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十年记录没眼人 找回久已淡忘的生命本真

国家一级导演、浙江卫视制片、主持人亚妮

　　新浪财经讯 CC讲坛第十八期于2017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跃进报告厅举行，国家一级导演、浙江卫视制片、主持人亚妮出席并演讲。

　　贫瘠的太行山里常年游走着十一个盲人，他们边走边唱，自在地活，坦荡地死。亚妮记录《没眼人》的十年，找回她和我们久已淡忘的生命本真。

　　以下为演讲实录：

　　亚妮：这个人叫王安江，是苗族的后代，他要完成苗族的英雄史诗。苗族的历史完全来自于苗族老艺人的代代相传的说唱，他学会说唱再变作文字，一走37年，捧出了八本苗族英雄史诗，上面有文字、有图画、有拼音，我根本看不懂，就是天书。他说我给你唱，他唱了两天两夜，我根本没有听懂。我就给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主任田青打电话，田青老师说这就是一个密码，因为像这样的史诗一定是跟说唱的艺人绑在一起。如果没有传唱者，没有传承者，这个东西等于就是废纸。王安江去世时，他的儿子就在他的葬礼上把这八本苗族史诗付之一炬，这件事情留在我心里的阴影非常大。

　　2002年，我发现了这群人，山里人叫他们没眼人。这个没眼人有两重意思：一种就是山里人对盲人的俗称叫没眼人；还有一种，他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曾经是八路军的一支谍战部队，因为当时日本人包围得非常厉害，我们的情报，我们的物资我们的军火没办法流通，因为他们是流浪卖唱为生的，就以他们的这种说唱作掩护来做谍战工作，它的部队的番号就叫没眼人。

　　我发现他们之后就做了第一个片子叫《向天而歌》，就是因为他们坐在那个村里的古戏台上对着天空那么阳光灿烂地歌唱。然而，这一批人永远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们的身体和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黑暗当中生活的这种特质，跟他们的歌唱和他们的那种生活形态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吸引了我。《向天而歌》在浙江卫视播出之后，我得了我们中国广电部的星光奖之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几个老艺人他们的说唱的那种精彩，那种让我心动的东西，以及他们生活当中将近70多年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生死爱恨的故事吸引了我，以及他们传承的中国最原始的西部民歌――辽州小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吸引了我。但是当时我在中国很红，我做着《亚妮专访》，中国第一个用个人名字命名的一个专栏，做得天翻地覆。但是因为没眼人的传承完全个体，没有文字，没有乐谱，完全由一个盲人传给另一个盲人。这一个盲人可能会三首歌，那个盲人可能会四首歌，那个人会《西厢记》那个人可能会《红楼梦》，死一个盲人，就要埋一批歌唱，也就是说你的非遗的活史料随着一个盲人的去世就被埋入土地。

　　那么这个东西我是做还是不做？王安江，这种心境又回来。我觉得如果不做，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王安江；如果做，我怎么做？我手头上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做，我那么红火，我那么有名，我要放掉所有的东西，因为这是一群流浪卖唱的人，我得跟着他们流浪，我得跟着他们卖唱。

　　这个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主唱，叫七天。他的哥哥叫亮天。我首先走进这个队伍的时候

　　是这个人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家的故事，也就是这个故事可能坚定了我的那种纠结和挣扎。其实人要放弃名利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因为人是有惯性的，人是有土壤的，人是有奢求的，人是有欲望的，人是有期许的。作为我当时一个主持人来讲，这些围绕我的东西太光亮了。当你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记录的东西，你调查的东西将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报答或者回报，你是首先要做出牺牲和奉献你才能去完成你这个所谓的担当和责任。

　　兄弟俩有两个爸爸。一个是亮天的爸爸，亮天的爸爸是烧窑的一个窑工，常年在外，不太回家。他的妈妈是个盲人，我刚才说的一批流浪的盲艺人，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他们要到一个家里去避冬，于是每年就在亮天他们家里避冬。盲艺人的队长跟他妈妈之间就有了情爱，就发生了感情，于是就有了生下来这个弟弟，叫七天。因为七天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有一点点光感的，他能看见模模糊糊的东西，于是他爸在烧窑的时候，有一个来拉瓮的，瓮就是他爸爸烧的腌咸菜的那种缸，来拉瓮的那个司机就告诉他爸爸，说你给我2600块钱

　　我把你的儿子带到太原城里，我一准能把他的眼睛治好。这个爸爸明明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依然烧了五口窑要赚这个2600块钱。但是在出窑的时候窑塌了，直接把他爸爸埋在了窑里，爸爸就去世了，没有挣到2600块钱，只有800块钱。

　　当天夜里，七天的哥哥亮天把钱偷了。亮天曾经跟我说：“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逃开这个家，我要逃离太行山，永远不再回来。我要到一个有眼人的世界，我不愿意在没眼人的世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亮天偷了这个800块钱，他要逃出山去。这件事情被七天的爸爸知道了，盲人呐你根本骗不了他，他看不见他什么都知道。七天的爸爸就是那个盲人的队长，他知道亮天偷了这个800块钱，没有说。当天晚上，把所有的盲艺人叫到他们家里，坐在一张炕上，每个人把多少年流浪卖唱的钱全部拿出来。盲艺人在山里面流浪卖唱是没有钱的，管饭不管钱。我印象当中，我2001年 2002年见到这个队伍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最高的一年的收入是76块钱。所有的人把钱拿出来，晚上给那个哥哥缝在内衣口袋里，然后告诉这个哥哥：你出山去，你去读书！所有的盲人一句话都没有提他偷走的800块钱，而是凑了两千块钱把他送到了山外，满足了他的心愿。亮天后来才知道，他偷走的不仅仅是800块钱，他偷走了他弟弟一生的光明。这个兄弟呀之间的那种梁子就纠结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完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两个男人的善良还不仅仅在此。七天到八岁的时候，盲人给他算了个命，说这个孩子的眼睛如果要保住的话就一定要冲个喜，定个亲。于是他妈妈就抱了一个女孩子给他订亲，这个女孩子到八岁的时候和他定的亲，但当他哥哥出山以后，那个女孩子爱上了他的哥哥，后来也跟他的哥哥走了，再后来这个姑娘在城里赚了一点钱，又回到了村里嫁给了他的弟弟，后面又发生了很多这一家生死恩爱的事情，但是全部在那种非常淳朴的善良当中，那种我们现代文明人无法想象的那种亲情的本分当中互相给予，根本没有数字的计算，根本没有索求。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拍纪录片，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故事片，因为纪录片完成不了以往这么多的还原。所以我才决定我放弃我所有的东西，我要浸入大山跟他们流浪卖唱，写出这个剧本，来完成这个没眼人的故事。

　　其实我刚进入当中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走十年或者是十三年，没有这个概念。如果当时有这个概念，我估计走不下去。我记得在《没眼人》书出版的时候，崔永元来给我做那个首发式，他在舞台上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十年，，对一个女人来讲，对一个女主持人来讲，太长了！太长了！

　　所以要牺牲十年不可能，但是你在进入的过程当中，你在人文记录和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你碰到那么多的事和人，它影响到你，甚至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第二个人叫光明，他是进一步改变我的一个人。他是整个盲艺人流浪队伍当中最后一个加入进来的。在他33岁之前，他是有眼睛的，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次喝假酒把眼睛给喝瞎了。他的妻子婆姨带着孩子就嫁了人，他生活完全无望，他对生命完全失去信心，他回了自己的老家山西的太行山。就在他回家的没有几天，一批盲艺人到他们的村庄去为他们的村会计的刚满月的儿子唱曲儿，他在边上哭，盲艺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眼睛瞎了，盲艺人就把他带上，从此以后他跟上了没眼人。

　　十年之后，我们在记录这个故事十年之后，被妈妈带走的这个女儿16岁了，她知道有一个爸爸，她就回山来找她的爸爸。当她在山里第一次听到她爸爸在那里歌唱的时候，她潸然泪下，毅然回到学校，她那个时候已经在城市里了，但是她辍学回来跟她爸爸说：我是你女儿，我要养活你。你不要再去要饭，你也不要再去走山，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养活你。然后她爸爸说：你知不知道我跟着没眼人风里雨里，我在那里一步一脚的卖唱，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让你读上大学，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你要是不读大学我就打死你！女儿说你要是再去要饭我就不认你！父女就这么对峙着。今年过年我回去采访他的女儿，女儿跟我讲，她到现在都没有找过对象，我说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的爸爸，她说今生今世我爸爸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爸爸虽然因为我没有读上大学要打死我，但是我能让我爸爸活好，我心甘情愿。那天大雪纷飞，她卷了一张铺盖，雇了一辆毛驴车往山里面走，站在山顶上喊，因为盲人呐一进山你就找不见了，她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流浪她就在山顶上喊：“爸！你在哪？爸！你在哪儿啊？”她就想把这一卷被子送到她的爸爸手里。就是这样的一对父女

　　那种亲情的那种本分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情感，它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里，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挣扎，我们有太多的人在搏斗，我们太多的人为了钱要争取每一分钟，为了钱，我们可以不认父亲、不认母亲、不认兄弟、不认姐妹。但是七天的两个爸爸和光明这对父女，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把这样的故事带出山来，让我们现在走得太快把灵魂丢在后面的人，把你的灵魂找回来，把你的本真找回来，把你的朴素找回来，把你的本分找回来！我觉得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

　　我当时就这么想，所以无论是我跟他们流浪卖唱时候睡在一张炕上，还是我跟他们在山里流浪，还是我跟他们一起去要饭，我都心甘情愿。

　　我今年的年初去了埃及，那儿在举行一个首届的女性国际电影节。我是被评选为中国唯一的一个评委，担任长篇故事片竞赛单元的评委。全世界的新闻记者云集在那里，他们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你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要做它？价值在哪里？我说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田野调查者或者纪录片工作者，我再热爱我们祖国的文化，再热爱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一己之力，杯水车薪，沧海一粟，我根本救不了我们的文化！那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本原的本质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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