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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武轶飞
《北京青年报》的雄起成就了崔恩卿的英名，如果认可崔是“报业英雄时代的最后一个英雄”，那么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幕着实显得悲壮。几乎是与崔恩卿的离去同步，北京市场上一份都市报《北京娱乐信报》坠入危情时刻，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出场托盘，新一轮资产重组艰难启动。黯然弃舍《北京娱乐信报》社长之位半年有余，中国报业传奇人物崔恩卿的
退休生活并不舒坦，针对他的审计尚无官方结论，诸种流言蜚语仍在坊间恣肆疯长。
谁该对《北京娱乐信报》过亿元的高额负债与亏损负责？事业未竟，扼腕喟叹，一应过往又当如何评说？未能善始善终的崔恩卿向《商界名家》自揭内情。
“限制出境？没这一说吧！”
《商界名家》：虽然你离开《北京娱乐信报》已有9个多月，但关于你个人的传言依然不少，比如有的说你被限制出境等等不一而足，你如何看待如此这般的“毁誉”？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
崔恩卿：限制出境？我还第一次听说，没这一说吧。我一无所知。去年4月14日我从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位上退休，当年10月18日辞去《北京娱乐信报》社长一职。这期间发生了“匿名信事件”，有人通过匿名信方式向上级反映我的所谓问题，但至今为止上级组织没有人找我“正式谈话”，匿名信的内容我不得而知，但我反对这种方式。就在我退休之后，星美出版集团旗下的《香港成报》邀请我出任董事局主席、代行政总裁，当时我表态不负责具体事务。这期间我没有去过香港，限制出境的说法是不是这么来的？我不清楚。至于你说到毁誉的问题，我很难表态，因为我身在旋涡之中。前些日子，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吕浩材先生生病住院我去探望，说到“匿名信事件”，他对我说“别放心上”。我把这四个字拼成了一首“藏头诗”，一抒心结：别样风雨起狂澜、放舟扬帆只等闲；心潮逐浪惊飞鸟、上天摘星一挥间。第一我相信组织，第二我相信市场，第三我相信业界同仁。我不上网，外界怎么传播，不理会，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在这里传递任何泛情绪化的恩怨。
《商界名家》：你离职后初步审计显示，《北京娱乐信报》存在着高额负债、高亏损，你是前任社长，这算不算失职？你个人是否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崔恩卿：聊可自慰的是，做这份报纸我真的拼尽全力了。我有梦想，梦要一点点去圆。回顾人生、总结人生，如果还有机会出来做事，一定吸取经验教训把事情做得更好。离开《信报》，我有两点遗憾：一、报社没有转化为公司制运营，没有如愿走完一个完整的5年周期；二、没能用实际行动回报股东。可以说，这是我终身的遗憾，不可能再弥补了。早先我们有个5年期规划：前两年是大投入期，亏损控制在7000万元左右，第三年力争持平，到2004年年底应该有2000万的纯利，2005年产生5000万元的纯利，这一切都实现的话，进入平稳发展期。然而2004年年初开始“匿名信事件”突然发生了，去年4月，我在报社社委会上讲话：《北京娱乐信报》开始进入人事危机，如果信任危机真正来临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步入下滑通道。去年11月，上级决定对我进行离职审计，审计期间莫名其妙地爆出《信报》亏损1.9亿元的说法，对此我没有出面解释。我离任时，账面显示亏损6700万元。在我的头脑中，亏损额度不会有1.9亿那么多，但负债估计在1个亿左右，其中贷款6000万元，赊欠印刷厂纸钱4000多万。今年3月18日，我看到了审计初稿，审计的初步结论是《信报》亏损1.1亿元左右，我在上面加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建议复核审计。
到目前为止，审计还在进行，最终结果还没出来。关于审计，组织上没有就此找我谈过话，我不好表态。审计本身我毫无异议，只是觉得审计的时间稍长了些，这样对我本人，对报社的发展都不太好。还有，对经济、对财务，我并不特别精通，比如一些财务的处理也不一定一点问题没有，我不敢给自己打这个保票，所以审计出的问题该我承担的我承担。我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就像1996年因为一篇涉及有关企业的报道，我承担了法人责任离开北京青年报社，当年的心情可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但我无怨无悔，从未申诉。
二次报业实践，
落个“晚节不保”？
《商界名家》：可以说你的报业情结非常浓重，内心之中似乎总是遐想着通过创办一份全新的都市类纸媒复制《北京青年报》的辉煌。但人算不如天算，二次报业实践让你落得个“晚节不保”？
崔恩卿：2000年，正是北京市文联下决心发展报业的起始之年。作为曾经沧海的一介报人，我义不容辞地走到了前沿。创办《北京娱乐信报》，业内有人笑称我是“打虎上山”，也有人说是“新天方夜谭”，还有人断言“自坠深渊”。我的回答是“随遇而安度华年、阴差阳错续报缘”。报业情结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报业艰险，何以立足？1994年自画自像：竖子无谋、无以高求；心中有数、有所追求；扬长避短、风雨同舟；立而不折、胸有成竹。既是自我勉励、也是自我提醒。
事业终结的方式方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无比珍惜晚节，我也不认为自己输了。前两天一位朋友给我发来手机短信，说我是性格悲剧。我即兴给他回复了一首打油诗——听君一言开心扉、莫怨天地徒伤悲；举步遗迹皆如是、慎言慎行免是非。我承认，到今天的地步有性格决定命运的成分，方方面面关系的沟通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够就容易产生误会，误会多了就是矛盾，比如说我不尊重领导之类的说法。其实，2003年退出来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当年基本收支平衡。有朋友好几次建议我及时抽身，见好就收，我总觉得还没有全面赢利，还不能向投资方交卷，还需拼一把老命。复制《北京青年报》的辉煌，这我还真没那么想过，我做《北京娱乐信报》，唯一的梦想就是做成功，为北京市文联贡献一份可创造利润的报纸。尽管不见得一定争取冲进前三名，但一定要有做成功的雄心壮志。什么是成功？简单地说，良性循环，具备自我造血功能。
就常规来言，办一份都市类日报，资金投入以5000万元计，可《北京娱乐信报》初始的启动资金一共就690万元。资金严重不足，强启动风险可想而知。只能是高负债，拿投资人的钱办报。要说负债率，2000年初创期间最高，超过60%，第三年在广告回收缓慢的前提下，基本靠负债维持现金流，可以说，《北京娱乐信报》走过的前四年完全是超常的高负债状态运转。我承认，那时的负债率已经不属良性，那时候我常说我们是在唱空城计，是在背水一战，一点不夸张。负债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方式之一，也是一种管理艺术和经营谋略。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北京青年报社的“筹资史”也是高风险融资运作史。
高风险让人如履薄冰，我个人始终承受着三大压力：市场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内部的压力。在我看来，2001年8月才是《北京娱乐信报》真正热启市场的开始，北京广电集团出资2500万元，本质上说是雪中送炭，我说它是“火上浇油”。此前的9个多月，我们是低调入市，《京华时报》裹挟北大青鸟的5000万资金是强势入市，资金上相差巨大。若论出身，《北京娱乐信报》就出身在一个贫寒家庭，和竞争对手相比不存在棋输一着。我曾经看到过清华大学编纂的《中国传媒发展报告》，里面列示了北京最受欢迎的报纸，依次是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北京娱乐信报》在声名上已经进入京城都市类报纸的第一方阵，尽管广告额还差得比较远。抱小不服输，一份先天不足的报纸本来完全有可能进入京城报业第一阵营，它的缺憾是，在经营管理上还有欠缺。团队办报、办给大众，到现在为止，我对《北京娱乐信报》还是充满信心。人虽离开，心存牵挂与祝福。
“回归”北京青年报
只是舆论一厢情愿
《商界名家》：2000年创刊的那天起，崔恩卿的名字就与《北京娱乐信报》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外界看来，你是《北京娱乐信报》的一面旗帜。说得绝对点，一张报纸全系于你一人。这其实也是很大的潜在风险。你有没有提前考虑过自己的退出？从而使报社实现平稳过渡。
崔恩卿：利益需求是刚性的，私人感情是次要的，一张报纸的广告不可能完全寄托在我身上，绝对不可能。最早，我本不想出现在第一线，当时的人事安排里有执行社长这个职位。后来，报社的现实情况以及资本的力量，把我推上了社长的位置。有人说我没有“心计”，我确实没有认真地提前考虑过自己的退出，完全是一副“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架势。在内心里我为自己设定的退出年份是2005年，可不曾想这一天提前到来了。2004年4月我从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位上退下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随时将从《北京娱乐信报》出局，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这期间，主管、主办两方开始争夺报纸的控制权，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在经营层面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当然也不排除我个人的一些失误，比如用人方面等等，都会影响上下左右的稳定。
退休之后心情上是时起时伏，一言难尽，多数时候闭门谢客在家里画画陶冶情操、磨练性格，尽量从情绪中摆脱出来。我给自己题了首打油诗：竖子无谋心自明、不图乌纱不图名；心追彩虹凌云渡、志在江河湖海中。我还自订了三条纪律：第一，不再办报，身边的绝大多数朋友，包括家里人全都反对我再办报；第二，可当顾问、不领薪金；第三，条件成熟之下如果真再出山办报，那真是一种情结的驱使，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
《商界名家》：面对报业广告收入的全行业大面积急剧下滑，有的报业老总放言，“都市报的冬天提前来到了。”《北京娱乐信报》的变故似乎成了这个判断的佐证。
崔恩卿：客观地说，《北京娱乐信报》从她创生的那一天开始，内容架构上有其先天不足，报名中的“娱乐”二字横竖拿不掉，而且硬性规定文化娱乐的新闻总量不少于40%，好似捆绑了手脚进入市场。打个比方，男足、女足同场竞技，女足肯定处于下风。2004年年底以来，《北京娱乐信报》与竞争对手的差距被逐渐拉大，已经远离了贴身竞争的实战状态。与去年同期相比，《北京娱乐信报》的广告收入至少减少了4000多万元，大多流向了同城的竞争对手。每天照常出报，但北京信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随即处于停摆状态，一场人事变故，竟至如此，对于这个局面我很痛心。事实上，离开之前，在我的主持下已经基本谈妥了一桩融资，融资方是华亿传媒，以8000万元占股32%，成为第二大股东，但可惜的是，随着我的离开，功亏一篑，融资方案彻底搁浅。如果这8000万元及时到位的话，将从根本上稳定《北京娱乐信报》的现金流。华亿传媒的资金一落定，报社就能解套，顺势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发行量，与竞争对手的较量当是另外一副景象。
《北京娱乐信报》的重组情况我不得而知，所以无权评说，俗话说“金九银十”，如果9月份的广告能超过2000万，那将是重大利好刺激。如果9月份广告额低于2000万，前景不妙。关于冬天的论断有一定道理。我的观点，都市报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成为报业改革的主流力量，随着报业改革的继续推进，都市报将稳定前进。我预计，今后5年，周报形态的都市报纸有可能大行其道。我从不讳言《京华时报》的成功，管理层他们有稳固的“铁三角”，《北京娱乐信报》的高层总在变动，不够稳定。这些年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标板，不是具化到某位人身上，而是对报业集团市场化运作成果充满尊敬。所谓“都市报的冬天提前来到了”，我宁愿将此看做是一种盘整、休整，同时也应该看到，利润平均化是大势所趋。5年过去了，我还是这样的判断：中国报业的改革本质上不是资本的“组合”，而是“产品”的改造，进而到运营机制的改造。
《商界名家》：小报形态、大报风范，是《北京娱乐信报》确定的办报宗旨，但经过5年的发展，报纸的形态依然是“小报”，而大报的风范也仅仅停留于口号。5年来，资本的面孔变换模样出现，过于频繁的资本调整对一家报纸未必是好事情。
崔恩卿：我历来主张多鼓劲，给人理想，甚至不惜使用瞒天过海之计，没必要把所有的真实情况如实告诉你的属下。回想5年前的创业经历，如同过独木桥，桥下激流涌动，这独木桥过还是不过？要是告诉大家这个独木桥很窄小，随时可能掉下悬崖，谁还敢过？隐瞒实情，蒙上眼睛手拉手喊着号子往前闯，一咬牙兴许就过去了。就这么简单。
2000年《北京娱乐信报》创刊之时，我的确想过，最理想的状态是北京青年报社出资，那个想法在我脑海里有过短暂停留，但最终我没有去找以前的同事。外界不知的一个实际情况是，5年来3次重大的融资多是资本方多是主动登门，因为在引资方面我不是内行。姜昆的昆朋网城是最早的合作方，300万元持有41%的股份，姜昆看中“娱乐”二字，其实我的本意是做成综合性日报。后来，北京广电集团2500万成为大股东，其间，中信文化、华亿传媒也有可能成为股东之一。潜意识里，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北京娱乐信报》走向北青传媒，但那毕竟是个善良的愿望而已。2004年，香港上市前夕北京青年报来人找我谈控股合作，当时北京广电集团是大股东，这事情我觉得敏感，也就没往下深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又一个遗憾。
编辑/黄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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