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性别比失衡伤害中国经济

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

　　新浪财经讯 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主办的“上海金融论坛”于2017年1月14日在上海举办。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及经济学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出席并发言。他认为中国经济的下滑更多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第二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劳动人口下滑和性别比的失衡，第三是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政策对中国伤害较大。

　　他特别指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远远超过自然的比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失衡，很多男孩找不到女朋友的事情。当潜在老婆数量不够，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提高自己的婚姻竞争力，男孩首先想到的是提高自己的储蓄，去买房子。第二个是多打工，多创业。据估算，性别失衡对增长降低的贡献大概两个百分点。

　　如何改善呢？他指出，第一，加快创新，改变创新资源的错配情况，别把资源不公平地分给低效率的国企。同时提高全要素的增长率。第二，15年底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做了调整，由于普遍二胎的政策，被抚养人口和就业比例短期会恶化，长期会出现改善。第三，如果出现逆全球化，中国是受害最大的国家。中国可以尝试去做全球化的领导者。中国可以促进推动国际反垄断的统一的框架。

　　以下为演讲实录

　　魏尚进：主持人给我分配的任务是讨论中国经济的下滑到底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问题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不仅是国内的人关心，国际投资者，各国政府都很关心，到底中国从2012、2013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多少成分是结构性因素多少是周期性因素，因为搞清楚这个很重要，如果速度下滑主要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总需求管理就是有针对性的药，但主要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需求性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把事情搞僵，这时候结构性的改革就变的更加重要。

　　第二，到底增长速度的下滑，从我们习惯的10%左右的增长到今天6.7左右的增长，结构性和周期性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当然是两个都有作用，比如说周期性因素世界经济的强弱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作用，中国经济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敏感性大于美国，总出口总进口占GDP比重大约比美国高一倍，同样的世界经济的乏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所以这显然是因素之一。

　　我个人的判断，结构性因素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力要更大，那我们谈结构性因素是指什么呢，我认为是有三大结构性因素，第一是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全世界约160多个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排在倒数第二，比多半的国家劳动力都便宜，到了2000年左右，已经排到当中了。

　　到了今天，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很少有国家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贵的了，所以工资的快速上升是过去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增长的成功，工资增长对任何拿工资的人都是好事，但是同时也表明有很多行业很多中国经济能够做的事情曾经是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到了今天劳动力成本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没有竞争力，比如说拉詹教授曾经服务过的印度，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一半，或者1/3左右，印度和中国几乎劳动力大军几乎同样大。

　　还有别的国家，孟加拉那也是一个大国，越南也是大国，越南有一亿人口，也是大国，他们的劳动力成本都要比中国的低，所以同样要拼成本，拼不过人家，之所以还可以和人家拼，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比他们完善一点，效率相对来说好一点，你把基础设施的物流成本加上劳工成本，出口环节上加上劳动力成本的话还有一些竞争力，但是早晚的事情，多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都需要退出来，需要找新的增长点，而历史表明、经济学逻辑表明，跨国经验表明，这个要转型的话速度就会下来，因为到了今天接下来需要增长的话你不能靠劳动成本，你需要拼新的想法新的产品你需要创新，你需要拼你到底提高生产效率，能有多快的速度提高效率，这个要比拼劳力难，所以历史经验表明这会造成增长速度下滑，这是结构因素之一。

　　结构因素之二是所谓的人口，讲到人口呢，这有几个维度，中国曾经是就业年龄人口增长非常快，但是这个现象到了2012年开始发生了转折，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率是负的，正增长变成负的，背后的原因当然部分是因为80年代初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这样的现象。另外两个和人口有关的是两个比例，一个是所谓的非工作年龄人口和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这个也是恰恰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特征，就是从1980年到2012年左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出生小孩数量要比让家庭完全自由选择的要少，使得需要抚养的人口相对于工作人口比较低，所以中国出现了非自然的人口红利。

　　但同样的政策因为在1980年之后的很多时间出生的孩子要比自然会给你的孩子的数量要少，结果到今天以后呢，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要比自然规律要少，而他们的祖父母辈的人在退休，2012年开始人口被扶养人和就业的比例，曾经是非自然的有利到今天变成非自然的不利，现在不利在加剧。

　　另外，性别比例，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推行，中国很多父母又希望说我生的孩子至少有一个男孩，一旦限制孩子的数量之后呢，人口中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人口政策的后果是造成性别失衡越来越严重，男婴超过女婴比例越来越严重。

　　多半国家夫妻丈夫会比妻子年龄大一点，如果你人口正增长，然后从0岁到20岁又是小男孩男青年自然死亡的概率稍微高一点，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造成了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远远超过自然的比例，在顶峰的时候2009年新生婴儿中男女比例是119个对100个，正常是106，你出生的时候性别有失衡，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失衡，很多男孩找不到女朋友的事情。

　　这和经济增长什么关系呢，指出几个渠道，一个是性别失衡的时候呢，中国平均情况下是每9个男青年里面有1个找不到老婆，潜在老婆数量不够，为了你要克服这个困难，提高自己的婚姻竞争力，反应之一是提高自己的储蓄，提高储蓄具体的做法是买房子，没有房子怎么能说服人家嫁给你。

　　第二个是说多打工，多创业，赚钱是另外的办法提高自己的效率，据我们的估算，由于性别失衡，造成对增长降低的贡献大概两个百分点，所以这是性别失衡和增长的关系，但是到了2009年之后开始也有一些下滑，2009年是新生婴儿性别失衡的峰值。

　　第三个结构性因素，今天当然是美国的后任总统又说要对进口加税，又说贸易协议等等，但是这个现象并不其实于下任的美国总统，刚刚拉格拉姆·拉詹教授提到过，全世界虽然名义说很少有国家把正式的关税提高过，但是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很多，其中包括反倾销，非关税壁垒恰恰收到最大影响的是中国，反倾销理论上可以好的政策，但是实践中经常被作为一个保护主义的工具来使用，这方面包括反倾销战略广义关税在上升，由于中国是高度开放性的经济，所以这也给中国增长造成一定因素。

　　最后三个结构性的因素，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来反思一下。第一，如果工资水平的上涨是GDP速度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的话，应该怎么办？出路就是靠创新，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来抵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中国能不能创新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你想要悲观的话，很容易找到悲观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家常常说是会抄袭，会做低质量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出真的创新型的东西。

　　你要找乐观的例子也有，比如说几个礼拜前是圣诞节，美国当然是很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卖的最最红火的礼物是无人机，卖给家庭的无人机是百脑汇，深圳的大疆公司卖无人机据说占圣诞节的70%，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到？因为它可以把无人机做的很好，有非常创新的高科技内涵，同时可以做便宜，1500美元可以做的非常好，可以避撞的。

　　但是卖的最最好的一款翅膀可以收起来的，可以放到背包里面的。最最便宜的可以做到400美元，什么概念呢？比苹果手机还便宜，所以现在越来越变成是中产阶级想要买的，等于是娱乐型的玩具，你有智能手机，接下来无人机是首选的项目之一。所以无人机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企业自己创新的一个例子，当然还有腾讯，还有华为等等。

　　问题来了，你有不能创新的例子，你也有创新的例子，到底整体上怎么样，我和我的合作者看到数据得出的数字，我们的结论比朱民院长更加乐观，只要有机会，你要逼他一下的话，中国企业可以创新，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企业不能创新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需要结构改革，什么样的结构改革呢？创新的资源有大量的资源错配，比如说中国的创新资源政府补贴，创新需要补贴，因为很多创新活动是公共产品，有外部性，但是中国政府对创新活动的补贴主要去的是国有企业，但是创新活动，包括专利，我们虽然可以想象到一两家大的企业，中石油等等有很多专利，但是大部分专利来自于国内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但是国家对创新活动的支持是倾向国企，等于是你把资源给了创新低效率的企业，所以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是要改变资源的错配。

　　另外对高工资的一个政策需要做的是提高全要素的增长率，第二关于人口，怎么办，我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现在政府高层也承认，怎么办？15年底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做了调整，放松，从一胎政策变成二胎政策，是人口对增长贡献的一个存证，我要解释一点，15年计划生育的政策，普遍二孩的政策对政府有什么影响，需要区别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在短期和中期之内这个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因为你再有水平的话，没有一个夫妻能够生出20岁的孩子，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面，劳动年龄的人口并不会因为普遍二胎政策的推出而变化，但是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增加了，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由于普遍二胎的政策，被抚养人口和就业比例被恶化，当然长期以后最后会出现改善。

　　最后一个讲全球化，全世界的保护主义的措施对中国的增长有很多负面影响，现在全球刚才好几位发言者都提到很多传统的倡导全球化的国家不愿意做老大了，不愿意在全球化问题上做老大了，国内对外政策都做了反方向的调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中国应该往前走一步，中国可以扮演更大的领导下一轮全球化的，起全球化的领导作用，因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之一，虽然国内有收入分配的问题，刚才两位都提到，但是整体上几乎中国所有的家庭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不光是北上广，又有内陆的，因为全球化通过民工，通过国内的企业家到内陆提供就业机会，所以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之一，如果出现逆全球化，中国是受害最大的国家。

　　从两个方面中国可以对下一轮全球化扮演更大的作用，因为美国开始要枪毙TPP了，中国有机会，有中国但是没有美国的区域贸易东西做下来，但是如果把领导全球化简单的看成是一个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来看的话，那就非常的局限。因为中国实际上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开放、制度建设，中国是受益者，所以中国要把它推动下来。习主席在去年的A派克会议上说，中国有兴趣促进泛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所以中国需要通过现在这个机会，要把全球的贸易体制做的更加开放，而不是简单的说我搞我自己的区域贸易。另外一个可以在中国领先的，就是对非关税保护工具可以做一个改革，这个实际上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结构改革内容之一。

　　反倾销，反倾销设立出来有它的目的，因为跨国的交易之间可以出现反市场、反竞争的行为，反倾销本来的目的是针对它的，实际上整个过程往往是造成引进新的扭曲，引进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受害国。应该怎么改呢？学界有基本统一的想法，就是应该把反倾销这个工具去掉，所有国内都有反垄断，促进法律框架，应该用那个框架统一，不管是不是反倾销，应该统一来做。到底要不要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在跨国纠纷出现贸易纠纷的时候，比如说反倾销的时候来判断，如果国内有同样的工具来判断的话，就不存在现在我们讨论的要不要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所以中国可以倡导这方面的改革。

　　小结起来，给定中国经济下滑，结构性因素为主，结构性因素有这样三块，针对每一块中国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些是国内的结构性改革，有些是国际性的结构性改革，这些都有很多机会，最后把这个做好的话，不仅仅是对国内经济有利，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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