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难进院线 怪导演还是怪市场

　　

作品难进院线 谁的错 来源：新京报

　　是市场还是导演个人的问题？

　　作品难以进入院线公映，或是即使公映市场反应也不理想

　　在陆续采访了六位在2005年推出新作品的年轻导演之后，他们对于作品的定位以及今后的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他们的作品在电影市场上鲜有观众问津或是根本无法进 入院线上映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状是如何形成的，本报记者采访了制片公司、发行公司及院线公司多方业内人士，他们对于这些年轻导演的作品和今后的市场运作有着更为客观和成熟的看法。

　　制片方

　　●太合影视副总 杜扬

　　“没有哪家公司有钱培养艺术导演”

　　不管是民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这个阶段都已经进入了市场化运作。

　　我觉得这些青年导演的影片都属于艺术电影的范畴。我所说的艺术电影是指它们是展示个人感受的。现在没有哪家公司有钱培养艺术导演，投资一部电影，不是考虑它的商业价值，就是考虑它给公司带来的品牌价值，但是这些艺术电影都不具备。冯小刚曾经说过，拍个人感受是最容易的，但是捕捉大众感受是最难的。

　　我还有一个体会是，这些个人化的东西稍微一转换，也能和大众相结合，比如路学长导演的《卡拉是条狗》，开始的时候也是文艺片，但是经过制片公司的调整，配合相应的宣传，取得了不错的票房。

　　●保利华亿宣传总监 杨劲松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不接受文艺片”

　　这些青年导演都是生不逢时，非常可惜。他们的作品都很有特点，但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不接受这些东西。连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碰上贺岁档也只有一声叹息，院线都预测能有5000万的票房，但最后实际票房也只有3000万。中国观众现在没有进电影院看文艺片的习惯。

　　国内一些大的影视公司不是没有投资这些青年导演的先例，先有华谊兄弟，后有世纪英雄，但是结果都一样，鲜有一部影片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

　　青年导演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首先要学会拍别人的电影。我举个例子，小江、陆川和方刚亮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我觉得方刚亮的基本功是最扎实的，但是陆川最先出来的，因为他没有拍自己的故事，而是选择了《寻枪》。

　　发行方

　　●紫禁城三联发行公司副总 赵武

　　“年轻导演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

　　在我们发行商的脑子里，没有第五代、第六代这些概念，我们最基本的判断都是从市场出发，这部电影有没有商业价值，值得花多少钱做宣传推广。现在中国很多青年导演的作品不能进入市场，我觉得他们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很多片子太自我，太注重自我表达。

　　今年有一部小江导演的《电影往事》得到了上映的机会，但是我同样觉得并非是影片本身具有商业潜力，发行方还要考虑影片之外的很多东西，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讲究互相帮忙，《电影往事》确实上映了，但是整个宣传推广都很一般，票房自然也不会太好。

　　当然，我并不是说《电影往事》的艺术质量不高，电影发行本身就是一个赌博，如果你觉得这个作品有赚钱的可能，你就必须有投入。今年有不少国产片上映是上映了，但是拷贝数量极低，发行方也不花钱做宣传，那票房也肯定好不了。相反，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都被定义成文艺片，但是片方按照一部商业大片的规模宣发，票房立竿见影。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唐季礼导演的一席话感受很深，他说一部电影究竟是拍给谁看的，其实既不是导演自己，也不是观众，而是院线经理，因为他们最懂这个市场，他们喜欢与否，对于一部影片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

　　院线方

　　●新影联总经理黄群飞、院线负责人 高军

　　“他们缺少电影市场话语权”

　　这些小成本的国产影片在院线上映的时间平均为一周左右，其中只上映两三天或者只放映一两场的影片很多，从去年的票房收入来看，这些能够上院线的影片总体票房收入不超过总票房的2%。

　　这些导演本身也存在缺少电影市场话语权、被观众认可程度不高的问题。抛开由于资金问题而导致的宣传力度处于弱势之外，新势力导演所选择的影片题材、倾向于个人化的拍摄风格都不具备普遍性，再加上观众的年龄偏低，观影心态都比较现实和浮躁，所以对于一部小成本的艺术影片，它在电影市场上一定是缺乏竞争力的。

　　有关方面和少部分观众也曾呼吁过通过建立艺术院线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目前的市场来看，艺术院线的市场效益甚至没有基本保证。目前北京好的影院最多也只有七八个放映厅，虽说单独拿出一个放映厅专门放映低成本艺术片并非不可行，但这个放映厅的经济效益就不得不靠其他几个放映厅来承担，所以这种局面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扭转的。

　　采写/本报记者 张文伯 孙琳琳

　　《绿草地》国内院线上映遥遥无期

　　宁浩：想挣钱绝不拍电影

　　宁浩的《绿草地》在几个海外电影节上拿了奖，去年的上海电影节上也进行了小规模的放映，但是进入院线上映似乎还遥遥无期。这对于年轻导演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对此宁浩表示“不是我关心就能解决的问题”，他更关心下一部作品《愤怒的石头》。

　　对于《绿草地》无法在院线上映的问题，宁浩表示这不是他关心就能解决的。

　　影片见不到观众不是导演的问题

　　新京报：刚刚拍完的《愤怒的石头》是你的第几部电影了？

　　宁浩：我大专毕业作品是一部90分钟的DV《星期四星期三》，大本毕业作品是100分钟的DV《香火》。2003年非典之后拍摄了《绿草地》，这次刚刚在重庆拍完的《愤怒的石头》应该算是第四部电影了。

　　新京报：《绿草地》目前似乎并没有上映的计划？

　　宁浩：我不清楚这事儿，你得问我们的制片人。包括海外拿奖，发行我也只是听说，并不太了解。

　　新京报：为什么你对你的影片能不能上映，何时上映显得漠不关心呢？

　　宁浩：这不是我关心就能解决的问题，影片见不到观众，我觉得不是导演的问题，我浑身是铁，又能有几根钉？打个比方，我是车间主任，我把东西做出来了，不能说怎么卖、卖给谁也归我管，这是另外一个工种的问题。在我看来，发行、宣传、推广考验的是社会学，是人事的问题，也是我不擅长的。对我来说，关键是要往下走，能把新的产品生产出来。

　　韩国电影的经验可以借鉴

　　新京报：现在的电影创作环境你觉得满意吗？

　　宁浩：整体环境我觉得是一天天变好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有哪个环节在现阶段是可以重点突破的？

　　宁浩：头疼医疼、脚疼医脚是没用的，但我觉得韩国电影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就是通过政府给予政策倾斜，使得电影工业迅速起飞。

　　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产业如果可以得到政策倾斜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迅猛发展。现在电影局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走，放宽审查尺度，建设数字院线。

　　除了会拍电影，还得有其他谋生的技能

　　新京报：国内的电影环境在你看来这么不景气，为什么还要继续拍？

　　宁浩：说出来可能有点恶俗，但就是这么回事儿，没别的原因，就是喜欢，热爱，没办法。导演都有倾诉欲吧，尤其是我平时有写故事的习惯，不把这些精彩的故事拍出来，难受。

　　新京报：你曾经给《中国式离婚》做过执行导演，还拍过不少MTV，你现在把拍电影当成是你的主要工作吗？

　　宁浩：工作是什么？应该是换取生活资本的手段吧，如果是把拍电影当工作，我早就不干了，因为我做什么都比拍电影更能挣钱。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导演在中国，平均两年能获得一次机会，片酬不过十万块钱，这些钱除了交房租和一些基本的生活开销也就剩不下什么，所以青年导演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靠什么生存，除了会拍电影，还必须有其他谋生的技能。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说，搞这个行业的人不能靠这个行业生存，真是悲哀啊。

　　会在创作时考虑观众的感受

　　新京报：你导演的这几部作品风格、类型都不尽相同，最近这部《愤怒的石头》从故事和演员阵容上看似乎是最商业的，对于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你有明确的方向吗？

　　宁浩：我以前也经常会问自己，我拍的这些东西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但是我现在不想了，我觉得这种分类本身就很矫情，我现在觉得电影有两种，一种是作者电影，拍给自己的，一种是观众电影，会在创作的时候考虑观众的感受，我自认为属于后者。

　　采写/本报记者 张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