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框架

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新浪财经讯 “第二届中国制造2025高峰论坛暨中国制造十佳品质评选颁奖盛典”于2016年11月13日在北京举行，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出席并发言。其认为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需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调节高收入者。

　　以下为发言实录：

　　马晓河：刚才前面几位专家做了发言，很认同他们的观点。我的观点可能和他们有相同点，也有区别点。

　　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制造发展要客观认识，现在一讲中国制造就是污染、低端制造、过剩。我以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也是经历一个过程。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制造业主要完成了由小变大演变，它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没有制造业的由小到大，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规模。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制造为中国GDP的贡献一直在32%左右，几乎三分之一。制造业发展快，GDP上升就快，制造业发展就慢，GDP上升就慢，两者关联度非常高。

　　中国制造业发展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国制造规模，中国制造占世界制造的五分之一，在世界的制成品有五百多种，中国制造有220多种是世界第一。第二，结构转换有阶段性，中国制造从劳动密集型向重化工型再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转化，遵循了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经济，让中国制造遵循产业演进规律，按照先发展轻型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发展重化工业，尔后由向高加工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期间虽然有各级政府的干预，但总体上没有强制改变制造业结构演变方向。

　　第三，技术进步是渐进式的。中国制造起初是首先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然后再从跟踪仿制创新到后来的自主创新。我们制造业现在有很多是原始自主创新。创新有三种创新，一种是吸收引进消化再创新，一个是集成创新，一种是原始创新。我们原始创新也有，不过少了一点。

　　第四，品牌形象正在改变。中国制造过去是价廉质低，现在形象开始改变，很多品牌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比如汪峰在去年向章子怡求婚用的那个无人机，就是深圳大疆制造的，它占世界民用小型无人机市场70%，包括我国的智能手机，去年生产了18。1亿部手机。曾经有一个外国品牌手机公司老总跟我讲，在中国上怕华为，下怕小米。还有联想、海尔、比亚迪（55.730， 0.13， 0.23%）、中兴等一批企业都在国际市场中逐渐成长起来。

　　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制造的多元化。我国千万不要认为中国制造是国有企业做大的，中国制造在78年的时候，当时只有1470多亿增加值，国有企业占76%，到2014年中国制造里国有企业贡献增加值只占24%，不到1/4，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加一块贡献了76%。中国制造做大不是单靠一种所有制做起来的，而是靠多元化做起来的。

　　过去30多年，我们实现了制造业做大的目标，把中国经济从低收入推向了中高收入阶段。下一步要实现中国梦，经济发展由中上等收入阶段迈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亟需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只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支撑中国崛起。怎么由大变强？现在，国家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三步走战略。我理解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内涵是。应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有健全的产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对制造业发展有支撑力。第二，有优化的结构。制造业结构中基础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水平高，有一批跨国企业，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市场竞争力。第三，有良好的质量效益，有一批国际品牌，产品质量好，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产品附加值高。第四，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强，自主发明比例大，绿色低碳发展水平高，制造业发展与环境和谐。

　　要完成中国制造三个十年目标，第一个十年到2025年，制造业综合指数达到德国、日本发达国家当年实现工业化时的综合水平，第二个十年超过德国和日本，第三个十年赶上美国。要实现这三个目标，中国还面临很多难题。过去三十多年，就是用了我们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将中国制造由小变大了，但是利用原有体制做优做强有四大难题需要解决。第一个，落后产能再淘汰，传统制造业改造缓慢，新兴制造业还在破土成长，新旧产业不能有效接续。第二，中国的综合成本在上升。劳动、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提高快于其他国家。有一个案例，就是浙江慈溪一个老板在浙江和美国分别开办了一个化纤厂，对两边运营成本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在中国办厂大部分成本比美国要高，只有折旧和厂房成本比美国低。

　　第三，社会创新严重不足。下一步中国制造要想做强，关键要靠创新。社会缺乏创新力，做强做优将无从谈起。总跟在别人后面创新，是没有出路的。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创新有两种创新，一个是集中创新，一个是分散创新。集中创新，是国家利用从上到下的公共资源配置优势，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大力推进创新，原子弹、导弹、高铁、北斗卫星、航空母舰都可以尽快制造出来。但是，完全依赖集中创新，难以让中国产业实现整体性升级和结构转型。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结构整体转型和升级，主要靠的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主要靠的是社会民间的创新，靠市场竞争。集中创新与社会创新需要条件是有区别的。社会分散式创新是要靠人人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要靠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分散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少有审批和限制。第二，市场主体需要公平的竞争空间，公平的竞争空间需要少有买方和卖方垄断。第三，创新者需要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机会均等，这又需要消除身份歧视。要具备这三个基础条件还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当前，为什么我国创新不足？因为体制机制改革没到位，我们只习惯跟在别人后面搞仿制，没有能力和动力搞自主创新。在创新和制造方面，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美国创造一个产业，德国、日本把这个产业做精，韩国、台湾（地区）把这个产业做烂，中国把这个产业做死（产能过剩）。据国际机构评估报告，我国制造业在创新上有四个短板，第一，创新生态短板，在政治环境、监管环境、商业环境、易于获得信贷、产学合作等方面，在世界上排名比较落后。第二，创新国际影响力短板，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第三，高等教育短板。第四，基础设施短板，这四个短板是影响我们科技进步的制约因素。

　　中国制造2025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实现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里面一个核心指标是每万名工人拥有工业机器人（24.620， 0.26， 1.07%）的数量， 2013年全世界的各大经济体，每万名制造业机器人拥有量，韩国第一，142台，美国152台，中国14台， 2015年中国是36台。

　　第四，实体经济制度交易成本高，营商环境差。当前税费高、劳动工资高、利息高、房租高、审批门槛高，企业缺乏积极性。2015年、2016年，世界银行连续两年对世界189个国家的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是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需要的时间和手续在世界上排在130多位，在中国开办一家企业平均需要11道手续和31.5天时间，发达国家需要5道手续和9天时间。民营企业新建项目需要90项行政审批事项，门槛高。八项规定以后，这几年权利部门有了新变化，就是脸好看了，门好进了，但事难办了。

　　下一步怎么办？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关键要围绕以下几个目标来展开改革。第一，要去除无效供给，利用市场力量，辅之于政府力量。中国的产能过剩跟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有三个特点，第一绝对过剩大于相对过剩，第二，产能过剩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作用导致的结果。过去30多年里，各级政府大办产业园区，引导资本过度进入中低端产业领域，造成的产能过剩。服装、家电、家居、水泥、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长出一大批企业，形成巨量的过剩产能。第三，我国的产能过剩正在像传染病一样，从过去的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蔓延。原来是服装、家电、玩具、水泥、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过剩，后来是风能、光能过剩，现在是手机、电脑过剩，下一步还会传染到无人机、机器人，因为现在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都把无人机和机器人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但很少有人考虑市场需求。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要考虑增加新供给，而且要创造条件增加新需求。

　　第二，改造传统供给，传统供给并不是说没有市场，你怎么去改造它？让它有效，让人能消费掉。中国的传统产品供给并不是说没有市场。现在一方我国有40%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没钱消费，第二有点钱还不敢消费，眼看着手机、电脑、彩电等想买买不起。因为他们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所以要培育消费主体。第三，培育新供给，形成新动力。应尽快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材等领域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

　　围绕上述三大目标，当前和今后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不要直接干预市场。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要处理好，应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审批事项，降低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第二，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空间。过去政府通过国企做代表设置高门槛实行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作者认为由政府指定的买方和卖方垄断带来的成本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的，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应该继续减少买方、卖方垄断，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成本。这里的垄断实质上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部分福利强制割让给指定的垄断者，她抬高了市场价格，侵蚀了社会发展福利。第三，减税降费。假定一个社会从买方和卖方征收一定的税是必要合理的，因为社会要运行，要稳定安全。如果超过这个边界，再从社会征税，那就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的一种侵蚀。社会税收过重，会使企业发展成本和消费者成本提高，所以减税减费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假定要维持社会正常运行，需要征200亿的税收。但是，现在政府要额外多收了一百亿税收，变成了300亿的税收，带来什么结果呢？超收的100亿，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是一种减少。因为征100亿税需要征收成本，比如征100亿税需要10个亿的成本，同时要花掉这100亿，也要十个亿的支出成本，收和支20亿的成本只能由社会来承担，因为政府不创造利润。假定超收的部分仍通过转移支付用于社会福利，这时社会仅仅承担了收支成本，如果超收的部分没有用在社会福利方面，社会就损失了100亿的税收加收支成本。

　　二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为制造业开拓市场消费空间。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宏观方面是有利于各级政府稿公共投资，有利于企业稿生产投资，不利于消费者搞消费。在微观上是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增加储蓄，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搞消费，由此造成中低端制成品没有销路。能不能让中低收入者有钱去消费，这方面需要改革，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层的人口比重，调节高收入者。为消费者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做准备。同时还应发展中高端产品和优质产品，为中高端收入人群提供市场供给，把流向国外的购买力拉回来。

　　第三，重构创新激励机制。现有的激励机制是不利于原始创新的，我国每一百家制造企业，有创新研发活动的只有16%左右，比例太低。要重建创新激励机制，制定新的政策，让个人和企业有积极性创新。政府部门在引导创新方面应有所作为，不管叫产业政策或者叫什么政策，应该支持创新，支持技术创新、原始创新。比如开展原始创新的企业税收可以减免，提高人力资本的支出可以得到适度补贴。有人说优先进入创新领域者得到支持是不公平的，我以为进入创新领域大门是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无论民营还是国有的，谁优先进入，给予补贴完全一视同仁，它是对创新的一种风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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