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中国财经媒体成长见证者

　　本报记者 李悦 摄影记者 沈铁

　　对话语录：

　　中国财经媒体的发展终将会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我认为，有很多企业家的成功是靠运气的。

　　新媒体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还包括文化、知识结构、熬夜能力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新媒体。

　　我是个相对主义者，但我常常陷入绝对相对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经历中国财经媒体三阶段

　　本报记者：你做了19年的财经媒体。作为见证者，你认为中国财经媒体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状况？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何力：财经媒体就是财经服务业，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的伴随性，伴随着市场的发展。如果市场本身足够大，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与之相关的财经服务业就会比较发达。过去是因为没有商品市场，也没有其他的财经市场。我1989年6月到《中华工商时报》工作，2000年10月份开始筹备《经济观察报》，2007年9月份又开始筹备现在的《第一财经周刊》。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三个媒体就代表了中国财经媒体发展的三个阶段。

　　具体来说，从改革开放后到1992年，是中国财经媒体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所谓的财经报道或商业报道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原有的仅有政府的新闻、行业的新闻和政策的新闻，开始逐渐变为有商业、有市场的新闻，那时的报道内容多是关于竞争的报道。比如说郑州亚细亚商场和周围商场之间有商战，雷达表和飞亚达表之间的竞争大战等。此外，那时的经济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一些宏观的经济报道，比如说关于区域经济的报道等。1992年以后，中国的财经媒体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那时候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有了证券市场，再加上邓小平同志南巡，商业和经济的不断变化使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关于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报道，这等于是上了一个大台阶。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财经媒体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这一轮经济发展的高点一定是2007年，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会开始慢慢回落。在中国经济这七年的上升期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申奥成功，整个经济发展的强度、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新的财经媒体就是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周期成长起来的。现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财经媒体大

　　本报记者：那么根据你的经验，中国财经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

　　何力：我想再往后，中国财经媒体的发展终将会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因为总的来讲，财经媒体这个市场在中国还是比较小的，专业化程度也不是很高，我想2008年以后，随着市场的逐步深化和细化，股民数量的不断增多，技术市场的逐渐成熟，财经媒体会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专业化就是出现很多细分的财经媒体，比如专门做投资的、专门做理财的等。

　　规模化是说，未来的财经媒体市场会被几家具领导性的企业所瓜分，会有各种各样的杠杆和平台使这个市场变得集中，就像美国和欧洲市场一样。主流的提供财经服务的企业可能只有两到三家，当然，也会有一些有特色的小公司的产品存在，但不会像现在这样分散。

　　本报记者：你觉得完成这样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何力：这个很难说。如果到202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即使不是用购买力来评价，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折合成美元，到那时候人均可以达到8000美元。此外，城市化人口也是一个指标，因为按照规划，城市化人口会从现在的40%增长到70%左右，也就是说到2020年，会有7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其中50%的人会和资本市场相关联。这些数字会给中国的财经媒体发展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我去道琼斯和布隆伯格时发现，他们为资本市场服务的信息和媒体公司之所以发达，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市场本身很发达。我们现在才仅仅有一个股票市场，基金市场才刚刚起步，未来一定还会有相关的金融市场，比如衍生品市场、债券市场等。一旦金融市场的规模大起来，如果金融市场的1%或者千分之几是和信息服务相关的产业，那么，财经信息服务业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宁可粗糙地创新

　　不能完美地守旧

　　本报记者：你现在做的《第一财经周刊》据说是一份比较时尚的商业杂志，而你之前做的《经济观察报》和《中华工商时报》则比较严肃，对你来说，这会是一个矛盾吗？

　　何力：我觉得人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是要通过学习来获得新的生命体验。职业也是这样，要通过学习，获得新的职业体验。经验的主要功能是防范风险，经验是不能够创新的。真正的创新是要靠学习和思考。对我来讲，我不大喜欢做已经做过的事情，总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哪怕是粗糙的。我管它叫“宁可有粗糙的创新，不能有完美的守旧”。

　　之所以要创新，其实也是被逼无奈。因为市场在变化，读者在变化，受众的价值观、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年轻的一代人表达理性和庄严的方式和传统的一代人有了较大的差异。由于中国原来是计划经济，所以传统的财经媒体有很强的使命感。纵观财经媒体的发展，凡是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都或多或少地扮演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推动者的角色。进入2008年，市场经济在中国很多领域已经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我们新闻界的很多同行还在继续做着推动的工作，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人出来做一些推动转型之外的工作，比如建设工作，前瞻性的工作等。所以我们希望办一本新一代的商业财经杂志，新的商业理念，新的读者群，风格轻松一点，幽默一点。我们感觉到市场中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判断这是一个潮流和趋势，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尝试。

　　对于时尚和严肃，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是不同的状态，不同的代继。有经典的老一代的商业杂志，就有新生代的财经杂志，我希望《第一财经周刊》是一个有代继感的新生代的商业杂志。这里面的“老”和“新”不是互相否定的关系，它们各有各的使命和姻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财经媒体，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其主编的情怀、报负和追求，有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历史作用。而在新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也需要有自己的商业读物。我们的财经媒体应该关注这代人，和他们产生共鸣，一起成长。我希望我们的杂志门槛低一点，食人间烟火一点，朴素一点。而且，我们要长远地看问题，再过10年，这些80后就三四十岁了，那时他们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购买力也会增强。

　　本报记者：你2005年高薪跳槽到杨澜的阳光媒体集团，从事新媒体工作，那是否也是你职业创新的一次尝试？

　　何力：我2005年去美国考察新媒体，回来想做《经济观察报》的新媒体改造，后来去阳光传媒也是想做这个工作，当时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但这件事的努力基本是以失败告终。因为我发现最好还是要懂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可能很难突破。比如我现在看到一个好的技术，我可能会想，这个可以用在财经报道上，但如果让我发明出这个技术我是做不到的，只能是人家发明了之后，我意识到这是可以用在财经报道上的。我认为技术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后来得出结论，新媒体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还包括文化、知识结构、熬夜能力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