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瓶子的数据化重生_新浪财经

　　一个瓶子的数据化重生

　　通过场景重构、资源重构，盈创在去中介化的同时让垃圾循环更加顺畅，而垃圾的新价值也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来。

　　文/本刊记者?梁玉龙

　　废品回收市场有多大？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超过6 446亿元，预计到2020年可突破1万亿元。

　　多少人试图通过互联网改造这一线下极重的民生行业，然而遭遇低频次、低利润、“散兵游勇”地域垄断、高成本的无害化分拣……从业者蹚过的路都成了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上百家互联网+废品回收企业，摘下公益环保的光环，多数境遇黯淡。

　　有人甚至已经淹死在了蓝海。2016年10月25日，由出身于阿里高管的核心团队掌舵，曾融资3 000万元的杭州9贝壳宣布停摆，其存续期不过1年。

　　而在起步较早的公司中，盈创回收算是一个坚挺的样板。在掉入一个又一个坑之后，盈创带着一身伤，硬是杀出一条生路。

　　场景即效率

　　“这是盈创回收收到的第X个废旧饮料瓶”。

　　随着识别扫码器清脆的鸣响，一个饮料瓶被吞入盈创智能回收机中，屏幕显示出了上述一排字。现在，X已经大于40 000 000。随后，投瓶者的微信“盈创绿纽扣”账户中增加了3分钱。

　　从2012年起，盈创在北京地铁、商场、社区等公共场所布局这样的回收机，目前总数已经有8 000台，夏季日均能回收15万个废旧饮料瓶，冬季日均也有8万个的回收量。

　　不同于那些单纯采用O2O上门回收模式的玩家，盈创选择先投入硬件，这和它的基因有关。

　　在北京顺义一个占地1.2万平米的厂房里，聚集着大大小小上千台机器。这是由盈创拥有的，目前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生产线，一年可处理废旧饮料瓶多达22亿个。不过，它已经三年多没开工了。

　　“就像炼钢厂一样，开了就得连续生产，不能停。因为收不到足够的废旧塑料瓶，工厂开工不足，一天有十几万元到二十几万元的亏损，烧得肉疼。”盈创回收联合创始人常涛说。

　　被货源困扰的不只是盈创。国际经济不景气，原材料价格低迷，打击了上游废品回收业的积极性，导致全国下游工厂开工率只有50%。所以，走到废品回收一线，对盈创而言既是抄底，也是自救。

　　起初，常涛也考虑过O2O上门回收模式。但是发现它并不适合当时的盈创。工厂那边只需要废旧塑料瓶，而它们的利润只有几分钱。相比上门服务的人工、运输成本，这个收益比完全倒挂。

　　有什么办法能最大限度地削减成本呢？常涛想到了自动贩卖机的模式。“刚好，技术研发是盈创的优势。”

　　2012年，第一代回收机研发成功。考虑废品回收利润低，必须靠规模取胜，盈创首先在人流量较大的北京地铁劲松和芍药居站投放了四台，效果非常好，连周边社区的居民也被吸引了过来。

　　这让常涛想到要往居民区延伸。他本以为居民区比地铁的入驻成本更便宜，事实却恰恰相反。

　　原来，地铁里占比最多的垃圾就是饮料瓶，自动回收机能帮助减少垃圾清理频次，削减清洁费，双方是一种共赢的关系。而小区方面则不在乎少清理一点饮料瓶，他们有的明确拒绝，有的要价4 000~5 000元/年，超出了回收机回收瓶子的利润。大规模进小区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

　　随后的1年，盈创回收机在地铁里越铺越多，回收量也逐步攀升。但离“喂饱”后端生产线还差得远。于是在2013年，常涛提出把工厂关停，专注于回收，收到的瓶子则转卖给其他有资质的企业，准备等到上量之后再重启生产线。

　　生产线一停，盈创的路子一下子变宽了。常涛决定增加回收品类，再次向社区进军，并且又捡回了上门回收模式。

　　2015年7月开始，盈创在微信端上线“帮到家”。用户可以预约专业的回收人员上门服务。和不分品类、不分量级的回收平台相比，盈创在回收时侧重家用电器、衣服、床单、被褥等利润较高的废品。量少的饮料瓶、塑料用品等则在预约优先级上排在后面，只在附近有其他订单时顺便上门服务。

　　上门回收模式不需要回收机，省掉了高昂的进场费；回收时侧重高利润的废品，则覆盖了人力和物流成本。目前，帮到家在北京市已有超过300名上门回收人员，覆盖社区超500个，为40万家庭、120万用户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盈创把废品回收拆分成公共场所和居民区两个场景，分别通过自助和预约上门两种方式开展服务。相比游商被动的走街串巷，发展这些新的交易场景，也就是提升了废品回收的效率。

　　短链条循环

　　传统的废品回收渠道是“用户—小回收商—批发回收商—分拣厂—加工处理企业”。而盈创直接连接用户和工厂，减少了中间环节，保证了利润。

　　但是去中介化绝不能生硬地刀劈斧砍，必须将现有资源重构，再造一条产业链。在这一过程中，盈创就吃了不少苦头。

　　回收机这边。全面投放之后，盈创经常收到因满仓停止服务的投诉。问题出在转运上。由于回收站点多，分布范围广，常规的巡线回收效率非常低，造成满仓机器清运不及时，回收量低的机器重复巡检。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转运车辆，但是这会增加成本。而且北京市对货车进城有很严格的管理，盈创只能拿到少量白天进五环的车证。

　　“还得在机器上想办法。”常涛组织技术人员开发新一代自动回收机及后台系统。

　　这也就是盈创后来大规模使用的基于物联网系统及云管理平台的新型回收机。这款回收机在存储满三分之二时，系统就会自动预警，通知工作人员前来“提货”。

　　更先进的设计在于，后台系统能根据某一区域的机器状态，对回收车的行车路线做出合理规划，少走冤枉路。

　　社区上门服务这边，阻力则来自于人。

　　“在北京，废品回收从业者一共分了13个帮，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一个‘营盘’里住着2 000多户。13个帮中，最大的帮是川帮，巴中一个市就有4万人；第二大帮派是河南帮，1.7万人；还有河北帮，规矩是不准进四环路，只能在四环路外接垃圾……”

　　事实上，不少互联网+回收平台都在和这些传统势力的交锋中苦不堪言。因为抢生意，电动车被扎车胎、剪电线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因为有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定期收取个体游商的所谓“管理费”，收废品的一闹，后来者就被小区保安挡在门外，只能暂停该小区服务。

　　“硬碰硬不行，那就结盟！”常涛认为眼下废品回收行业不景气，正是整编这些人员最好的时机。

　　如今，帮到家的回收人员都是来自传统游商。帮到家通过公开招募，对报名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考评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保，成为正式员工。对于回收人员来说，不仅原有的业务不受影响，还有了保底工资和社保，通过微信预约平台接单率也大大提高。

　　相比重新招募和培训员工，被整编的这些员工业务更熟，更能吃苦，薪金要求也更低。

　　废品终于到了回收末端—工厂，此时盈创又遭遇了议价能力不足的难题。

　　原来，与传统的小作坊分拣相比，正规的回收企业多出了一块环保成本。“我们拿生物碱清洗，他们拿工业强碱清洗，污水也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再处理成本低得多。”常涛说他去过废品集散地，“无论是环保成本、还是正规用工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成本损耗，我们根本竞争不过这些小黑作坊。”事实上，杭州9贝壳正是因为这些高企的成本，最后亏损致死。

　　好在与9贝壳不同的是，盈创拥有几家长期合作的工厂。而且由于饮料瓶消费量极大，即便是“顺便”回收，“帮到家”依然收获满满。加上越来越多的智能回收机，目前盈创正在计划重启自家位于顺义的生产线。

　　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循环，资源重构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要让废品顺畅地循环。盈创用4年时间，捋顺了这根链条。

　　从价格到价值

　　2016年5月18日，华润怡宝在北京开展一场“寻找环保幸运星”活动。活动期间，怡宝和盈创回收联合推出了一款贴有环保幸运星标识的“星标怡宝纯净水”。

　　消费者饮水后，将这些纯净水瓶投入智能回收机，通过回收机识别后，将会获得比普通塑料瓶更高金额的返利。

　　盈创是一家废品回收企业，但对这样的品牌营销已经轻车熟路。原来，目前盈创智能回收机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买卖塑料瓶，而是品牌营销，占比高达70%。

　　盈创从品牌商收取推广费用，除了机器上的广告露出，还策划过“送演唱会门票”“给灾区捐一瓶水”等一系列活动。目前，盈创智能回收机的广告到达率已经位列全北京所有展示终端的前列，累计投瓶量达到1 100多万次。

　　品牌营销的背后是卖用户注意力。而作为一家拥有技术创新基因的企业，盈创回收下一步计划则更为高大上—卖大数据。

　　2015年，盈创回收与全球最大的智能回收与分选企业—挪威陶朗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研制出了国内首个新型物联网智能回收机（目前已经卖到了全球15个国家）。

　　这种回收机从单一的PET瓶回收增加了易拉罐、玻璃瓶等，还可以识别每个瓶子的品牌、品类、规格，从而可以掌握30多万用户在特定时段（如儿童节、女生节等）、特定区域（如地铁、公交、机场、学校、商场、写字楼等）的瓶子投放量。

　　比如通过设置在北京市各个地方的智能回收机，盈创统计出最受欢迎的饮料类型排名是饮用水、茶饮、碳酸饮料、果汁。它们在回收时的占比分别是46.3%、36.67%、5.44%和4.32%。

　　“虽然现在盈创回收的回收数量和规模还没有达到大数据的级别，但雏形已经有了。而且盈创还有更细致的数据，这些很快就可以卖钱了，它能帮助品牌了解用户消费习惯，比如某个学校的女生宿舍哪款饮料卖得好，直接为饮料生产企业提供决策支持。”常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