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我是MNR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廖晓义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联系廖晓义尤其艰难。第一次电话，声音时断时续：“我在山里，信号不好。”她充满歉意。第二次电话，她正在赴会的路上，急促的话音伴随车水马龙声和急促的脚步声。

　　从访问学者到环保人士，这位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用MNR——Media、NGO、Reserch来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这些年的工作就是这三个方面。NGO的经验是我理论研究的源泉，和媒体合作、自己制作电视片又传播了我们的理念，它们三位一体，互相激活。”

　　1993—1995年，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学校参加了很多志愿活动，比如捡垃圾、清理湖面什么的，接触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我发现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很活跃，也很有能量，无论是在推动环境执法、政策建议，还是公众教育等方面。联想到中国，这样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在做，政府的力量有限，需要民间的推动，所以就萌发了回国做非政府组织的念头。

　　这期间，还有另一件事让我更坚定了决心。1995年，有10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参加了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次大会，也包括巴西、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就是没有中国。我当时在拍纪录片《地球的女儿》，跑去采访，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或是不是韩国人，他们不相信中国还有我这样个体做环保的。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的社会工作都是由政府包办的，而民众是麻木的。他们的那种眼神、态度，使我很受刺激。

　　按照原来计划，我是应该在美国继续读博士的，但出国前我就知道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出国后又感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巨大能量，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促使我1996年选择回国创建地球村。

　　当时地球村注册非常难，我没想到成立一个社团会有这么多困难。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怎么不去注册一个公司，那也可以做成非赢利或者非政府组织。我茅塞顿开，在朋友的帮助下凑齐了十几万的注册费，以一个学校的名义注册了地球村。

　　地球村这些年的探索，如果说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些贡献，我想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生活方式的建议。原来环保组织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我们则致力于第三领域——绿色生活的公众教育。因为我觉得，生活方式是一切环境问题的原因，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我们从垃圾分类这样的具体行为开始，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关系，推广一种简约其行、高尚其志、强健其身、和谐其境的绿色生活方式；

　　第二，是我们立足社区，积累了很多公众参与的经验。不分职业身份，人人都会归属于某个社区，所以环保进社区，就能进家庭，直至到每一个人。

　　还有一个成绩，就是通过论坛、活动、网络等方式促进草根伙伴的交流。2000年地球日，我和其他草根同行一道协调了民间组织的地球日活动，这是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第一次走到一起。2002年，我们又共同组团参加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05年，我们和自然之友、绿家园共同发起了有65家民间组织参与的支持国家环保总局环评风暴的联合行动。

　　想到当年的决定，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让中国多了一个多余的博士，而少了一个地球村。我虽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获得了有“欧洲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奖。

　　这些年出国多了，我到过十几个国家拍摄“全球环保之旅”，加上我又是学哲学出身，就开始反思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我老说自己是个“东拉西扯，上蹿下跳”的人，这八个字也是我的财富。做NGO，必须有最草根的经验，又要努力推动政府的工作，这就是“上蹿下跳”。而只有融合东西方文明的精髓，对个人来说才是完整的人生，对文明来说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希望能为这两种文明的对接做一点点事。

　　现在西方文明太强势，中国哲学面临着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文化的又一次致命冲击，我就想更关注一下被弱势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我正在制作一部名为《天知道》的纪录片，将在中国寻访儒道禅医义各领域的杰出人物，也将在世界范围寻访对于中国哲学有研究的国际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东西方哲学互补共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