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帮助别人做大老板

　　

零点集团袁岳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官、不适合做领导的袁岳，将自己的理想调整为帮助别人做领导，帮助别人做大老板。他希望20年以后，在中国乃至亚太范围内，有一套由零点集团所表述的带有中国印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今天，他所掌舵的零点集团正在给中国民众发放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去哈佛大学攻读MPA之前，我有过两次短暂的出国经历。一次是1993年，也就是零点成 立的第二年，我们跟华盛顿州立大学管理学院有一个关于中国私营经济的合作课题。我过去那边呆了三个月，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

　　第二次是在1997年，也是短期的，是到英国牛津大学去做一个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课题。回来后我就到

北京大学去读社会学博士了。我一直认为，一切商业机会的获得以及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须对本土社会有深入的了解。我做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社会性问题，而我又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系统训练，所以就想着要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到了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推荐我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读MPA，而且提供的是全额奖学金。当时零点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而我自己也还没有毕业答辩，所以当时不太想去，但最终我还是想近距离的看看国外公司是怎么来管理的。

　　在哈佛大学读MPA的时候，我把学习重点放在这三个方面：一是组织管理，特别是新经济下的组织管理；二是策略管理，学习如何谈判、沟通和建立团队；三是如何在公共管理中间实施民意调查。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留学经历让我受益良多。当时，我的导师是戈尔副总统的顾问，他的父亲又是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他们父子所擅长的是做策略性民调。这种调查主要应用到对政党、政治人物以及特定政策的预先研究和后期研究，这与我在国内所理解得很不一样，这种策略性民调更多地强调实际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

　　去哈佛读书之前，我就打算将零点从传统的民意调查公司转为策略性的研究咨询公司。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段学习经历直接支持了我的想法，因此我一回国就开始着手零点的转型。

　　我是2001年回国的，那一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回来之前，我经常向国外的人介绍中国发展的情况；而回国后，我们整个国家都在讨论加入WTO后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零点客户所关心的，这时候，我在美国所学的知识一回国就派上了用场。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公司向研究型咨询机构的转型，开始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如果说客户以前是到我们这里来买猪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告诉我们的客户，你可能并不适合吃猪肉，因为你的血糖有问题。我们还会告诉他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为客户做专业的食物控制。

　　在零点所做的工作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提供一些人文上的咨询服务。比如北京的

城市规划修订工作，这看起来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就提出了这些疑问：人文发展对规划的要求怎么来满足？人口老龄化是在加速，而规划则是年轻的，这种冲突怎么解决？未来10年，北京将有35万外国常住人口，这些因素怎样影响北京？一个城市商务成本提高后，所有的服务都会涨价，那么人文会有什么变化？对基础设施会有什么新的要求？我们把这些跟政府规划部门一说，他们觉得很受启发，以前大家都不考虑这些的。现在，北京11个卫星城全是由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严格地说，我不算回国创业的海归，我是在成立公司后才出国的。国外的这段经历让我有针对性地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从这点上说，我不是很赞成“小海归”现象。因为出国留学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被动学习，必须去学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而小孩子往往由于叛逆心强，很多东西无法自控。

　　我一直认为，到国外去，更多的是学习一种方法论，方法论的价值大于知识的价值。所以出国一定要选择一些工具性的国家。我觉得德国比法国的工具性强，英国比德国的工具性强，而整个美国的大学又比欧洲的大学更讲究工具和方法。

　　现在，海归越来越多，他们回国不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会存在一些困难。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雇佣外国人员。零点集团每年都会雇佣几个外籍人员，我觉得他们一是心态平和，对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判断；二是他们比较热爱学习，甚至经常向打扫卫生的阿姨询问一些问题；三是有团队意识，他们总是试图考虑自己在这个团队中应该怎么工作才最合适；最后一点是，他们不爱乱说话，不像我们有的海归，吃不得一点亏。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海归需要去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