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海归更应感恩社会

　　方方入大学的时候，清华的学生还必须学两件事，一是跳交谊舞，二是冲印黑白胶卷。现在彩色胶卷都已经快被淘汰了，回忆往事，方方直叹时代发展真是日新月异。

　　从投行到企业，再从企业回到投行，方方觉得人生是没有办法设计的。“社会是公平的，任何事情做好都不容易，社会的价值链每一环都需要人才，但是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条价值链，让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如今已经有三个女儿的摩根大通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中 国部董事总经理方方事业有成，但跟他聊天时，你会发现这名稳重的投行家谈起他捐助的希望小学时最为开心，他自得地说，那是中国唯一一所由清华大学校长亲笔题写清华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乡村小学。

　　我生在安徽芜湖，1984年考进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研究生专业是技术经济，我入学时正是朱鎔基当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那一年。1989年毕业留校做了两年助教，有空余时间学学英语，到1991年就出国念MBA了。

　　那时候出国比现在难多了，我的工资才80元钱，但运气实在好，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当时正好有一笔捐助，资助从中国、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招收的学生，我就撞上了，考到全奖两万多美元，才有机会去念MBA。

　　1993年毕业时，我又很幸运地在激烈的竞争中考进华尔街的美林

证券国际投资银行部。以我当时的水平，能够考进美林，是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这个大背景有关的。

　　中国当时已经开始推动H股上市了，比如青岛啤酒、上海石化等。我在纽约做的很多事都与此有关，但都是属于幕后支持工作，不是在一线参与，感觉不过瘾。1994年美林就派我回香港参与大中国区的业务。

　　记得在纽约刚上班没几天，一位同事要去向香港联交所做一个汇报，打电话请我写个材料介绍一下绿鞋期权。IPO(首次公开发行股权)后的“绿鞋期权”(超额配售权)安排，是一种稳定后市的机制，这种机制当时香港还没有，法律上也禁止这种做法。美林在做上海石化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项目，按照两地上市时间表，在绿鞋期权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一天一夜没睡觉，把绿鞋期权的来龙去脉写清楚，然后美林代表去跟香港联交所解释绿鞋期权怎么对发行公司有利，同时对投资者也没有坏处，从那以后，香港才允许公司IPO可以使用绿鞋期权。我感到很荣幸，这是我对国企海外上市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另外一件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是早期参与了中国国际评级的斡旋。“六·四”以后，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国际评级机构把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降低了一个等级。到1993年，中国政府觉得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企业都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就由财政部牵头，去跟这些评级机构谈提高信用评级，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评级是投资级还是非投资级，发行债券时的利息会差很多。中国政府雇用美林做顾问，我也有幸参加，最后成功地将中国的信用评级重新升回到“投资级”。

　　1997年，北京市在香港成立北京控股，聘请我作副总，分管企业财务、资本市场事务，我也想回国内的公司做点事情。这期间我主要参与了北控在香港上市，为北京市政府筹集资金。北控上市创造了香港历史上超额认购倍数最高的记录：1720多倍超额认购，筹集了26亿港币的资金，加上后续筹资一共60亿港币，引起了很大轰动。香港联交所规定认购

股票的资金从打入银行账户到分配股票，时间是一周，这一周时间资金存在银行的利息归股票发行公司，北控上市这一周内光冻结的资金利息就达1.5亿港币。

　　我在北控工作了4年，这段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使我对中国企业的运营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我再回来作投资银行，与企业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对于他们面临的需求、机会和挑战更清楚。做投行的人往往从金融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多，但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是运营，一个公司能否长大，不是靠资本市场的雪中送炭或者锦上添花，而是靠阳光雨露，也就是靠经营。

　　在北控的4年我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但我也发现在投资银行作顾问、咨询似乎更适合我。2002年初，手上的事情忙完了，我安下心来认真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最后2002年8月正式加盟摩根大通。

　　我既在大的投资银行里做过，又在大的上市国企里做过，一个切身体会是，中国这几年的进步不光体现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赶上了变革的大时代。随着我们这些海归的年龄增长，我觉得应该做的是培养一种回馈社会的心态和文化。因为这些年中国变化太快，财富积累也非常快，对于第一代富起来的人来说，从文化上还没来得及形成一种回馈社会的心态。

　　我现在工作之余一方面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比如花很多时间在搞清华校友会；另一方面，虽然我算不上富翁，但我还是拿出一些钱来在我的家乡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带上我的女儿去参加劳动。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海归人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一种感恩社会的心态，这也是创建

和谐社会很关键的一点。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回馈和感恩的心态，未来中国的和谐稳定、文明发展就会好很多。

　　过去20年，中国从一个穷国迅速发展起来，心态的调整很重要。作为投资银行家，我们接触到很多世界上的巨富，他们的心态非常平和，回馈社会的文化很浓，在欧美这些国家形成一种良性的财富循环。英国谚语说，三代人才能培养一个真正的贵族，这种心态也需要舶来。对中国的社会心态，我觉得如果我们海归能从这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一些影响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加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