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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依然前锋》对话实录(2)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7日 13:38  《论道》
论道:《依然前锋》对话实录(2)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聊依然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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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所以我一直就讲,我们不要过低的估计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在这件事情经过了几年以后,大家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很多的一些怀疑也好,一些紧张也好 ,或者一些压力也好,实际上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历史前进了,给我们中国带来了进步。

  白岩松:那个时候总说的话叫狼来了,对吧 WTO嘛,中国入世,狼来了,五年之后才发现,这匹狼原来是说中文的是奔世界的这片草原上去了,大家会觉得,哟,中国怎么突然,就这几年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的GDP也快速的成长,今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三等等,那么这一切不都跟这有关吗?最重要的中国入世之后,改变的是我们的脑子,而不是手,是我们的意识,我举两个例子,我现在经常隔三岔五,就转引龙先生的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谈判是妥协的艺术,他的这句话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过去我们经常习惯了,要么我赢,要么你赢,可是谈判有的时候是双赢,双赢这个词是他们奉献的,真是从代表团这儿奉献,后来成为中国的一个著名的词汇,第二个就是规则意识,即使结果是对的,如果过程中违反了规则,这个过程是很糟糕的,我也不会为了那个好的结果,产生一个糟糕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从入世代表团那儿学的。

  龙永图:怎么今天讲起我的事来了,讲讲你的事。

  白岩松:但是其实是在讲我的事啊,仿佛讲的你的事,但是变相讲的是,我的成长的过程。

  主持人:看来1994年日内瓦的采访确实给二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多年之后你们又站在了

  同一个领奖台上,是由《南方人物周刊》颁发的2007年度魅力50人奖,那当时岩松获得的是坚守奖,龙先生获得的是敢言奖,这两个奖项非常有意思,名称都很有意思,两位认同吗?

  白岩松:我觉得是不是发错了要是给我敢言奖,给龙先生坚持奖多好。

  主持人:为什么呢?

  白岩松:他曾经在非典那么严峻的时刻走进了我们的演播室,那时候简直是太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为了他做的这个新的事亚洲博鳌论坛,亚洲博鳌论坛的背后,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希望将来亚洲能够像欧盟一样成为一支队伍,而不是一盘散沙,当时我就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决定,这只是龙先生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敢言奖,有一个更重要的敢言,不在于说这个声调有多高,而是说真话,几年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龙先生一句话,当时其实是很在行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关于民族品牌的问题,他谈到了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世界经济的条件下民族品牌已经不是在你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闭门造车造出来,它可能完全是一个合体,针对当时的汽车业,当时我就说这句话说得太牛了,但是我知道他说这句话要冒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压力一样。

  主持人:那您自己也知道?

  龙永图:因为我一般来讲的话比较愿意讲真话,如果是要让我讲套话或者是讲假话,那我基本上就不讲了,一般来说,人家给我准备一个稿子,我看了看以后我就说这是党组讨论过的啊,你们下去传达就按这个稿子,我也不浪费你们的时间,我讲点别的事,讲点国际形势,大家听得挺高兴,讲了一个多小时,如果我很沉闷的念这一个多小时稿子的话,那人家十分钟就看完的东西,为什么要浪费大家,那么多的时间呢,但是你丢开稿子讲,你讲了一个多小时,肯定有一两句话就不太对头,有人要抓你那两句话,就说你根本为什么党组已经批准的稿子,你不讲,你在这儿讲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也是我一向的习惯,我在做官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不愿意去讲那些套话,或者是那些没有用的话,我觉得新闻从业人员,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要讲真话,这是做新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德底线,也是他能否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主持人:其实岩松进入中央电视台,今年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而且今年他也到了不惑之年,那我们中国人常会有一句话说人到不惑之年呢,是更懂方圆之道,方圆之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有意思他说自己“外不圆 内更方”,十五年的从业经历之后,你对自己的评价是“内更方”了,我觉得为什么会这么评价呢?

  白岩松:我觉得刚才龙先生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讲假话越来越难了,想过自己这关越来越难了,环境在变化,环境在向好的方向变化,所以必须恪守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做了十几年的电视了,不是所有的真话我都讲,但是我讲的一定是真话,我在电视里头,什么时候你见过我用过光辉灿烂的,很多伟大的形容词,没有,你在我的节目里其实回头去看的话,你是找不到的,我不会用那些大词,我用不惯,所以我都是用小词,就像包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说数字它是冷冰冰的,只要知道一个人,就要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我觉得做新闻的,一定要在乎细节,要在乎具体的,小下来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说,内更方了呢,你必须去坚持,一个人在一个舞台上能跑的机会,能在聚光灯下待的机会不长,每一代人就那么短暂的时间,那在你跑这棒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跑好,你不能跑到将来,你不跑的时候,当观众的时候你问心有愧,那非常难受,我觉得其实我不太理会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自己坚持的是什么,不说假话仅仅是一点,要说真话,还要说有可能得罪人的真话,还要说有可能不止得罪人,还可能让自己的利益受损的真话,就更难得,我一直在担心的是有一个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氛围,是不是彻底消失了,我不认为现在彻底消失了,我们有些事情,还极其容易是群体而起一通暴打,打完了之后不问缘由转身撤了,然后每一个人都特无辜的是受害者,啊,怎么了,没事啊,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了,有确凿的证据了,再去打该打的事情,而别是反正人多势众,法不责众,那就还会给每个人带来灾难,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我做新闻的时候必须去坚持的一些东西。

  龙永图: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民众更加理性,因为并不是说大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有时候真理真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面,那么一个民族,一批民众如果是不理智的时候,常常会像岩松讲的那样集体犯错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的话,能够站出来讲几句真话,讲几句公道话,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欣赏岩松,他曾经搞了一个节目,就是2007年的时候,到日本去搞了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对日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情绪,当时不知道岩松,大概也知道我走了很多省到了很多大学,就讲日本问题,我当时就强调我们虽然和日本

  有那么一段痛苦的,难忘的历史,但是毕竟已经是60多年了,我们还是要往前看,而且由于这段历史常常使我们对有些问题不能够非常理智的去看,我到日本去过很多次,我对日本国民的观察,我觉得日本国民是很优秀的,他们那种敬业的精神,他们那种团队的精神常常是我们中国人所缺乏的,所以后来我看了岩松的一些观察,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就是要站出来说一点真话,来做一点理智的一些观察,这就是新闻从业人员能够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我觉得你那一次为什么想做这么个节目,我后来一直想问,后来一直都没机会问。

  白岩松:在我走的那一天的时候上午九点多的飞机,八点多接到了我妈发来的短信,我妈她哪会发短信,估计琢磨了一夜,说这次节目一下子涉及到上百年的恩恩怨怨,一定要小心,任何说的话都要落成文字,然后再说,我就能想象去那一趟的压力,但是一定要去,这个是我在2005年,当时“(岩松)看台湾”,最后一天的时候 ,跟我们剧组定下的,当时2005年更惨,2005年中日关系当时处在,非常糟糕的局面,2006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北京青年周刊》上登出来了,主题词都说出来了,叫“在爱和恨之外先去了解”,说白了,两点,回答龙先生的这个好奇吧,或者说其实他是在关注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日本没法搬家他是你的永远的邻居,文化邻居,地理邻居,很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马上就要跟他成为邻居,中国GDP一旦第三跟日本就会是邻居,而且将来你超过去了第二,他第三,你得几十年的时间是邻居,还有一点,其实我非常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他当面镜子,超越我们自己的情绪,进入到理性的层面,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当中国成为大国的时候拥不拥有一种大国国民的心态格外重要,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哪怕对方你恨,不喜欢,就剩一个优点了,能不能了解完学回来成为你自己的,如果你天天骂人家,骂人是没有力量的,但是我看到你的缺点,我看到你的优点,把你的优点学来,这样的人是有力量的,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这样的人。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人说比起十多年前,岩松好像要平和了很多,然后您的回答,也非常的有意思您说激情没有退却,但是表达方式有所改变,怎么个改变法呢表达方式?

  白岩松:我的确不像我20多岁,当时去1994年3月份,跟着龙司长他们去跑的时候长得那么尖锐了,那个时候120多斤,现在160斤,那我肯定没有那个时候尖锐,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要是靠骂人解决中国问题的话,我就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了,但是不能艾丰老先生《人民日报》的跟我说过一句话,岩松啊,要当一个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这句话也深深的改变了我,过去我遇到不喜欢的拍桌子走了,现在遇到不喜欢的时候琢磨一下,想出三个对策来去找领导不说他那个特别不好,但是你看这三个是不是更好,80%的时候他都会在这三个里头选择一个,事情就改变了,拍了桌子走了,事情就放那儿了,我举一个经营的例子给我的影响也很大,有两个酒吧,一个酒吧生意特别好,另一个酒吧倒闭了,什么原因呢,倒闭的那个酒吧,任何一个客人一进去,服务员都问他,您这个啤酒加鸡蛋吗,80%的人不加,第二个店里头,总是这么问,您的啤酒里,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80%都选择加一个,结果他的生意非常好,批判也需要,用建设去做支撑,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骂完了,喝顿酒发完牢骚也就过去了,龙先生他们有无数的机会可以这样发完牢骚不干了,他们的委屈大了,能不做吗?你把它做成了,这十几年,你都可以欣慰的看着一点一滴的变化,与你做的事情有关,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对于做新闻的来说同样是这样一个道理。

  龙永图:所以当时谈判的时候我也有一句话后来大家都经常引用,就是谈判最容易的就是强硬,作为一个谈判者最容易的就是强硬,因为强硬,第一,你在政治上得分,老百姓看你过瘾,好样的,第二你可以不研究任何问题,你就瞪眼睛,然后说一些空话,说一些骂人的话,但是如果你要不那么强硬,但是要解决问题,那你第一,你可能要忍受一些委屈,人家说为什么这样委曲求全的寻求一种解决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子认真研究,对方的这样一些要求,第二你必须非常熟悉和研究业务你要从对方和自己的立场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结合点,这个结合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动脑筋,就要研究问题,中国政府派你去,不是去拍桌子的,是派你去解决问题的,你要能够解决问题的话,第一你必须非常理性,第二你要必须非常专业,我认为做新闻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相同之处,一样应该是完全相通的。

  白岩松:而且它这里还有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的这个,为什么你要专业,专业是要你把复杂的事情,还要用简单和通俗易懂的方式说出来,我为什么经常讨厌,我们这儿的好多解说词,我在我直播中经常特愤怒,这个节目播完了之后,这条新闻三分钟,我要用三分钟,去把它给解读明白,那说明这条新闻,做得太糟糕了,我不止一次的在直播中这么愤怒过,但是这样做简单,他直接把那个文件或者什么抄成解说词,没出错,老百姓不懂,我然后要把它这个专业的东西,掰开了揉碎了讲出去,但是这就取决于,你能掰开了揉碎的前提,你必须去了解你要看大量的东西,没有天才,就像比如说这回有人说你去,说我去堰塞湖,你为什么要趴在地上,好多人说好,我马上就明白了堰塞湖多大,那是因为我当观众的时候,我一直没看明白这个堰塞湖,总在用数字告诉我,那我就不明白这个堰塞湖,到底是多宽多深,因为我不明白,所以到了现场,我要用我的身高做尺子,一下子就量出来,它到底多宽多深了。

  龙永图:其实要把很专业的东西讲成老百姓都能懂的东西,这是最大的学问,要把一个很厚的书,把它给看薄了,这就是你掌握了其中的精髓了,你搞新闻也是这样,你要从非常纷繁复杂的新闻材料当中能够给观众五分钟的时间,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要提倡这两个词就是理性和专业,那时候我们和外国人谈判的时候,我们国内有些部门甚至有些领导,经常就用一些大话给人家讲,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中国人是绝对不会低头的,我们在战争就没有向你们低过头,你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人家是来跟你解决,这几个税号的问题,对吧,这就是不专业,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楚,人家是来跟你谈关税的

  你怎么就讲到战争去了,对吧,这种事情看起来,人家外面看起来 ,很有水平,过去 ,历史到现在,对他们进行了强烈的教育,实际上人家坐在那儿,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这叫不专业,对不对,为了要做到专业,你就必须把那些套话空话,政治化的那些空话,把它拿掉,真正拿事实讲话,真正用专业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我和岩松,我们多年不经常见面,但是一见到面就非常投机,就是因为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非常投机,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实际上很多事情是相通的。

  主持人:接下来我还想跟两位聊一个关于童年的话题,岩松曾经说过,苦难是一笔财富,但苦难并不一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财富,那么关于苦难,我们该怎么看待呢?

  白岩松:这一点我倒跟龙先生有相似的地方,都不是大地方,发达地区的,我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但是小的时候自然很苦,举两个例子就好了,我是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哥儿俩带大的,我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是第一个,我们俩都是北京大学里头毕业的,那时候想想老太太不容易,第二个我们家作为东北,曾经在冬天的时候屋里的温度是零上五度,那就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但是我从来没觉得童年不好。

  主持人:为什么呢?

  白岩松:因为经历过那样的一个童年,首先当时依然很快乐,童年本身是快乐的,家里人只要在一起依然是温暖的,更重要的是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之后,我不觉得眼前的很多事情有多么难,一个人已经可以经受各种失败的时候,恐怕离成功就不远了,这段话是我这次在灾区的时候,跟高三的孩子们讲的,我说我希望五年后,你们能为自己鼓掌,谢谢你自己,走过了这一段日子,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可说的,从别人的眼光,你童年如何如何,我觉得是我倒退四十年,我希望我父亲活着,我希望我们家里温暖,我希望我天天有好吃的,但是没有,那既然没有了,我就很感谢这一切,让它变成了我成长的财富,就这样。

  龙永图:我觉得经历过一些困难的话,对一个人的性格的磨练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生肯定,不是非常顺利的,但是你很多的苦都吃过了的话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非常坦然的面对,有时候我在做官的时候,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就想我无非回到我贵州的老家去,无非就是啃几个玉米棒子,无非就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你有一个最坏的退路,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些苦难,他没有退路,他碰到一点困难,就觉得好像是世界的末日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年轻人能够吃一点苦,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一点上,我前一段节目的时候,我和于丹老师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对于孩子人格的培养我觉得非常担心,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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