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选理论：粘性预期理论

　　一、候选理论名称

　　粘性预期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李拉亚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粘性预期理论是在研究中国1988年那轮通货膨胀的实践中产生的。粘性预期理论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预期已在中国经济中发生重大作用。但是，依据中国的实践，预期不是理性的，而具有粘性和突变性的特点。因此，不能依据理性预期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需要针对预期的粘性和突变性特点设计自己的政策。

　　1989年粘性预期理论问世之初，就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李拉亚的论文《通货膨胀是预期影响，物价上涨有心理因素》反映了这一点。该文由当时中央领导人批示，作为中央办公厅文件下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计划、财政、银行和物价等部门。从此，预期成为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3年，粘性预期理论的标志性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荣获1992年度第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反映了粘性预期理论被中国经济学界所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指出：“1991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预期问题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研究方面”。

　　李拉亚在其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24-228页）建立了粘性预期理论体系的4个假设条件，后来李拉亚在其著作《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第49-54页）又增加了一个信息时滞假设条件。这5个假设条件是：（1） 黑箱和灰箱假设。（2）信息成本假设。（3） 信息时滞假设。（4） 预期学习假设。（5） 错误预期不能持久假设。前四个假设条件与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条件是针锋相对的。李拉亚于2011年的研究论文《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预期理论评介》表明，这五个假设条件也类似定义了欧美经济学界于2001年问世的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预期概念，具有与这三种理论类似的思想。

　　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一个特色是强调政府要影响预期，形成了与欧美经济学界2001年问世的预期管理理论类似的思想。如在1989年李拉亚的论文《通货膨胀是预期影响，物价上涨有心理因素》一文中，就提出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利率和降低预期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方针。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和《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两书中，李拉亚提出了预期陷阱、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信息和政策透明、政策规则、政策策略、协调预期、稳定预期等概念和理论，这些均与欧美经济学界的预期管理理论的相应概念和理论类似。

　　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强调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性（即系统风险），政府要防范和化解这一不确定性，形成了与欧美经济学界2008年问世的宏观审慎管理理论类似的一些思想。如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中，李拉亚就已研究过顺周期性和逆周期调节。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中，李拉亚在不确定性理论基础上建立了投机资本理论，提出了货币政策不足以稳定金融系统的重要观点。这些内容现在均是宏观审慎管理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五、推荐理由

　　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由李拉亚提出。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主要贡献有：

　　（一）粘性预期基础理论研究

　　1．提出了类似Sims（1998，2003）理性疏忽的论述：“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决策的边际收益。经济行为者收集信息要付出代价，如时间，金钱等等，这些代价就是成本，即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收集得越多，对预期的准确性帮助也就越大。但是收集信息的成本也随收集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收集信息的成本大于正确决策所带来的利润，那么这就得不偿失。一个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在收集信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放弃进一步收集信息的努力。（李拉亚1991，p.226）”这一定义可简称为理性放弃（类似于理性疏忽）。 这里把时间作为信息成本的单独一项特别列出，具有理论意义。这与经济人注意力有限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经济人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也就是把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

　　理性放弃关于经济人只收集部分信息而放弃收集其余信息的思想与理性疏忽关于经济人只注意部分信息而疏忽其余信息的思想是一样的。把时间作为单独一项列入信息成本与Sims（201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关于经济人注意力有限是对应的。不同于Sims的方法，李拉亚是采用Kalman滤波方法来处理因采用部分信息带来的误差问题。

　　2．提出了类似Mankiw和Reis（2002）粘性信息理论的假设：“信息的发布和取得与经济变量不一定同步。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信息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或者说信息是瞬时的，不存在时滞的问题。在现实经济中，信息的公布之日与它反映的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要相隔一段时日，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同时经济人收集已有信息不但需付出成本，也需付出时间。信息的时滞，导致预期不会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信息的成本和时滞，使经济人在收集新信息上所需时间延长，难以对经济变量的变动做出瞬时反映，从而预期呈现粘性。当然，一旦经济人取得所需信息会迅速做出反应，尽快调整自己的预期。（李拉亚1995，p.52）”信息时滞这一概念不仅与粘性信息概念在思想意义上一致，在表述上也与粘性信息的代用词过期信息贴近。

　　3．提出了欧美粘性预期理论的类似思想。Roberts（1998）和Carroll（2003，2005）的粘性预期理论（sticky expectations），都把经济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采用适应性预期，另一部分人采用专家预期。中国粘性预期理论也采用类似方法（李拉亚，1991，p.225；李拉亚，1995，pp.50-51），把经济人分为两组。多数人采用黑箱假设（类似于Carroll的公众预期），他们的信息和预期更新较慢，预期准确性相对较低。他们的预期方法类似于适应性预期。少数人采用灰箱假设（类似于Carroll的专家预期），他们的信息和预期更新较快，预期准确性相对较高，但尚不是理性预期。与Carroll的预期传播和学习过程类似，具有黑箱假设的人会向具有灰箱假设的人学习，从而提高预期的准确性，并加快预期更新速度（李拉亚，1991，p.227；李拉亚，1995，pp.52-53）。“同时预期的这种学习功能也会促使灰箱假设预期的结果逐渐被大家接收，成为公众的普遍预期 （李拉亚，1991，p.227）。”“只是，预期学习与传播也需时间，少数人正确预期成为大家的共识，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也导致预期调整的粘性 （李拉亚1995，p.53）。”

　　4．提出了企业制定价格的基本准则。李拉亚指出：“然而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此时企业会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加上一项预期的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上升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变动就显得较快，它不再粘在某一水平上。但是，若扣掉预期成本上升的加价，其核心的价格仍是大致稳定的 （李拉亚1991，p.193）。”李拉亚的这一定价法则，把粘性预期理论与粘性价格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出粘性预期也是导致和影响粘性价格的一个因素，说明了微观层次上价格的粘性和宏观层次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理论新含义，是其双粘模式的核心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与Gali & Gertler （1999）的企业定价准则是类似的，只是当通货膨胀变化不大时，它会疏忽掉通货膨胀的变化，体现了理性疏忽思想。Gali & Gertler （1999）的企业定价准则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成就。Sheedy Kevin （2005）把Gali & Gertler的拇指法则表述为：“这些企业不选择一个最大化它的利润的新价格，而是在过去的最佳价格上简单地加上最近发生的通货膨胀的数值来代替。” Gali & Gertler的这一定价思想已成为粘性价格理论对通货膨胀惯性最为流行的理论解释。

　　5．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李拉亚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16章第3节，提出了一种新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依据经济增长率变化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分别对每个上升时期或者下降时期做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每一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阶段时，经济增长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增长处于下降阶段时，经济增长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笔者用粘性预期和成本推动解释了这一非线性关系。现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把这类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称之为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

　　（二）预期管理理论研究

　　中国粘性预期理论也形成了与预期管理理论类似的思想，其主要贡献有：

　　1．提出了预期陷阱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在1991年遇到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即当时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疲软问题。如同Krugman（1998）的思想，中国粘性预期理论也认为流动性陷阱的核心问题是预期和信心。同时，流动性陷阱还涉及市场利率，而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行市场利率。因此，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用预期陷阱取代了流动性陷阱，以别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概念。李拉亚指出：“当经济进入谷底，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此时，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变为库存资金积压起来。消费者因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而倾向于增加储蓄，或持币待购，出现市场疲软。我国1990年经济就面临这样一种局面 （李拉亚，1991，p.241）。”如同Krugman的观点，李拉亚也认为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不一定只持有现金。不同的是，李拉亚认为财政政策对走出预期陷阱较为有效。

　　李拉亚还从货币流通速度考虑预期陷阱问题，曾指出：“对经济最终起作用的，不是货币供给量M，而是货币供给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即MV”（李拉亚，1995，p.210）。“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利率影响到持币的机会成本，从而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通货膨胀预期升高，或者实际利率升高，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会变慢 （李拉亚，1995，p.62）。”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可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李拉亚认为短期因素中，通货膨胀预期和不确定性均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李拉亚指出：“通货膨胀预期愈高，愈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将因预防动机的需要，会增加货币需求。从而货币流通速度将会下降。（李拉亚，1995，pp.203-204）”李拉亚在分析1991年货币增长、货币流通速度、一般价格水平和GDP增长关系时指出：“该年货币增长速度较高，但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极低，出现了预期陷阱，即货币供给增加，被预期陷阱所吸收（成为经济人的手持现金和存款，没有用于购买），既没有作用到物价上，也没有作用到经济增长上 （李拉亚，1995，p.65）。”可见，中国也一样，当出现流动性陷阱时，货币、利率、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会被破坏。

　　比较预期陷阱和Krugman（1998）的流动性陷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如都把预期理论引进到流动性陷阱中来；都认为在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不仅仅持有现金。这也是两种流动性陷阱概念突破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概念的地方。不同之处是，预期陷阱理论根据中国经济实践，认为财政政策较之货币政策对帮助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有效。此外，李拉亚是用粘性预期概念，而Krugman是用理性预期概念。还有一点是，李拉亚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也会导致不确定性上升，而这两种因素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将使Krugman依靠制造通货膨胀预期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困难。

　　2．提出了当时中国经济条件下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

　　中国粘性预期理论也提出了类似于Morris和Shin（2008）理论模式的一些思想，如政策策略和协调预期等，尤其是提出了目标制理论，特别是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在1991年，欧美国家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中国经济学界就有与他们类似的认识，说明当时的中国经济理论界也有一些新鲜思想。

　　李拉亚在1991年讨论目标制时，已经认识到公开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稳定公众的预期，也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他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指出：“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李拉亚（1991，第256页）”

　　（1）单目标制

　　李拉亚于1991年说过：“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这种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称之为中速增长，指国名收入增长速度为6%。这就是所谓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李拉亚（1991，第262页））”当时讨论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虽有别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固定通胀率，但李拉亚认为固定增长率规则能“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这一解释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精神是相通的。

　　（2）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

　　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双目标制，一是通货膨胀目标，二是资源配置目标（即失业率目标或者经济增长率目标）。其基本理念是，政府不仅要管好物价，还要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直到1997年，Svensson才提出了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以粘性价格为基础建立了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模型（Svensson（1997））。

　　相对于单目标制，李拉亚更倾向于双目标制。李拉亚在1991年指出：“基于上述认识，并以本书的理论分析为依据，我们认为制定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宜以降低通货膨胀与维持必要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这是两个不相容的但又应兼顾的目标。”“并且近中期内不要改动这两个目标，维持目标的稳定性。（李拉亚（1991，第256页））”双目标制是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键内容。

　　李拉亚（1991，第198 页至第 220页）在《通货膨胀的理论总模式》这一章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研究并总结了双目标制的理论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作为通货膨胀的理论总模式。在这一总模式中，政府的调控目标理论上是总供需缺口，但这一缺口不可直接测量，故改用价格（包括隐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表示。李拉亚在这一章的《综合调控》一节中指出：“稳住物价，是政府、计划、银行的共同目标，因此围绕稳住物价来协调计划与银行的调控，是较易实行的。但是稳住物价不是调控经济的唯一目标，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政府追求的目标。计划和银行的调控也都能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计划从投资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银行从流动资金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二者要协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一节中，李拉亚用预期理论解释了这二者协调的困难原因。虽然这一总模式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物价目标和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各为多少，稳住物价和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府的调控目标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不同，但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大致稳定的，这是当时计划经济的特色。李拉亚在第10章中强调并用预期理论解释了目标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从而建立了当时中国经济条件下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

　　（3）多目标制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要考虑许多目标：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等等。这些政策目标并不都是相容的，如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就存在矛盾，短期内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制定政策纲领，要兼顾不相容的政策目标。制定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必须同时考虑维持经济的必要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政策的着重点有所不同。” “确定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般而言，综合政策效果比单一政策效果要好。综合政策可分散政策的成本，减少政策的风险，提高实现目标的保险系数。” 现在中国央行是采用多目标制，但以稳定物价和促进就业（或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同时也要兼顾其它目标，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政策的着重点有所不同。”

　　（4） 目标制与政策策略和协调预期

　　协调预期涉及经济人的预期是异质的，而异质预期是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一条假设条件。李拉亚在讨论固定增长率规则时，提出了协调预期的概念：“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 （李拉亚，1991，p.262）。”

　　协调预期的目的是要求公众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以提高政策效率和削弱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李拉亚指出：“政策要有效，就要求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当方向不一致时，政策的效力就会削弱，甚至失败。要使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就要求一套明确的政策规则 （李拉亚，1991，p.254）。”李拉亚认为：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可信度（李拉亚，1991，p.258）。

　　3．在1990年代初期便提出了政策透明的思想

　　李拉亚在研究目标制时，是结合政策透明和预期管理进行研究的。这在1990年代初期，是十分超前的。

　　我们查阅过几篇欧美经济学界关于政策透明的论文综述，政策透明早期思想最早于1986年提出。在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欧美经济学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研究政策透明。大致1990年代中期后，政策透明成为欧美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支持政策透明。政策透明是预期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1990年代中期后，欧美国家央行才开始放弃暗箱操作突然袭击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方式，实施越来越透明的政策。

　　李拉亚在1991年已提出了政策透明的一些类似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他的1991年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55页至第263页中，我们摘录几段内容，这些内容已经说明为什么要政策透明及怎样政策透明。“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这说明，早在1991年，李拉亚就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和政策规则的方式，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试图通过这一透明政策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的目的，从而也达到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

　　李拉亚在1995年使用了政策透明度这个词，并明确反对出奇制胜的政策制定方式（美联储1994年还是采取出奇制胜的方法制定政策）。“政府制定政策有透明度，有一定规则可循，那么经济人对政策的反应较为理性，也会表现得有规可循。”“如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采取出奇制胜的方式，诱使经济人犯预期错误，从而坐收通货膨胀利益。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经济人预期修正，政府最终不会得利，反而受害，并且经济系统也会出现混乱。后果不是出奇制胜，而是因奇致败 （李拉亚（1995，第302页和第353页））。”

　　4．政策规则

　　中国经济学界至少在1990年代初期已讨论中国的政策规则。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4节<<政策信息转递与政策规则>>指出：“公众的预期是受政府政策影响的，一个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有助于降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

　　李拉亚指出：“由于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摇摆性，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就显得混杂，公众预期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捉摸不定的政策也会使公众预期捉摸不定，这就加大了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要消除和削弱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首先就要稳定物价，这样才能稳住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李拉亚（1991，第254页，第257页，第258页和第266页））

　　李拉亚还指出：“如果政府能执行稳定的政策操作，可以减少预期突变的可能性。李拉亚（1995，第55页）”

　　克拉里达、加利与格特勒所发表的《货币政策的科学性：新凯恩斯主义观点》（Clarida，Galí & Gertler， 1999）一文认为，泰勒规则不同于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供应率规则，是一种具有反馈功能的货币政策规则。笔者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中从理论上总结归纳了那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这一规则可表述为：当价格上升时，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当价格下降时，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笔者分析了在预期和不确定性作用下，价格、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虽存在一种正相关的趋势性关系，但不存在精确的数量关系，因此，政策决策还需依据判断做出。笔者还进一步分析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关系，即存在正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大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正。存在负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小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负。在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中，没有用到利率。这是因为，当时利率没有市场化（即使现在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并且，笔者指出：“政策规则可大致分为有反馈的和无反馈的两种，这类似于控制论中的闭环系统和开环系统。有反馈的政策规则将依据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执行结果不断调整政策的力度，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李拉亚，1991，p.259）。尽管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形式上与泰勒规则不同，但有共同特点，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要给经济增长降温（欧美国家提升利率，中国政府降低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此外，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具有反馈功能。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中提出：“传统的政策理论，多以确定性理论为基础，先提出政策目标，然后研究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及各种手段的力度大小，并由计量模型模拟最佳的政策配套，要求达到目标的条件下，政策成本尽量低。这种政策实施，颇像一个工程项目，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而新的考虑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制定倒是有点像战争策略制定。事先有一套战争部署，战斗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部署。（李拉亚，1995，p.352）”可见，笔者早在1995年已经权衡了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

　　（三）投机资本理论研究

　　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理论时，是注重投机资本的。在后来经济学发展中，经济学家对投机资本的研究长期局限于金融证券领域。明斯基是一个例外，他继承了凯恩斯重视投机资本的传统，并且把融资过程和投机资本联系起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李拉亚在1990年代初期对投机资本的研究，引起了当时理论界和政策界的注意。199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过研究投机资本的会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从经济理论角度研究投机资本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投机资本成为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

　　这里，我们介绍李拉亚在1990年代初期对投机资本的研究工作。

　　1．对投机资本的估算

　　1993年投机资本已在中国经济中兴风作浪。由于没有一家机构统计和监察投机资本，李拉亚对当时的投机资本作了估算，并且注意到投机资本有跨市场的行为，认识到投机资本可以对国民经济形成重大冲击，产生连锁反应，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李拉亚介绍了美国加州和日本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以期能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政策界对投机资本的重视。李拉亚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摘录如下：

　　“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导致预期突变的新因素，这就是投机资本。投机者的预期较为敏感，对政府的政策变动闻风而动。投机者的预期有可能感染整个经济系统的预期。（李拉亚（1995，第55页））”“把上面几项投机资本加起来，大约有3000亿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估计约为3万亿。相比之下，投机资本数量已属不小，并且今后还会有增加的趋势。并且，现在投机资本的投机对象在分散，搞房地产投机的，也搞期货投机和股票投机，这有利于分散投机风险，增加盈利的机会。这导致不同的投机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投机资本集中于一个市场、一种商品，其影响十分大。尽管关于投机资本的数量猜测尚没有真凭实据，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与平时听到的一些消息还是吻合的。（李拉亚（1995，第116页））”“不过，可靠的数据，还需等待政府部门提供。（李拉亚（1995，第117页））”

　　2．投机资本对经济的影响

　　“投机资本出现，导致我国经济发生两个深刻的变化。”“一是我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经济头脑更为复杂，预期意识、不确定性意识均大大增强，对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感。”“二是由于投机资本的存在，我国经济中的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投机资本出现后，传导过程便成为跳跃式的，贷款一增加，产出和价格立即就会作出反应。”（李拉亚（1995，第303页至第305页））

　　“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导致预期突变的新因素，这就是投机资本。投机者的预期较为敏感，对政府的政策变动闻风而动。投机者的预期有可能感染整个经济系统的预期。李拉亚（1995，第55页）”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许多高风险的投资，这些投资失败的可能性较大，但一旦成功，获利的可能性也较大。这就需要一些甘冒风险的人来投资。因此，投机者对社会是有一定贡献的。（李拉亚（1995，第110页））”我们的这一认识，与不完善知识经济学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有价值的角色是类似的（Pistor（2012））。

　　3．对投机资本的宏观监管

　　李拉亚意思到应有专门机构对投机资本进行统计和研究，即要监察投机资本的行为。“现在，投机资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93年的通货膨胀中，投机资本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机构去从事投机资本的调查统计，更不要说专门从事投机资本的研究了。（李拉亚（1995，第114页））”可以看出，李拉亚当时对投机资本的监管意思，是在宏观范围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容。

　　4．投机资本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

　　早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就出现了投机资本冲击市场的情况，特别出现了海南岛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1993年住房制度还未改革。当时的房地产泡沫主要体现在“楼堂馆所”等公共设施上。

　　“有了庞大的投机资本，泡沫经济才能形成，并且才能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李拉亚（1995，第117页））”“投机市场上的泡沫现象，如果时间较长，对经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方面可见日本的例子和美国加州的例子。如近20年来，美国加州因经济增长较快，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泡沫，直到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不振，特别是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加州很多高科技工业于此相关），导致加州经济不振，人们对加州房地产上升的共同期望终于破灭，加州的房地产价格连年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很大。由于房地产是美国家庭的一大财产，房地产价格大升或大降，意味着家庭财产的大增或大减，这会影响到家庭消费等等。此时，由于炒房地产的人减少，房地产建筑业也受到影响。建筑业又会影响到一系列其他行业。（李拉亚（1995，第120页））”

　　5．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

　　1995年1月，李拉亚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中曾指出：“如果在投机市场出现泡沫，如1993年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那么投机性货币需求就会大大增加。在货币供给总量给定的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会争夺非投机性货币需求的贷款。前者因为获利高，可支付更高利率（或者给银行更多好处，包括非法好处），从而可争取到更多的贷款。此外，投机者还会以各种折借、集资等等手段筹集到大量资金。这样，实际物资生产部门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从而供给受到影响。如果银行为了保证供给不受影响，就得增加货币供给。而增加货币供给中，一部或大部又会转变为投机资本，从而加剧泡沫增大。一旦泡沫最终破灭，银行也会遭到灭顶之灾。”“1993年房地产泡沫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不应只从中接受银行转入房地产投机的教训，还应看到银行即使不转入房地产投机，也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好在1993年货币供给还是一种直接的贷款控制，而不是靠利率控制。由于是直接的贷款控制，银行可以从投机者那里追回部分贷款控制住了这股投机浪潮。这说明，今后银行除加强利率调控手段外，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控制也不能彻底丢掉。仅靠利率手段，控制不了投机资本的货币需求。投机资本的出现，增加了银行货币控制的难度。对投机资本的货币控制过松，会刺激泡沫的出现。对投机资本控制过紧，又有可能导致投机市场的崩溃。如何防止生产部门的货币流向投机市场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李拉亚（1995，第185页至第186页））”

　　可见，中国经济理论界早就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治理泡沫无力，提高利率对治理泡沫无效。在存在泡沫时，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一旦泡沫破灭，金融系统会遭到灭顶之灾。央行货币政策（如利率政策）和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政策（以色列央行行长现在当了美联储副主席，他把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政策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Fischer（2014）））应该并用，这也属于央行政策两分法的一种思想萌芽。而欧美经济学界是在2008年危机后认识到这一点。Svesson（2011）指出“危机的启示：单靠实现物价稳定来实现金融稳定是远远不够的，利率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必须有一个独立的金融稳定政策加以保证。”

　　李拉亚的上述理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分析央行难以阻止货币供给总量中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不断增加，得出泡沫难以治理的结论。作为对比，明斯基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分析公司因追求高利润，其融资结构中投机资本比重不断增加，得出金融系统难以稳定的结论。泡沫难以治理和金融系统难以稳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故这两种理论可以互为补充，并有内在联系。明斯基理论的公司融资结构中投机资本比重上升，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占货币供给总量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李拉亚所说的货币供给总量中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不断增加。

　　此外，从上面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李拉亚从投机资本的角度，研究了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的联系，认为金融领域的投机资本增长会导致实际经济的资金紧张，从而会减少供给。

　　（四）对宏观审慎管理的其它研究

　　除了上面对投机资本的研究外，李拉亚还在1990年底初期对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些问题做过研究。

　　1．用粘性预期理论解释了顺周期行为（但没使用顺周期这个词）

　　“1．预期是诱导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由于预期的粘性性质，在通货膨胀的初始阶段，货币增长对物价增长的冲击迟缓下来，出现一种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的虚假繁荣局面。正因为这样，当经济步入通货膨胀轨道时，政府看到的是经济蒸蒸日上的景气景象，此时政府并不急于制止通货膨胀。”“2．在通货膨胀发展一段时期后，预期将会粘在较高的水平上，它又起到阻止通货膨胀下降，并对通货膨胀上升推波助澜的作用。”“3．当经济进入谷底，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此时，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变成库存资金积压起来。（李拉亚（1991，第240页至241页））”李拉亚（1995）提出信息混淆情况下公众易犯两种预期错误（见该书第337页）：“在信息严重混淆的情况下，面对货币供给增加，经济人可能会犯两类判断错误。第一类判断错误是把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实际货币收入增加。”“第二类判断错误是把实际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名义货币收入增加，这会减弱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第一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的情况。第二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粘在较高水平上的情况。”从周期角度看，第一类判断错误易发生在经济扩张期，会起到刺激经济进一步扩张的作用。第二类判断错误易发生在经济收缩期，会对经济下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研究了逆周期调节并提出了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260页至第263页）指出：“有一种可称之为反周期的方法，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拉下总需求；而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便刺激总需求。这可称之为削高填低。”“但是反周期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存在问题。货币供给对经济的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滞后的时期长度受到预期影响，预期粘性的改变又是不确定的，这就可能发生时间错位反应。这可表示为，货币的滞后可能导致货币的刺激或抑制作用姗姗来迟，试图拉上总需求的货币扩张政策可能在总需求萎缩已经过去继而总需求扩张已经来临时才起到作用，这就起到刺激经济活动扩张的作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反周期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刺激经济增长时，由于预期粘性及价格粘性的作用，政府易刺激总供给使之达到潜在总供给水平以上，此时供给明显增加而价格并未明显提高，若政府乐此不疲，接踵而来的就是新一轮通货膨胀。”“由于反周期政策的上述潜在危险，我国经济学家们现在又转向实行一种消极的方法，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我们认为。稳定经济增长速度，需首先稳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通过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率来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率的作用。”“由于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及经济系统内在的扩张机制的作用，我们也可采用反周期的计划政策和财政政策与稳定货币供给的金融政策配套，尽量消除经济系统的波动。这是一种以金融政策为主，计划、财政政策为辅的管理宏观经济的方法。”

　　3．国家债务

　　这次金融危机触发了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因此，宏观审慎管理也要考虑债务导致的系统风险。李拉亚当时也认识到债务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今后有可能面临债务失控的危险。“今后，银行将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三大手段调控金融市场，财政赤字又不再走透支的路子而走发国库券的路子，财政银行两家在赤字问题上就不再是利益冲突，而是利益一致了。这颇像美国经济中赤字问题。美国经济中出现天文赤字，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赤字的内在制约机制。历届美国总统，竞选时都主张限制赤字，至少不公开宣布搞赤字财政政策，可上任后都增加了赤字。原因就在于增加赤字阻力最小，而削弱财政支出则困难重重。中国今后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赤字失控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我相信，今后数年内，赤字有益论和赤字有害论的争论迟早会出现。（李拉亚（1995，第312页））”

　　4．提出不确定性问题的重要性

　　“在任何一种经济系统中，都存在不确定性的影响。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限制不确定性影响的某些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用保险、期货交易、远期合同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来限制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则采用计划手段来限制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正处于对不确定性影响的限制手段较少的状态，政府的宏观调控，常被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冲击所干扰。研究不确定性，已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辞的责任，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李拉亚，1995，第IV页）” “不确定性不仅与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它是影响经济系统的重要变量之一。（李拉亚，1995，第25页）” “经济体制改革，物价放开，金融市场建立，对外开放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大背景。（李拉亚，1995，第27页）”

　　5．不确定性的测定

　　李拉亚（1995，第90页至第91页）设计了一个反应价格系统不确定指标。李拉亚（1995，第174页至第178页）建立了现金与存款比重的理论分析模型，由此比重测度不确定变化。

　　李拉亚（1995，第178页至第179页）用1980年到1992年的年度数据测度了这十三年这一比重的变化情况。李拉亚（1995，第303页至第304页）用1993年月份数据测度了1993年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一比重的变化情况。

　　6． 经济理论继预期革命之后还会出现一个不确定性革命吗？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理性预期理论问世之初就已注重信息混淆问题，但理性预期理论却没有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看待，不确定性没有得到预期那样的同等待遇，颇有厚此薄彼之感。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一种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的理论正在等待时机破土而出？经济理论继预期革命之后还会出现一个不确定性革命吗？（李拉亚，1995，第12页）”“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确定性也会像预期理论一样，推动经济理论发展，并把通货膨胀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李拉亚，1995，21页）”“不确定性不仅与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它是影响经济系统的重要变量之一。（李拉亚，1995，第25页）”

　　现在看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宏观审慎管理已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看待，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就是李拉亚期望的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革命。

　　7．不确定性模型

　　李拉亚在建立考虑不确定性影响的模型时，既考虑预期也考虑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方程式中数学期望和方差都应作为运算符。而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模型中，均只使用数学期望作为运算符。李拉亚（1995，第59页至第61页）尝试建立了一个即包括数学期望运算符又包括方差运算符的经济数理模型。

　　李拉亚著《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获1992年度第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因此，李拉亚提出的粘性预期理论早已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认可。 在该书中，李拉亚系统提出了粘性预期理论及其相应的预期管理理论。李拉亚著《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中的一些研究涉及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如对投机资本的研究。作为对比，国外经济学家直到2001年后才正式提出类似的理性疏忽理论、粘性信息理论、粘性预期理论和预期管理理论。其中，理性疏忽、粘性预期和预期管理理论于1998年非正式提出过。中国粘性预期理论能早于欧美经济学界提出类似的经济概念和理论，是可贵的。然而，李拉亚是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提出的这些理论，不可能像现在欧美经济学界的类似理论那样成熟，那样系统和那样深入。

　　中国粘性预期理论问世之初就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制定。政府于2007年提出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政策方针和2009年提出的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政策方针，均在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有关著作中予以研究过。央行现在高度重视的宏观审慎管理理论的一些内容也在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有关著作中予以研究过。

　　鉴于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学术成就和政策影响，推荐该理论参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注：“推荐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论贡献人文献如下

　　周小川，2011：《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金融研究》第1期。

　　Carroll， C．（2003）， “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 of households andprofessional forecasters”，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8（1）：269-298．

　　Carroll， C． （2005）， “The epidemiology of macroeconomicexpectations”， In： Blume & Durlauf（eds。）， The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I． Oxford UniversityPress。

　　Clarida， R．， J.Galí & M.Gertler（1999）， “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 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661-1707．

　　Fischer（2014），“Financial Sector Reform： How Far Are We？”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fischer20140710a.htm．

　　Gali， J． & M.Gertler （1999）， “Inflation dynamics： A structural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44：195-222．

　　Krugman， P.R．（1998）， “It’s baaack：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liquidity trap”，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Mankiw， G.N． & R.Reis （2002）， “Sticky information versus stickyprices： A proposal to replace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1295-1328．

　　Minsky H.P．（1986），“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 & H.S.Shin（2008）， “Coordinating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policy”， in： J-P． Touffut （ed．）， Central Banks asEconomic Institutions， Edward Elgar．

　　Pistor， K．（2012），“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gulating Financial Markets，” Columbia Law School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12-304， June．

　　Roberts， J.M．（1998）， “Inflationexpect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Board FEDS Working Paper No.1998-43．

　　Sheedy， Kevin D．， （2005）， “StructuralInflation Persistence，”working paper， Cambridge University．

　　Sims， C.A．（1998）， “Stickiness”，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9（1）：317-56．

　　Sims， C.A．（2003）， “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3）， pp． 665-90．

　　Svensson， Lars E.O．（1997），“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 Implementing and Monitoring Inflation Targe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 1111-1146．

　　Svensson， Lars E.O．，（2011），“Monetary Policy after the Crisis，”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November 29， 2011， www.larseosvensson.net．

　　注：“推荐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论贡献人文献如下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李拉亚，1991：《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李拉亚，1995：《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李拉亚，1989，《通货加剧是预期影响，物价上涨有心理因素》，载《经济参考报》1989年3月28日。

　　4．李拉亚执笔，1989，“我国通货膨胀的综合治理问题”，载《经济研究》，第3期，第3页—第10页。 这是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集体创作，李拉亚任组长和执笔。这篇论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讨论的4篇论文之一。该文被美国商业部译成英语刊登于其资料集。

　　5．李拉亚，1989，“预期理论对我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影响”，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

　　6．李拉亚，1993，“具有理性预期的非线性系统的行为分析”，载《经济研究》，第2期，第38页—第40页。 。

　　7．李拉亚，1994，“预期与不确定性关系研究”，载《经济研究》，第9期， 第12页—第19页。该文后收入三联出版社1994年论文集。

　　8．李拉亚，2011，“理性疏忽、粘性信息和粘性预期理论评介”，《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2期，117-124页。

　　9．李拉亚，2011，“预期管理理论模式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7期，113-119页。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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