逊教授称。

　　改制困境

　　“现在的农村合作银行就是原来的县信用社直接转化而来的，就是把原来的信用社的牌子换成了合作银行，内部体制并没有发生转变。”杭州市一家农村合作银行的内部人士告诉本报。

　　据悉，杭州联合银行的最大股东只有1000万股，占总股本1.95%，而萧山、余杭等地的合作银行股权结构更为分散。“股东结构十分分散，管理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合作银行的董事长、行长都是由省信用联社统一任命，虽然原则上说不再有行政级别，但是在省联社任命的过程中，对干部级别都会考虑。即使是大股东也完全没有决定任命行领导干部的权力。”浙江省金融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省联社作为合作银行的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对合作银行的管理可谓“事务巨细”——从“信贷管理操作流程”到合作银行的费用审批；从银行高层领导的任命到普通员工的上岗证考察；从计算机中心管理到房产信贷规则制定。

　　浙江省联社最早为农行信用合作处，之后发展为省农村信用办事处，农村信用协会，之后改为省农联社。“今后的发展可能是成立省一级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是所有农村合作银行的行政监管部门。”上述知情人士称。

　　“省联社是行政监管部门，银监局是行业监管，合规监管，在监管职能上会有所重叠。我们平时也更在乎省联社对我们的要求。”俞建军说，“我们每年按照营业收入的0.5%上缴给省联社作为管理费。”

　　行政监管和合作银行市场化的发展要求似乎格格不入，而这一矛盾突出的就体现在荷兰合作银行联合IFC对杭州联合银行的入股上。

　　“荷兰合作银行入股12.5%，IFC入股12.4%，目前已经和行里签署了备忘录。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荷兰合作银行入股之后，希望能够有一名副行长参与银行的管理，而如何与省联社协调比较棘手。”杭州一家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称。“双方在资本层面的合作问题不大，省联社对此也应该是支持的。现在就技术援助方面，我们还在协商。”俞建军证实说。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军认为：“省联社来管理合作银行，和合作银行自主独立的目标冲突非常大。一些下属的农合行认为这不合理，我们出钱，又是股东，却买了个婆婆。”

　　另外，政府干预成为合作银行改制的又一障碍。“我们大笔的贷款都要争取省政府的同意，因为在改制过程中，省政府给予了很多的财政支持，农业系统的存款也是我们重要的存款来源，而且争取央行票据，省政府也起到很大作用，所以在平时的经营过程中，省政府很强势。”萧山合作银行内部人士告诉本报。

　　“某些省级政府就是为了想尽快拿到中央政府的票据置换，好把信用社长期积累的负担让中央买单。因此，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实现增资控股。”张军说。

　　有限空间

　　一方面要求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按照商业银行的原则赢利，“合作银行”似乎就是这样摇摆妥协之下的产物。而在政策性任务与商业原则双重标准的监管下，变身为合作银行的信用社之后，拓展空间虽然骤然增大，但是薄弱的内控机制将有可能将它们再推至险境。

　　至2000年底，全国农信社

不良资产为5174亿元。农信社近年的运转要依赖来自央行的直接支持。2001年，中国

人民银行对农信社新增312亿元支农再贷款，这占了全国农信社同年新增农业贷款的22.37%。

　　宁波银监局农村信用合作办公室主任张初础在《合作金融机构资本约束与管理的探讨中》中对宁波市9家合作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进行了分析，从2002年到2004年，这些合作金融机构的资本总额增长合计为81.57%，资本充足率合计增长345.45%，并认为，“风险资产每增加1亿，利润留成和呆账准备就要增加800万元，才能满足资本充足率为8%的监管要求。按照这样的标准，宁波只有慈溪、余姚、鄞州的资本充足率只能够维持2年的风险资产扩张。”

　　“现在的资本充足率都是在央行给予了再贷款之后的表面数字，而且浙江省民营经济的繁荣也掩盖了这些新的合作银行的内部矛盾和管理上的问题。机制如果不发生根本转变，不良贷款随时还会增加。”浙江一位金融界人士分析认为。

　　更有分析人士对于农村合作银行本身的定位就进行了质疑。“农村合作银行不应该和商业银行竞争。本身作为支农发展的金融机构，就不应该定位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将地方邮储回流的方式对这些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补贴。”有市场人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