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衍：构建一带一路货币稳定体系 帮助资本市场互通

中诚信国际董事长闫衍

　　新浪财经讯 由中诚信国际、VIS Group、Euromoney联合主办的新全球化战略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与机遇高峰论坛于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董事长闫衍出席并演讲。

　　闫衍表示，中诚信国际与在巴基斯坦和伊斯兰世界非常具有影响力的VIS集团共同推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报告，该报告涉及38个国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评级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家风险的研究报告。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有一种“逆全球化”趋势。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全球经济的复苏势头受到了响。正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非常大的发展机遇。

　　闫衍表示，中国也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产能、资本的输出，于此同时，也能够帮助发达国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一带一路”倡议不断的深入推进，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也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这有助于加深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一，政策沟通的效果在不断的深化。“一带一路”沿线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签订了相关的合作协议，有30多个国家和中国开展了相关的机制化的产能合作工作。

　　第二，设施连通不断加强，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洲大陆桥为走廊的经济带正在引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沿线的铁路、港口、管网的建设提供了重大的基础。

　　第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贸易畅通的情况也在不断提升，2014-2016年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大幅度提升，到目前为止，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3万亿。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也在不断加大，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

　　第四，资金融通方面，亚投行的设立为“一带一路”的融资提供了金融基础，包括丝路基金，以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6+1”的金融控股架构的形成，也包括中国人民币债券及熊猫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我们可以看到，资金融通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是31%。闫衍预测，到202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规模将达到38%。到2050年左右，“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GDP要占到全球GDP的60%以上。

　　国家风险识别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意义

　　“一带一路”的倡议当中，资本的融通和投资的全球化是最关键的。在具体国家的特定政策约束条件下，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权衡投资和资本运作的风险和收益。尤其是在收益一定的条件下，如何控制风险。因此，在投资项目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应该在全过程进行风险管理，基于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研判对企业识别风险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闫衍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状况有非常大的差异，而且在不断变化，这行也进一步凸显了风险识别的意义。根据今年最新测算的“一带一路”沿线将近40个国家的不同风险指标可以看出，沿线国家的风险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风险的识别构建信用体系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尤其是新兴的市场化国家的评级和“一带一路”的话语权。闫衍表示，世界三大评级公司垄断了全球的信用评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相对比较低，这种比较低的级别严重的抬高了发行人的成本。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未来持续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能合作，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资金融通，显然，债券市场融通是重要的选择，因此，就亟需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信用风险评价体系，以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资本融通方面的话语权，保证“一带一路”资本融通顺利的开展。

　　闫衍透露，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状况的理解，中诚信构建了沿线国家的风险框架，其中包括经济风险，财政债务风险，汇兑风险，政治风险和银行系统风险，通过这五个方面的风险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状况。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风险情况。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的风险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比较大。二，资源储量非常丰富，人口红利非常巨大。三，城镇化水平发展滞后，但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四，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这也说明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五，沿线国家正好属于东西的交界汇集点，地缘政治关系相对比较紧张。“这五个方面的沿线国家的特征也就决定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风险方面存在差异化的表现”。

　　闫衍分析称，第一方面，沿线国家整体风险水平偏高，其中政治风险尤其突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面临政治稳定性和经济转型的压力，外部也面临经济再平衡和资本外逃的风险，因此沿线国家的风险表现相对是比较弱的。

　　第二方面，沿线区域间的国家的整体风险差异比较大，中亚、南亚等地区风险相对比较高，中欧和中亚地区风险的差异化相对比较明显，南亚国家的债务风险压力相对比较突出，东欧国家经济风险的压力相对比较突出，中亚地区的国家汇兑风险和银行系统的风险相对比较突出。除了中欧以外及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都是相对比较显著的。因此，从沿线国家各个次级指标的表现来看，存在巨大的差异性。

　　第三方面，风险演化的过程。根据2015年主权评级的结果，“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整体表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2017年和2015年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来，有21个国家的整体风险稍有下降，但也有17个国家的整体风险有所上升，其中就包括中东、中亚的一些国家，由于石油价格的下降，由于汇兑风险的增加，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整体的国家风险是有所上升的。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的五个次级指标来看，首先，沿线国家的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势头是比较好的，经济风险对比较低。中欧和东欧地区，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政治不确定性的下降，从而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势头，经济风险也是有所降低的。中亚国家因为存在内部发展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过去一段时期，俄罗斯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对中亚经济也构成了很大的下行的压力。近期，随着俄罗斯的好转，中亚地区的经济也呈现了向好的势头，因此中亚地区的经济风险也有所下降。而中东地区，随着石油限产，石油价格的波动，2014年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从而石油的价格的进一步的下滑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相对的经济风险是比较高的。

　　从财政债务风险的角度来看，沿线国家的财政债务风险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财政债务风险分化比较明显。高收入国家的财政债务风险相对比较低。像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财政债务风险相对比较高。

　　从银行系统的风险来看，风险差异也比较大，中欧国家的资本市场相对比较发达，银行系统比较完善，风险水平比较低。东欧、东南亚和中东以及南亚地区的银行系统风险是一般，但是区域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化的趋势。因此，未来随着这些区域的金融系统的改进，沿线内部的风险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分化。

　　从汇兑风险来看，沿线多维出口导向型国家的汇兑风险容易受全球贸易环境和汇率，以及大宗商品变化的影响，因此汇兑风险也存在分化的趋势。

　　闫衍重点强调了政治风险，“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差异性较大，部分国家面临一定的挑战。尤其是中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中东地区的政治风险相对比较突出”。

　　“从风险地图上可以看出，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的整体风险相对比较低。中亚以及中东等国家的风险相对整体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在谈到伊斯兰国家时，闫衍表示，其内部风险差距也比较大，地缘政治风险相对比较高。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经济走廊的情况来看，不同经济走廊的风险变化也是不一样的，“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重点关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政治风险变化。还要重点关注中缅和中巴走廊内部的政治风险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影响”。

　　如何应对风险

　　闫衍认为，首先，由于“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政局不稳定，政治风险突出，需要企业进一步关注。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包括资本和产能的走出去进程。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潜在的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金融的合作还处于初级的阶段，未来随着‘一带一路’进一步的推进，金融合作的深化更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和资本融通的发展”。

　　第二，闫衍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构建制度保障。加强“一带一路”的硬连通和软连通的建设，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比较有利的政治环境和基础环境。同时，还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研究，帮助企业来认识风险，规避风险，掌控风险。构建区域的货币稳定体系，为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创造条件，提高沿线国家的区域金融合作的水平。另外，需要加强沿线国家的征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构建国家的信用评价体系，助力沿线投融资服务，从而为“一带一路”的资本融通创造更好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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