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银行宁波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剧烈
董云峰
犹如一头嗜血巨兽，面对新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紧箍咒”，逾百万亿规模的中资商业银行，纵使有意放缓扩张步伐，仍难避免不断高企的“补血”压力。
自2013年1月1日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称《资本办法》）正式实施。在新的资本计算方式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这从刚刚披露完毕的上市银行一季报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一季报来看，大部分上市银行都提前满足了《资本办法》要求。然而，这样的“成绩”并不足喜：一方面，其建立近年来规模逾万亿的资本补充狂潮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这尚未考虑未来数年商业银行继续扩张带来的新的资本需求。
《第一财经日报》近日获悉，目前银监会正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力争上半年实现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发行创新，同时推动一级资本工具创新相关工作。
资本指标普降
据国泰君安统计，今年一季度，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环比分别下降115个、57个基点。其中，五大行较年初分别下降61个、34个基点；股份制银行分别下降132个、55个基点，城商行分别下降183个、127个基点。
与原先的监管规定相比，《资本办法》纳入了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调整了部分资产的风险权重，尤其是大幅提高了同业资产的风险权重，因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造成了显著影响，尤其是中小银行。
具体而言，从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来看，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最为剧烈。其中，南京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较年初下降131个、111个基点，宁波银行分别下降235个、142个基点。在股份制银行当中，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下滑73个基点和88个基点，其余各家股份行降幅均超过了100个基点。同时，在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上，除招商银行不降反升11个基点外，其余股份行下降幅度为32个到74个基点不等。
唯一的例外是工商银行，在新规实施后，到一季度末，该行资本充足率较年初微升2个基点，核心资本充足率则上升了38个基点。其余农、中、建、交等相关指标均出现“双降”，但幅度相对较小。
民生证券分析认为，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之所以不降反升，主要原因是二者同业业务规模较小，受同业风险权重调升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两家银行的个贷占比较高，受益非房贷个人贷款风险权重调降。
近忧不足虑
按照《资本办法》要求，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指标设置了长达6年的过渡期，亦即2013年到2018年；到2018年底，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不低于11.5%、9.5%，其他银行分别不低于10.5%、8.5%。
虽然银监会一直未公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但工、农、中、建、交等五大行资本指标基本都达到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要求。截至一季度末，仅有农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27%，略低于9.5%的最终达标要求，其余大行均明显达标。
然而，在不考虑系统重要性银行因素，大多数股份行离最终监管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尚未达标的包括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微博]和平安银行，后四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亦未达到10.5%的监管要求。相形之下，三家城商行资本充足指标一直偏高，尚无达标压力。
据民生证券测算，静态来看，目前一级资本充足率相对2019年最终标准存在缺口的银行包括：农行（缺口197亿）、民生银行（缺口162亿）、浦发银行（缺口12亿）、光大银行（缺口153亿）、华夏银行（缺口92亿）、平安银行（缺口127亿）。
不过，农行今年已经承诺不进行股权融资；民生银行200亿可转债发行完毕，转股后即可达标；浦发银行缺口较小，可通过内生补充解决；光大银行重新启动了H股融资计划；平安银行200亿定增等待批文；唯一达标压力较大且未公布融资方案的只有华夏银行。因此，短期内银行股再融资压力较小。
远忧难乐观
遗憾的是，从长期来看，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
在上周发表的《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发展与风险控制》一文中，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压力视为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刘士余称，近5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年平均增长率达20%，资本消耗年平均增长则高达25.8%，商业银行通过外源性融资方式补充资本约1.33万亿元。
据刘士余测算，如果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保持现有的增长水平和内源融资比例，2014年将首次出现资本缺口405亿元，2017年资本缺口累计将达到1.66万亿元；如果利润在现有水平上下降30%，则资本缺口在2014年达3836亿元，在2017年则累计达2.82万亿元。
实际上，为了拓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确保平稳过渡，监管部门一直致力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在近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重申，在坚持内源性资本补充为主的基础上，银监会鼓励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
据本报了解，目前银监会正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力争上半年实现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发行创新，同时推动一级资本工具创新相关工作。
业内人士预期，随着资本工具创新政策的逐步落地，将能够对冲资本新规实施对资本充足率的负面冲击，大幅提升银行的资本水平。截至目前，工行和中行均宣布将发行一定额度的附减记或转股条款的新型资本工具。
在刘士余看来，“依靠外源融资（资本市场）的资本补充机制可以短期内缓解资本金的压力，但长期必须通过内部积累建立新的资本补充机制，增强盈利能力，并加强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