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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副代表汤敏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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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这个名字在学界为大家所熟知，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亚洲开发银行驻华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这些头衔，而是因为他提出的建议屡屡被中国政府采纳。“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和视角，他能看到许多国内经济学家看不到的问题。他又和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因为他有多个国家的比较经验，特别是他的经验是从亚洲发展中国家得来的，所以对中国特别有价值。”这是茅于轼对他的评价。
做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我1982年在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当老师。1984年赴美留学。从硕士到博士一气读下来。1989年，在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前，亚洲开发银行和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向我发出了邀请，最后我确认了前者。我当时的初衷就是觉得这个工作有意思，能到亚洲各个国家跑，个人非常喜欢。
从1989到现在，我在亚行已经工作了16年。一开始是亚行马尼拉总部的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后来又从研究部到规划部，跑了很多个国家，对发展问题也有了更多的看法。2000年，我作为亚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回到国内工作，希望多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和研究对我们国家的改革有所助益。
回国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感到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面对我们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首先，一个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要认为它们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能很快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很差的，有很多像民主这样的问题不是说开放就能解决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要如履薄冰，就是治大国如同烹小鲜，要特别小心；
第二，我发现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是有共同性的，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它不完全是因为转轨造成的，而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第三，实际上即使是很贫困的国家，它们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亮点。比如我曾经在孟加拉国工作3年，那里都很穷，它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3，但它却出现了全世界最好的小额贷款银行，专门给贫困人口贷款，它的NGO也做得很好。所以，各国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提过很多建议，包括免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大都是亚行的同事或与其他同行一起研究的。现在的舆论对我们几年前提出的大学扩招的建议有不少批评，但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首先，在短短的几年里大学生成倍增加。这些大学生的成长，会推动未来中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过十年二十年再回头看，可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其次，如果没有扩招，就会有上千万的青年被排斥在大学门口之外，可能一辈子只能工作在一些比较差的岗位，扩招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平台。
当然，任何一个政策，特别是一个这么大的举措，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比如教学质量下降、贫困学生上学难和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这些问题伴随发生是很正常的，也有办法解决，当然要一步步来。教学质量的问题确实与扩招后师生比例拉大有关，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因为学校的制度不严，老师出去做其他的事情，对教学不够重视，教材老化，知识老化等等，这些问题不扩招也是存在的。贫困学生上学难实际上也应该由别的方法来解决，就是对10%—20%的贫困大学生采取免交学费的方式，同时采取一个更广泛和有效的助学贷款系统。我觉得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不扩招就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你拿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政府还是做得相对不错的。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改革，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过高期望，毕竟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很多问题就连发达国家现在都解决不了。在这种平和的状态下，我们要去做很多细致入微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社会实践——“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茅于轼老师和我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进城难的问题，试验着创办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保姆学校”。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将近5000个毕业生了，也就是说有5000人通过我们这个小学校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同时，我们也摸出一条能够自我循环、自我运作的路来，现在“富平”在财务上可以完全做到自负盈亏了,这点我们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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