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50年前我啃下了资本论

　　

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图片来源：商务周刊

　　作为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认为在苏联的学习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啃下《资本论》，在他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一直影响到他后来的工作。

　　1930年，我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榆树县，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家境贫寒。12岁那年，从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为求生计，我作为学徒工，被招入日本开设的兵工厂的“劳工营”，成为一名小焊接工。

　　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岁月。年纪小，又经常吃不饱，睡不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破旧的棉袄用铁丝往腰间一束，就跟在大人们的身后随他们一起干活。这一状况直到日本投降后。

　　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我又继续进入北安高中学习。后来因为参加土改革命，这段高中的课程我又没有能够全部念完。三年后，我来到哈尔滨参加工作，进入东北行政学院，在法律系做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这所学校后来与哈尔滨大学合并，成立了东北科学院。1948年随着解放军解放沈阳，这个学校名字又恢复为东北行政学院。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行政学院辗转迁到长春，改为东北人民大学，就是现在的

吉林大学。1950年，东北人民大学为培养教师，决定选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正式接触金融，并开始与金融结下不解之缘。当时，我跟前苏联专家学习银行专业，一边学习一边也做助教工作。这段时间为我的金融理论和金融研究打下了基础，也开始了我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1953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东北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教金融方面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我却深感自身知识不足，于是萌发了继续求学的念头。经过一番努力，1954年我顺利地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的资格，在经过一年俄语训练的准备之后，1955年踏上莫斯科之旅。

　　我先是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作研究生，学了整整一年的《资本论》。书是俄语版的，内容又非常专业，我感觉艰涩难懂，简直像天书一样，常常看得头昏脑涨。后来我主动调整心态，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请教。当跨越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后，学习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在前苏联的学习就得心应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苏联的留学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攻下《资本论》，在我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我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做研究生时，还见到了毛主席。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11月17日下午，毛主席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的留学生代表见面。毛主席对我们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我体会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这应当是青年人一生的座右铭。

　　在莫斯科大学学完《资本论》之后，由于担任我论文指导老师的是前苏联第一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我就跟着转入导师所在的莫斯科财政学院，研究货币银行学。

　　我在前苏联一共学习了4年，教我们俄文的老师，不仅教我们语言，还带我们看歌剧和芭蕾舞，教我们一些社交礼仪，比如如何给女同志开门、穿大衣等等。刚开始中国的留学生都不习惯，但后来也跟着慢慢学，了解了很多俄国的文化，也学会了很多礼貌和文化修养方面的知识。这些经历使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1959年，我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拿到副博士学位，回到北京后，我被中国

人民银行给留下了。刚参加工作，我从基层做起，先是负责会议记录，但我没有怨言，而是认认真真地把会议记录作好，从而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后来我开始负责编简报，逐渐重要的讲话稿、文件都交给我起草。这之后，我先后担任过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任的中国

证监会主席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我认为成功应该是在某个领域里，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其经过努力应该取得而且能够取得的成就，而不一定要当大官、当大学问家或者要当全才。这就是我对成功的理解，也与今天的留学生和青年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