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荣：经济增长还是要靠增加有效供给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

　　新浪财经讯 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6年7月2日在北京举行，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出席并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沈坤荣：感谢大会的邀请，每年都有有机会和在座各位同行和媒体界朋友分享一些最新的研究和体会。今天我做一个发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要转型时期，这个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最重要的就是总量下行，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工业角度来说，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0%，这样的速度对于以制造业就业为主体的国家来讲就会有很多的困惑。投资角度来看，从原来的20%几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到最近的10%左右，总量的放缓是其次的，关键问题是中央和地方作用在分化，民间投资在快速下滑。

　　民间投资角度来讲，今年开始数据分化的特别厉害。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3.3%，民间投资增长3.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0%。这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增速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两条曲线的分化，表明这半年来两种力量的分化，民间投资下降过程恰恰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房地产速度上升的时期，各个地方出现的土地竞拍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央企和国有企业。楼市快速上涨表面上支撑了经济快速发展，反过来可能削弱其他方面的增长动力。比如房价过高，反过来增加了工商业运营成本，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而且由于这个过程使得实体经济运营成本上升，去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看到大量的企业在挪出原来的所在地。当然这里固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固然有过剩产能挪出的需要，但是与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和成本上升是有关系的。过快的去工业化进程会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压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开始新一轮的加杠杆周期。同时期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末的148.4%上升到2015年末的254.8%。尽管债务比重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在可控区间，但过快的增幅不仅加重全社会债务的负担，而且极易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比重不断提升，上升幅度在不同发达国家之间我们上升速度非常快。

　　我国企业部门债务水平持续攀升，企业部门负债水平高于多数主要的经济体水平，成为近年来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不仅制约了企业发展，也加快了金融风险。国有控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非常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企业、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利润和总额增长速度比较也可以看很清楚，下降最快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负增长非常厉害。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起的双重作用之下，企业债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违约，违约企业跨越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企业债务的根源在于经济中一直未能清偿的结构性，目前债务沉疴正是难以消化的金融产业的积淀。需要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比如说十八大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有序发展民营银行、有序发展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来丰富金融机构服务主体。能不能多渠道的推动股权融资来探索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转板机制，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这些举措需要落实。

　　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方式，采取综合措施逐步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交叉感染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做好前瞻性分析，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底线，这是当下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确确实实很重要，来化解过剩产能，比如完善退出机制，退出僵尸企业，深化国企改革，引导企业结构向中高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降低企业成本的角度应该减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角度就是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在中西部地区可能容易一点，在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非常难，因为它土地流转的追溯机制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都是值得探讨的。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来提高居民购买力。核心问题是降低金融风险。

　　在化解地方过剩产能中最重要是防风险，最近来看理财产品兑付风险，还有局部爆发的一些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外需下降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基于外部需求、供给结构需要调整，使之与国内需求相适应，部分具有潜力的消费需求，由于存在进入门槛和垄断，非常充沛的民间资本难以进入。所以培育新一轮增长动力的钥匙就是增长有效供给。去年《求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今年两会期间我也发表过一篇文章，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实际上核心问题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是弥补供给数量不足。供给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最终需求。

　　比如公共产品，以小学、幼儿园为例，很多年轻父母为了学区房非常纠结。另一方面供给质量不优，直接影响最终需求。我们需要改变产品质量和结构。还有供给成本太高抑制了需求。这些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根子在体制上，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最终需求，关键在改革，增加制度的供给。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还是很大的。前几年一直在提深度的开放可以和竞争带来的潜在空间是很大的。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来的潜在空间很大。民间资本大量的外移，到国外创造需求或者移民到发达国家购买房地产，这种资本能不能进入到国内的供给领域值得探讨。还有城市和再工业化带来的空间很大。怎么在城市群之间构筑广泛的城市带、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通过覆盖全社会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都是增加有效供给的方面。

　　确实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与需求管理的有效对接。如果纯粹推进结构性改革没有和需求有效对接，整个经济可能衰落的非常厉害。36年改革开放中国适应世界推进了改革开放，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新问题。一个规模巨大但发展水平仍然很低而且高度不平衡的中国，世界在体制机制与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汇率、资源、市场、周边国家关系都没有真正地处理好。中国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呈加大态势，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推进，以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的新一轮开放。

　　从外部来看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有效拓展我国战略发展空间，增进与周边国家合作，为经济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这方面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很多，到周边国家进行开发区建设。这个过程一方面化解产能，一方面扩大国内产品目的国的销售，还有一些中间产品可以使得解决过剩产能，都可以为转型赢得时间，这方面需要实实在在的措施来推进。

　　内部来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改善投资效率，要建立机制的重构，不光是科技人员，创造财富的人员，还要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未来的中国一方面仍然要强调“中国制造”，与此同时要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而造”的转变，“为中国而造”不仅仅是低端产品，由于中国需求水平在上升，人均GDP上升以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为中国而造”会有大量机会，比如体育产业、养老产业、卫生产业、文化艺术产业、旅游产业、互联网产业等一系列的产业会兴盛起来，使得“为中国而造”成为新一轮的主攻方向。

　　实现中国经济总量赶超型向效益和质量赶超型的转变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前面的36年更多是增长总量赶超、数量赶超，现在要质量赶超，比如品牌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艺水平问题，都使得已经成长起来的消费群体，特别是高端消费群体需要高品味的经济供给，效率提升。如果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中国经济二次转型既是一个过程，更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处理好了，中国的回旋余地很大，韧劲很大，所以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看好的，值得预期，我们期待一个好的、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增长。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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