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一个纯洁的独行者

　　

王选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王选在日本对华细菌战的民间索赔道路上已经奔波了10年。尽管被多家国内媒体评为年度人物，尽管不缺少荣誉、鲜花和掌声，然而，漫漫索赔路上，除了那些相继离世的细菌战受害者，走在最前面的依然只有这么一位孤独的女子：没有助手，没有接班人，缺少经费，也没有科研机构稳定持续地投入调查取证工作……王选愿意回忆童年的记忆、从插队落户到留学日本的经历，唯独对索赔，王选欲语还休：“所有的问题，5年前我全都说过。”

　　每个人做事，都有一个Background(背景)，我的Background离不开我的家乡, 我的父亲。

　　我老家是浙江

义乌崇山村，崇山村基本都姓王，是个家族村落。我祖父去世后，我父亲要离开农村去上海闯荡，当时村子里有人说，你们家有房有地，为什么还要出去？父亲的回答掷地有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当年他17岁。

　　父亲在上海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抗战爆发后，父亲参加了地下党。从小，父亲就给我们讲日军的凶暴，也讲到日军在崇山投放鼠疫、村子里死了很多人的事情，其中有他唯一的兄弟，当年13岁。记得小时看我家的大相册，有一张30岁左右的男性照片，面目沉静严肃。我问我父亲是谁，他说是一名地下党，被日本宪兵抓走了。我问后来这个人怎么样了，父亲看上去很沉痛，似乎很不愿意启口，一字一句地说，总是被他们杀了吧，一位很好的同志，可惜了。

　　父亲天资聪慧，也很好学。我们家族从民国初期到晚期，亲戚中有些法律界的关系，我爷爷的表兄民国初期在北京的司法部任高参，义乌县志里有记载。他的儿子和外孙也在上海司法界，我父亲就和他们在一起。我和法律也有些缘，1980年代初，我当过法律代理人，还想转行当律师，后来因为去日本

留学作罢。没想到我后来会打上细菌战这么一个官司，一打就是10年。

　　父亲的性格对我影响也很大，父亲是个深沉寡言的人，生活非常朴素，仅有两件衬衣，还分不清。他吃饭从来只吃七分饱，简直有点像清教徒。我也有点遗传父亲的性格，对轻飘飘的东西不感兴趣，骨子里是个很沉重的人。

　　记得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书，最喜欢的是李清照，但不是她的“人比黄花瘦”，而是“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既有身为女性细腻、敏感的一面，又有一种苍劲的力量，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个女人才是完整的。

　　我从小就是个很执著的人。7岁的时候，因为是8月份出生的，按规定要在下一年才能上小学。那些7月份出生的小朋友上学了，自己很不乐意，就在幼儿园哭了整整一天，哭得幼儿园的天都要塌了。最后我们老师跑过来说，“王选你别哭了，我一定给你想办法，让你上学。”她真的帮我上了小学。

　　14岁的时候，我和班里6个女生从上海出发，背着行囊，走路去井冈山。走了多久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是雨雪中翻山越岭。当时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小、又是长得最矮小的一个。爬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要倒下了，或者就累得睡着了。我就什么都不想，也不往上看还有多少路，也不往下看已经有多高，就是埋头一步步地走，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走到了。我现在做诉讼也一样，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只顾闷头赶路。

　　1969年1月，我从上海回到义乌家乡插队落户，和我父亲走出农村到上海的时候同岁。1973年，我家还是摘帽右派，我复习功课，到处找人，每天来回走15公里的路，为自己争取到了上大学的机会，到杭州大学读英语。我那时的志向是做一名外交官。我对历史、政治、社会、国际关系这些人文的领域感兴趣，后来一接触到细菌战，就一头扎了进去，它几乎涉及所有我感兴趣的领域。

　　1987年，我随丈夫之后留学日本。留学期间，我对日本的文化、民族的性格有些他角度的观察和思考。那时候日本大学里还是很权威主义，研究生上课时，学生间很少有讨论，对老师更是毕恭毕敬。我家邻居是一位以色列犹太人，在筑波大学读文化心理学博士，对此抱怨不已，说怎么连研究生上课都没有讨论，人人都把自己包起来，怎么研究心理学？我大学是学英语的，对那样的文化氛围也感到陌生。当时正值日本经济奇迹，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很多西方人到日本公司工作，日本学的研究也很兴旺，出了不少西方人用英语写的关于日本社会文化的书。我在日本教英语谋生，同事中有不少欧美人，也有筑波大学的欧美留学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论日本社会和文化，自己在教学中，也发现中、日、英美三种文化的冲撞，使我觉得异文化背景的对话和沟通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人作为亚洲人，比欧美人更理解和尊重日本和日本人。

　　我丈夫读完书后，在日本一个小城市和日本人合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我为一家企业做中国商务研究和科研交流，不用坐班。1995年8月3日，我在英文的《日本时报》上读到一则消息：哈尔滨召开了首届731部队细菌战国际研讨会，会上有日本和平人士报告了他们去我家乡义乌崇山村调查的细菌战情况，并提到3位村民代表全村百姓要求日本赔偿细菌战损害。我联络上参与调查的日本人，告诉他们我是崇山人的后代，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1997年8月，朝日电视台首次报道了日军“

二战”时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以及我们的起诉。我的老板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是我认识的日本人中最聪明、最明智的人之一，我把我们诉讼的有关材料都给他看了。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还请他帮我修改了我二审最后的意见陈述，他读了很感动，在最后一句话后面加了5个感叹号。现在帮他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但他一直雇用我。他跟我说：“王选，你是个非常纯洁的人，我觉得应该给你空间做你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