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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之元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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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实现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的辩证发展，“既回到原点又螺旋上升”，2004年9月，崔之元在经历了17年的海外求学和执教生涯后重返北京，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授。很多人感到诧异，正规西方学术训练出来的崔之元为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成了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左派”代表人物。但崔之元认为，正是得益于长期的西方学术训练和思考，让他更清晰地看穿了目前中国改革中的种种“国际惯例”神话和市场教条主义。
我属于经历过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人，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就是在中国改革的大思潮背景下培养起来的。当时对年轻一代的思想形成最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家是李泽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哲学的魅力。恰好我一位中学同学的父亲是李泽厚的好友，使我在中学时就有机会登门求教于李泽厚。虽然我大学的专业是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但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写的，还是李泽厚亲自将它推荐给《河北大学学报》。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感到一种兴奋，尽管当时文章写的很幼稚，但经过那场哲学解放的人能够理解我兴奋的原因。可以说，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变革奠定了我人生和学术关怀的基础。
带着对“西方学者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1987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我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1994年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中，我指出它是一种对中国改革有启发的思潮，这篇文章常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正是这篇文章，使得199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刚刚萌芽的一种新的制度“股份合作制”没有夭折。
当时我虽然在国外上学，但非常关注国内的经济变化。在山东淄博出现了一种处理公共财产的新形式——“股份合作制”，即将股份与合作二者原则结合起来，按照人数平均量化折合成持有多少股来保留公有资产。当时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规的制度，他们迷信西方真正的股份制，不喜欢合作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当年农业部已下发文件，明令禁止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我的文章对此表示反对，建议应允许存在在中国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制度创新，即使不予以倡导推广，但至少应该允许它存在。当时的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看到这篇文章后致信有关部门，导致农业部收回这一文件。时至今日，这种“股份合作制”形式在很多地方还广泛存在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作为一个学者，能够发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改变不合理的政策，这对当时的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1994年之后，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研究上，1999年我出版了《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后来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担任副教授，以及到哈佛法学院做访问研究员，到德国、新加坡访学，我17年的海外学习和研究经验最重要的体会就是：没有什么流行的国际惯例，所谓的国际惯例是西方发达国家根据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博弈制定出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用来平衡各种利益集团形成的暂时的规则，并不代表所谓的永恒规律或真理。所谓真正客观的、所有人都应执行的国际惯例，只是一个神话，但目前中国实践中对这个神话的遵循却比比皆是，比如最近的中美纺织品谈判。按照WTO相关协议的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全世界的纺织品贸易都彻底取消配额，可是我们当初牺牲别的利益换来的却是如今在欧盟和美国压力下的重新限制，那么我们原来加入WTO想要实现的目的何在呢？为什么欧美可以凌驾于所谓国际惯例之上？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这些国际惯例本身是否合理呢？其实西方学术界非常丰富，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我们对西方学术的思潮引入不完善，往往误以为其中的一种就是主流，带来了所谓的“国际流行惯例”。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提倡一种丰富多彩的、兼具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环境。
我2004年9月归国任教，所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组织有关“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2004年5月，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雷默发表《北京共识》后，引发国内外热烈讨论。“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总结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经过一年多的沉淀，我们于2005年8月召开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对这一问题做纵深探讨。
目前炒的沸沸扬扬的严介和事件，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所有者掠夺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企业的大股东、所有者可以通过投资负收益的项目掠夺本企业财产。我认为严介和“零收购”国有资产从两个方面凸现了矛盾的产生：一是许多企业管理层想自己收购企业，于是故意把原本好的资产做的很亏；二是地方政府为了突出其政绩指标，希望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进行公有资产的民营化，于是出现了诸如严介和这样的攫财大亨对国有资产的肆意收购，由此引发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企业被收购后职工立刻被解雇的悲惨命运。我曾经去扬州进行调查，也屡屡看到那些因为企业被收购而立刻被扫地出门的职工在街上游行示威，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是由于初次社会分配不公引起，这和我们目前倡导的和谐社会宗旨是相违背的。我也很高兴看到吉林省人大出面干预，使严介和的打包收购无法进行。现在吉林人大所做的事情，就是今后在完善保护公有资产上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目前我从事的教育工作和我教授的学生们，我想说：“理论是灰色的，唯生活之树常青。”从生活中、工作中、实践中发现值得思考的事情，将其引入到理论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研究过程，而基于生活研究出的结果也必定很有价值。这句话我也想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同仁说，为什么不抛开那些所谓的“国际流行惯例”，在真实的生活中探询不断的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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