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不要在需求侧兜圈子 应大力清退无效产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营报》主办的“2017（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于11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认为，我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节点应该是在2020年，因此，今后三年的任务，重点在于引领新常态，建设新常态经济体系。他特别提到，面对经济增速的降低，不要在需求侧的因素中去兜圈子，而忘记了转变经济增长动能应该回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过去投入驱动型转向生产率提高型的新经济增长动能。“我们年前就看到了有过剩的产能，无效的产能，低效率的产能，也看到了僵尸企业的存在，其实很简单，要能够让该死的死去，除清无效的产能，就是我们今天全要素生产力的源泉”。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才知道，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已经第15届了，在过去几年里我每次也参加了，祝贺15年的坚持！同时也欢迎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莅临，共同讨论两个新字。

　　同时，我也谈一点我对中国经济新视野、新路径的看法。大家都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我想就党的十九大中关于中国经济长期战略部署里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我选择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都讲到了时间节点，他说时间节点是我们工作的坐标，也讲到我们一个时间节点接着一个时间节点的推进工作，推进改革。

　　我们大的看，我们时间节点已经在十九大报告里面做出了安排，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小平同志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我们2020年，也就是3年以后，我们要实现全民建成小康社会。再之后，我们又做出了新的时代，或者说新世纪的两步走战略，也就是说在2035年的时候，我们提前完成小平同志立下的目标，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小平同志原来定在2050年的时候要实现的，我们提前15年。

　　接下来我们部署一个更全面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就是2050年的和第二个100年目标。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我们当前面临的时间节点，其中一个大家注意到，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就是在全面的战略部署中的第一个部分，上来讲的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很多的规定，做了一些界定，什么叫现代化经济体系，我们要怎么样推进这个建设？我们要做哪些工作？这些都做了部署。其中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年份，但是我理解它是有时间节点的。

　　我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于2020年的时候完成。有这么几个道理，一个它的确在这个部分里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时间节点，因为大家注意到，他讲到攻关期，讲到跨越关口，你跨越关口总有一个时间，你今后几年里的跨越和今后几十年的跨越是不一样的。因此第一它是有时间节点概念的。

　　第二，我们想一想它在逻辑上也应该有个确定的时间。我们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这是一个历史的交汇期，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和第二百年目标在这个时间交汇。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用现代经济体系来建设，按照这个逻辑，2020年应该完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这是从逻辑上看。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历史的沿革，我们记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时间节点，我们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也确定在2020年，因此很自然，联系历史，联系未来和联系我们当前应该重点抓的工作，我们应该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确定在2020年完成。当然这个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还要建设。但是我们初步建立起这个体系，以便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过渡，才是当前的一个时间节点，这是从时间节点上看。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时间很短，只有三年，我们应该做什么？其实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讲的，早在几年前，中央就做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新常态里面有三个东西要求我们去做，第一个叫认识新常态，认识新常态我们也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过去我们都认为新的经济增长减速是需求侧因素导致的，因此或多或少的人们会用刺激经济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需求侧的困难。

　　但是中央明确指出，说这是供给侧的问题，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才能够解决或者是适应新常态。因此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我们逐步深化的。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引领新常态，新常态是常态但是不是无为而治，我们还应该去引领它，引领它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要推进供给侧改革，现在更明确出一个目标，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因此我们今后三年的任务，重点在于引领新常态，建设新常态经济体系。

　　引领，我们总的来说引领的办法就是三个，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个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个，就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总的来说，这三个问题我们都在解决，都在认识，都在推进，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误区、难点。

　　难点在于什么呢？这三个东西有的时候看上去是抓不住把手的，不知道说我微观的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宏观的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怎么去实现这三个转变。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以就用指标导向，我们已经从高速增长过渡到新的更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是我们在做三大转变的时候，往往还会用指标来看问题。一个就是说我调结构，怎么调？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难用指标来看，很自然就选择说，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可能就是我调结构一个实际的抓手。但是这里就遇到了问题，我们调结构的目的是什么？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各国经济史的经验，调结构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从而给你带来经济增长。

　　我们提高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实就是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变。但是我们仅仅用显示性的指标来调的话，我们就忘记了背后内涵的是生产力的提高。你拿一把统计年鉴你会算，发现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大概低18%，你要说我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那很自然简单的看，你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会倒退的，很显然这不是我们调结构的目的。因此我觉得调结构要转过来，不要简单用指标来规定，而是应该确定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问题。

　　同时，转动能如果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也会觉得我们过去的动能不就是说我有强大的外需，有大规模的投资，那么现在这些越来越不行了，我很自然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应该转向消费需求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总之你可能还会在需求侧的因素中去兜圈子，而忘记了转变经济增长动能，其实应该回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过去投入驱动型转向生产力提高型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我们回到本源着眼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这个阶段上，我们应该转变经济增长动力，过去投入驱动是人口红利，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长，资本回报率很高，大部分的资源重新配制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因素逐渐都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明显的弱化了。因此，我要转向立足于生产率的提高，那些人口红利因素都不再存在，这是一个转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的动能也面临着转换。我们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有三个因素，第一提高资本劳动比，或者资本深化，也就是说你不断用资本投入替代劳动力，你就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在特定的条件下你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你过快，或者你扭曲了资本的价格，你可能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就超过了应该有的速度，资本劳动力提高过快，就导致你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各位看到了你自己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发现很难再营利了，其实它就是资本回报率下降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约束条件。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既定的要素投入的条件下，我更好的配制它。过去我们很容易改善配制，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淤积在农业中，我只要把它释放出来，我的资源配置效率就大幅度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就随之提高了，我们把它叫做结构变化效应。这个效应我们看到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降低了，农村转移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实际上是负增长。这个给你带来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在弱化，因此你要转向新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源泉就是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应该主要来自于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我重新配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机会还有，但是越来越少，今后我要重新配制的是在我们的第二产业内部，甚至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情形。如果说现在企业之间我们都干的是同一个行当，但是我们每个企业之间生产力不一样的话，就意味着你资源没有得到最佳的配制。因此这时候我要重新组合，这个组合怎么来呢？其实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的企业你要让他能够进来，有的企业你要应该让他能够退出，有的企业活下去不断扩大，有的企业你要让它死亡。

　　我们年前就看到了有过剩的产能，无效的产能，低效率的产能，也看到了僵尸企业的存在，其实很简单，要能够让该死的死去，除清无效的产能，就是我们今天全要素生产力的源泉。因此说我们把目前看到的时间节点，我们如何实现这个节点上要求的任务，我们应该重新选择我们要进行的改革方向，着眼于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任务，我们的改革可能更加集中，更有效率。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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