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文化革命后的文化冲击

　　

许小年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52岁的许小年清瘦冷峻，眼神似乎具有穿透力。作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他于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许小年先后任职麻省Amherst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世界银行顾问、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主管研究部后，“中国股市千点论”就一直让他身处市场漩涡中心。2004年2月，许小年离开中金，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这一代人因此特别渴望学习。1978年恢复高考重返大学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从当时得到的一些零散材料和信息，感到这10年间国外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都在突飞猛进，而我们是停滞的10年，中国教育也中断了10年，尽管大家为有机会上学而高兴，但都感觉所学知识的陈旧，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在我们的学校里是学不到的。

　　我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在其他人眼中这是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但我更希望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碰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联系了一些美国大学，在中国选拔学生到美国去念博士，我很幸运地通过了邹至庄项目的考试，被推荐到美国

留学。

　　海外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文化冲击。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方世界、看到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被惊呆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内经济的落后有如天壤之别。在经历了初期的震荡之后，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为什么人家这样发达而我们如此落后？结果是遭遇了第二次也是更为深刻的文化冲击：发现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甚至比经济发达程度的对比反差还要大。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个人从属于集体，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也难怪，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积贫积弱，长期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尽快实现工业化以保证国家的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由此产生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把如同散沙一盘的中国人和资源组织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再看美国，那是个人至上的国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的美国人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工作，那里的哲学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但就是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美国还是建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依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在国内也读过亚当·斯密，只有在美国学习时，教授们用非常严格的数学形式证明了斯密的论断——“无形之手”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时，才认识到斯密的伟大，才理解了为什么个人主义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1997年我回国工作，发现我们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国内工作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邓小平是一代伟人，1978年他提出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决定了要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现在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变化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产权、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治理机制等等。就说观念吧，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是天经地义，但受儒家“小人喻于利”的影响，我们到现在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市场经济要求法治，我们是人治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制度的变革、新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7年了，将来可能还需要两个、三个甚至10个27年，并且能不能过渡到比较成熟、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这代人接受过正统教育，包括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下忧而忧”，自己图个温饱以外，思考中国未来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工作过程中也思考一些问题，写文章跟大家交流，希望引起讨论，能够使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得更顺利一些。即使做这样的事，也碰到文化冲突，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讲话不可过激，语气稍强就会有人觉得难以接受。从我个人来说，不愿意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碰上麻木的听众，有时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认为自己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批判的、独立的、先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注定会被人们误解，起码在初期，注定会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为社会所接受。

　　在回国以来的经历中，我最看重的是在中金公司工作时所提倡的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现在作为

证券市场投资的主流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今后也会主导市场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