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中国财经媒体成长见证者(2)

　　大多数企业家的

　　成功靠的是运气

　　本报记者：由于你的工作关系，接触了很多企业家，你怎么评价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

　　何力：这个群体被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跟经济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发展阶段都是有关系的。大多数企业家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30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办法超越。其实，做企业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人，从学理上讲，教条主义可能更正确，但成功的往往都是经验主义者。没有什么规矩和理论，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调整，慢慢就做成功了。我认为，大多数企业家的成功是靠运气的。

　　本报记者：你最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样子的？

　　何力：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靠运气。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出现的不是柳传志，也会有一个张传志，一定会有的。就像是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你准备好了你的另一半，在我看来，可能有好几千万人都适合你，但那好几千万人恰恰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没在。所以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

　　本报记者：对于外界给你的资深媒体人和经济学者这两个称谓，你更喜欢哪一个？

　　何力：后者叫得比较少，前者比较多。我特别想被称作后者，因为听起来好听。其实经验多了会形成知觉，从事经济新闻的媒体工作者，对经济问题是由于长期地接受财经资讯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知觉，也就是说，他们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学理基础的，除非他受过系统的财经知识训练。但知觉有的时候也很准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还是一名新闻工作者。

　　我一直在努力做到与时俱进，我从内心是一个想不断学习的人。我想如果我到了70岁，我离当时的时代应该不会太远，这一点我是有自信的。我觉得学习非常重要，我认为我性格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对周围的事物很感兴趣。可能传媒人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对周围任何的变化都充满兴趣，或者说对周围事物保持敏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所谓的新闻和选题。

　　不再想回高校去当老师

　　本报记者：什么机缘让你走进了媒体圈，并一直呆了将近20年，而之前你的专业却是化学？

　　何力：从事这个职业纯粹是偶然，我那个时候只是特别喜欢读书，我没有从事过一天和化学相关的工作。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也蛮适合这个职业的。因为我对事物缺乏持久的兴趣，新闻行业的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很多新的东西，如果喜欢学习的话可以不断地去学习。其实我相信，有很多职业都挺适合我的，我曾做过四年的老师，也还不错。

　　本报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的此起彼伏与你个人的职业生涯经历比较吻合？

　　何力：我的职业成长经历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相吻合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这19年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两次中国经济的周期，而且正好是在经济要起来的时候我开始做。1989年我到《中华工商时报》，赶上了1992年之后的那一轮经济增长周期，2000年我离开《中华工商时报》去办《经济观察报》，又赶上了2001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一轮周期，我之前不知道2001年中国会加入世贸组织，北京会申奥成功，这些都是很偶然的，只能说我运气还不错。

　　本报记者：你对自己的职业有没有终极规划？

　　何力：我以前想过回高校去当老师，但现在这个想法都没有了，因为年龄大了。而且，我觉得经验和理论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可以凭着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讲出一些学生爱听的东西，但那并不意味着是一名好的教师。经验分享一下就行了，但如果不具备专业的学养和研究能力，这个职业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如果抱着一个想法说，自己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不用动什么脑筋，不用下什么功夫就可以直接到高校里去当一名老师，我觉得那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现在去做客座教授还可以，但真要把教师当成一个职业，我还需要努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大愿意再去付出这种努力了。

　　本报记者：不少人对你当年离开《经济观察报》的原因仍然感兴趣。

　　何力：首先，人生是分阶段的，要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毕业。我过去讲《经济观察报》对我来讲是一所大学，《经济观察报》创刊四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这是我的大学》。“大学四年”完后，我又上了两年研究生，我觉得我该毕业了，该找个工作走向社会了。其次，从我本人的兴趣来讲，我希望更多地去做一些单纯的工作，比如说更单纯地去做一些事情。“单纯”分两个方向，一个是我希望做一些新的工作，比如说做一些新媒体，或者做一些过去没做过的事情，去尝试一下；二是我希望做与经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工作。

　　本报记者：自从离开《经济观察报》后，有没有再回去过？

　　何力：没有回去过，因为不知道回去干嘛。如果回去，大家还得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我聊天。当然，那时积累的一些朋友属于私人关系，大家会定期在报社之外的地方聚会聊天。

　　向往更加自由的生活

　　本报记者：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你理想中的状态吗？

　　何力：我对现在的状态不是很满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物质生活越来越看淡，对精神生活越来越看重，这是一个积极的说法。换一种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发现自己在物质上的能力其实已经不行了，包括挣钱的能力。所以，必须无奈地找一个东西来使自己的自尊得到延续。

　　我对目前状态的不满足还主要是感到不自由，有压力。我们现在有80多个员工，每周要出版一本杂志，我虽然没有亲自编写这本杂志，但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这种压力和责任的存在，这些都是令人不自由的。我做杂志也不会做太久，我向往没有压力的、更自由的工作，比如一些公益劳动。这段时间我想当卡车司机。其实，我对很多事情都有兴趣，但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痴迷。痴迷能带给人生很多乐趣，很多烦恼会特别容易被克服掉，我对什么事物都多少有点心不在焉。

　　本报记者：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个自我评价，你怎样评价自己？

　　何力：我是个中庸的人，我觉得没有事情是绝对的好与坏。所以有时候我显得缺乏斗争性，很容易妥协。一些看上去很激烈的矛盾，我总相信时间能够解决。我比较温和，不大喜欢冲突和斗争，我称它为偏好。这种偏好是遗传的，我自己左右不了。我是个相对主义者，但我常常陷入绝对相对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一旦陷入绝对相对主义就会丧失很多东西，比如立场。

　　本报记者：你说自己喜欢读书，现在还有时间来阅读吗？

　　何力：我每天都会读书，每个阶段会读不同的书。比如说原来看经济学的书多，后来看管理类的多，再后来看历史类的多，这跟年龄有关。年轻的时候喜欢看文学的东西，后来喜欢看历史的、专业的东西，我最近又回归了，开始看文学的东西。我最近每个礼拜会看一两本小说，这两天在看《追风筝的人》，上个礼拜看的《山楂树之恋》。读书是我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每天晚上9点到12点，躺在床上看着书慢慢入睡，是最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