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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波:用一颗仁义之心对市场对朋友对员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31日 10:57 《商界》杂志

  □文/本刊记者 王福生 特约撰稿 盖 峰

  他是北方一座千年文化古城的亿万富翁,但很少有人能一睹庐山真面目。10多年来,他从不张扬,默默恪守着内心的道德与商德,并用一颗仁义之心对市场、对朋友、对员工、对合作伙伴,于是终享大成……

  即使从最简单的统计学数据来看,王桂波也是一个奇迹:1987部队转业后分到诸城市劳动局,一门心思做“进口生意”,当起了单位的厨师;1990年,因为领导的一句话,28岁的王桂波承包劳动局下属的缝纫部,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他把仅有4个人的缝纫部从亏损变成年赢利200万元;1993年,王桂波借钱承包劳动局下属的一家商场,从卖缝纫机开始逐步进入西服制造领域,当年便创下100多万元的利润;经过10年的辛勤耕耘,他手下的新郎希努尔集团不但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和国家免检产品三大殊荣,更一举超过雅戈尔、杉杉等著名品牌而成为国内西服产销量最大的企业,年产销西服300万套,其他服饰类产品1000万件,产值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奇迹发生在诸城这样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山东小县城,不得天时之利,没有地利之便,不由人不惊叹不已。在连续几天的采访中,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记者心中油然而生:这不仅是一个大写的商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的大写的人。在他的身上,中国

传统文化的烙印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清晰可见,他的成功就是新仁义主张的成功。他拥有企业超过50%的股份,但他却坚决反对把企业办成私有化,他固执得有些不合时宜地实施企业“大同”,并把自己的妻子和高管们的家属一律“赶出”企业。他对自己克勤克俭,一直舍不得买一辆心仪已久的越野车,但员工的妻子出了
车祸
,几十万元的医药费他毫不犹豫地批示:“公司报销……”

  王桂波,这位一直游离于传媒和公众视线的亿万富翁,正以自己一贯的低调和浓厚的仁义主义,书写着一个个更大的梦想和传奇。

  从“拿勺子”到“管针线”

  1983年,19岁的王桂波怀揣梦想应征入伍,但没扛几天枪,就操起了勺子成了一名炊事兵。后来通过叔叔的一个关系把他送到一家五星级宾馆学习厨艺。学完以后回到部队,营长一尝他做的菜,说你也别回连队了,就在营部当炊事班长。

  “兵头将尾”的王桂波,从此以“一个领导的高度来思考问题”。他带领炊事班的战士勤学苦练十八般厨艺,上至营部领导下到一般战士无不对他的菜赞不绝口。凭着扎实的工作,王桂波3次受到嘉奖,荣立三等功1次,这差不多已经是一个炊事兵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1987年,王桂波转业回到家乡诸城,分配到市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又熟门熟路地操起了勺子。

  劳动服务公司下属有一个缝纫经营部,承包给别人经营,年年亏损。1988年,公司领导想收回来自己经营,正为派谁去发愁,忽然瞅见正一门心思做菜的王桂波,不由心里一动,说小王你愿不愿意去缝纫部当经理?领导的信任就是最大的命令,王桂波憨厚地擦一下额上的汗水,说我试试吧。并说好每年给公司交5000元管理费。

  说是经营部,其实只有三四个人,几台缝纫机,这种小门面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诸城到处都是,老百姓去布店买好布,然后去缝纫店加工衣服。基本上是看天吃饭,有业务来了就做,没有就闲着。

  王桂波走马上任了,心里却完全没底,只能一边熟悉业务一边寻找机会。那个时候,诸城有很多企业在做外贸服装,给国外的大企业代工。王桂波找到一个朋友,请他帮自己混进外贸公司偷师学艺。回来后,王桂波跟着做出了几条臀宽腿窄的“萝卜裤”(这种款形后来在全国风靡一时)。满心欢喜拿到街上去卖,挂了7、8天,却一条也没卖出去。

  萝卜裤的失利,给王桂波深刻地上了经商的第一课:产品并不是越新越好。好在转机很快出现,一个经常去潍坊搞批发的同乡看见了王桂波的“萝卜裤”,觉得这个挺时髦,就问他能不能大规模地生产。王桂波一拍胸脯说绝对没问题,赶紧去借了几千元钱,买来布料,做了几百条成品。同乡拿到潍坊去,居然很好卖,便又来进货。就这样,缝纫部慢慢有了稳定的业务和收入。年底王桂波乐呵呵地给公司上交了20多万利润。

  这样发展了两年。1990年,上级一纸令下,给缝纫部另外派了一个经理,而王桂波则成了副经理。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经商热潮。而此时的诸城,也拉开了后来闻名全国的中小企业改制运动的帷幕。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王桂波内心的火焰再次升腾起来,他决定离开自己一手缔造的缝纫部,去经营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商场。

  所谓的商场,也就是卖些酱油、醋等小商品,而且年年亏损。到任初始,王桂波便大刀阔斧进行人事改革,除了出纳和会计,其余人一个不留。他要对商场来一个彻底的变革。

  王桂波看准当时诸城的服装企业有100多家,却没有一家卖缝纫机的,就决定开家缝纫机销售店。当时他一穷二白,就去找上级经理,把经营缝纫配件的思想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听完他描绘的“宏伟蓝图”,决定借给他3万元,但不作为公司投资。这笔钱成了王桂波开创自己事业的启动资金,他用来进了第一批货。说来也怪,1992年9月2号经营部正式营业,开业即业务不断,到春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奇迹般地赢利5万多元。

  1993年5月份,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要到美国去考察。王桂波带着经理到一个乡镇裁缝那里去做了一套西装,做好后效果不好,就到青岛去花了900元买了一套。回来的路上,王桂波说咱们能不能也做西装?这玩意儿利润高。经理说不行吧,咱们谁会弄这个?王桂波说没问题,你放心出国,我来办。

  狭路相逢智者胜

  在经理出国的3个月期间,王桂波硬是将西装厂弄了起来。

  设备很简单,自己是做缝纫机销售的,弄几台机器算是凑合;没有人员,就去招聘,当时诸城有一大批做服装加工的熟练工人;没有技术,就去学,到青岛买来的成品西服就是最好的老师。

  凭着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王桂波用最短的时间搭起了一套草台班子。但设想中大秤分金,大碗分银的好日子并没有出现。西服是照猫画虎做出来了,质量也不错,但就是卖不过看上去并不怎么样的中山装。

  市场打不开,王桂波急得焦头烂额,而闲言闲语开始甚嚣尘上。王桂波急了,让公司员工每人穿一套西装在诸城的大街小巷闲走,算是做活动人体广告,但仍然收效甚微。

  但挫折并不能阻止王桂波向上生长。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只要嗅到一丝春天的气息,就会勇敢而葱绿地冒出头来,并且从此再无可阻挡。

  机会说来就来。时值青岛铁路局给职工换制服,想找一家服装加工厂合作。王桂波偶然得到这个消息,立即风风火火赶到青岛,给铁路局的领导说你们的服装我可以做。对方一看小伙子很憨厚,就说先看看厂子和设备,王桂波说没问题,一个星期以后来吧。

  当时王桂波所谓的西装厂就是一间库房,“七八个人两三条枪”,离对方的要求相差太远。胸脯拍了,牛也吹了,王桂波心里急得像火烧,脸上却不动声色。

  一回到诸城,王桂波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忙活。首先是场地,当时劳动服务公司有一层楼,本来是用来搞培训的,王桂波磨破了嘴皮总算说动领导借了过来;然后是设备,通过他以前的关系,向缝纫机厂赊了50万元100多台设备(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小有规模了);只有人员不好办,一时半会找不到人,硬找来凑数,又容易露马脚。当铁路局的人来“参观”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王桂波灵机一动,说周末工人休班。对方一看,厂子漂亮,设备也新,很满意,就把订单给了他们。一共6万套。

  首战大捷,王桂波高兴得孩子般手舞足蹈,豪爽地自掏腰包请几个兄弟到馆子大大地撮了一顿,当月的工资就没了。

  制服的款式和布料都由铁路局提供,王桂波只是加工。一帮人从来没做过西服,王桂波便带着大家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学。他到青岛买来几套好的西装,给工人说你能不能做出这种样子?领口和扣子能不能这样做?这个版型是不是更适合咱北方人?就这样弄了一个多月,出来的服装就比较像样了。

  这样做了1年,每套28元的加工费,6万套就是130万的业务。赚来的钱不但还清了设备欠款,还新添了新的机器,西服厂真正像模像样地立了起来。

  1995年春天,做完了铁路局的服装,王桂波又无事可做了。生产了几百套西装在市场上销售,就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牌子。先是租用了别的厂家的一个品牌,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后来用过一个星王的牌子,又觉得不够响亮。于是到北京的工商总局去注册,想了200多个名字,最后还是觉得新郎这个名字好记、又喜庆,就决定用它。

  那几年正是西装非常火的时候,南方的雅戈尔、杉杉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商家往往提着钱到厂里排队提货。王桂波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并迅速付诸行动,既“起了个大早”,又“赶了个早集”。

  王桂波整顿好披挂,正要拍马上阵,却发现账上没钱了。赚来的钱都被他投到添加设备上去了。找银行贷款,对方根本不把王桂波放在眼里。王桂波倔脾气一上来,回到厂里就向工人宣布政策:每人集资8000元,到了年底,可以分利息,临时工可以转成公司的正式工。在当时,人们还非常在乎正式工的身份,王桂波这一说,大家立即呼啦啦地抱了钱来(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感动了大家)。王桂波一统计,居然有60多万元。花了20多万装了一个店面,这是展示企业产品的窗口;又花了20多万元买设备,剩下的钱就又不多了。

  王桂波一琢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闷着头卖东西了。酒香还怕巷子深,得吆喝。当时正在举行国际模特大赛,看到中国选手陈娟红很有夺冠的实力,王桂波就去找到陈娟红,让她做新郎的形象代言人,说好代言费5000元。后来陈娟红果然一举夺得大赛的冠军。拍完广告,王桂波的账上只剩下不到9000元的流动资金了。电视台投放要钱,没办法,只好“死皮赖脸”向父亲借了1万多元钱,又动员其他几个骨干分别向家里人借了钱,凑了4万元在诸城电视台投放了1个月。那时候,企业给产品做广告并不多见,每天晚上诸城电视台50次高密度的广告轰炸,让诸城人一下子记住了新郎西服。

  那时产品还没有上市,王桂波巧妙地打了个时间差,有意识地调动起市场的饥饿感。一个月后,新郎西服姗姗上市,货一上柜立即被性急的消费者抢购一空。新郎西服一炮打响。当年产销10万套西装,利润100多万元。

  应运而生的新郎幸运地活了下来。

  迂回性生存

  市场反应的持续热烈让整个西服厂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欢庆之余,王桂波丝毫不敢怠慢,厂子至今还在劳动服务公司的房子,说不定哪天就要收回,真有那一天,可就真是釜底抽薪了。所以兴建一片真正属于西服厂的厂房是当务之急。他的建议得到了上级和所有员工的支持,并于1996年兴建完成,西服厂总算鸟枪换炮,成了有本之木。1997年和1999年企业进行改制,成立了工商登记的股份公司,一手缔造了西服厂的王桂波获得超过50%的股份,其他几个骨干也都获得了相应的股份。这时公司一年已经有了400多万元的利润。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样红,没多久王桂波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1998年开始,一度红红火火的西服市场突然现出疲态。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各种品牌的西装就在终端大量积压。山雨欲来风满楼,王桂波开始感受到市场的阵阵寒意。那时新郎西服走的还是传统商场的路子,产品在终端走不动,商场回款就特别慢,有的商场甚至找种种借口不付款。当时山东好几个品牌的西服就这样被商场活活拖死。

  一看形势不对,王桂波急了,要公司把所有的货从商场撤回来。他决定走一招险棋:自建网络,以专卖店的形式占领市场终端。

  在市场形势发生变化的紧要关头,那些触角敏锐的商业天才,总能提前感知这种变化并当机立断采取应对措施。王桂波正是凭着这种与生俱来对市场的敏感,在众多同行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便果断调整战略,在市场的凄风苦雨中杀出一条血路。

  其实,早在此之前,王桂波已经有意无意地做了相当多的铺垫:

  其一,关于品牌塑造。经过这两年多的发展,新郎在市场上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备开办专卖店的基本条件。为进一步加强品牌的推广力度,王桂波已经签下张国立做企业的形象代言人。当时由张国立等人主演的《宰相刘罗锅》正在全国热播,张国立健康、平民化的形象和新郎的品牌内涵十分吻合,通过明星的拉动效应,新郎品牌形象将进一步在消费者心目中根深蒂固。

  其二,早在1996年,王桂波就率先在行业内提出了“买新郎西服,终身免费干洗”的服务措施。当时干洗一件西服,要20元,一年洗5次就是100元,几年下来,赚的钱基本都还给消费者了。王桂波提出这一措施时,就有业内人士说他是在作秀,要不就是自裁,断言他坚持不了几年。但事实证明恰恰是这一措施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新郎的忠实客户,而这正是建立专卖店最大的基础。

  其三,新郎的目标客户群主要是工薪阶层、公务员和婚庆市场,这部分人对价格比较敏感,通过专卖店,可以省掉部分进商场的费用,把这部分费用让利给消费者,就能够进一步占领市场。

  最后一点,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新郎西服已经形成了几大体系上百个品种,产品线已经相当丰富,足以支撑专卖店的展示。

  因此,开专卖店,既是形势所逼,亦为大势所趋。一切洞然之后,王桂波心里有了底。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第一家专卖店很快在山东日照市开了起来。开业当天,王桂波亲自前往剪彩,而日照店也不负众望,在短短半年内销售额就超过100万元。

  随后,诸城、潍坊、青岛、济南等地的新郎西服专卖店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基本是开一家火一家。最多的时候,每3天就有一家新的专卖店开张。到1999年底,新郎西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专卖店已经发展到300多个。

  经此一役,王桂波不但没有被整个西服市场的寒流击倒,反倒逆势而起,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把终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到1999年底,公司的销售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8000万元,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了近两番。

  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1999年底,新郎公司三喜临门,一是改制成功,一是专卖店数量激增,再就是销售额创了历史新高。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王桂波出人意料地提出,公司应该立即修建新的厂房,引进新的设备,扩大再生产能力。照王桂波的设想,建新厂区要1个亿,引进德国的设备要3000多万,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新郎当时的承受能力。

  在总经理办公会上,除了王桂波之外,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策,一旦有任何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公司甚至会走向破产的厄运。大家不明白王桂波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福不享”,非要冒天大的风险去折腾?看着大家脸上的坚决,王桂波急了,说这个事情你们同意要上不同意也要上……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承担。

  方案报到市里,市里很支持,2000年正月初四开会协调,初六告诉可以办,初八王桂波就搞了奠基仪式。王桂波手上只有2000多万现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那时新郎西服的市场反应很好,专卖店经理往往提着现金到公司提货;另一方面公司的生产能力却严重不足,这也是王桂波急于要扩建厂房的原因。于是王桂波一声令下,用上了当初的老办法,让经销商把下半年的货款提前打过来,先给款先提货。400多家专卖店经理都从王桂波手上赚了钱,现在王桂波发了话,没有一家不愿意的。在短短10天时间内,5000多万现金就到了新郎的账上。

  募集起来的资金只够兴建厂房,设备的3000万元还没有着落。王桂波找到德国的制造商,说我延后9个月付给你行不行。德国人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一边摇头一边连说7个“no”。王桂波并不气馁,给德国人讲公司的历史,请他们到中国参观考察公司的市场销售情况,同时又做工作请银行给予远期担保。经过反反复复6次谈判,德国人终于同意了王桂波延后9个月支付设备款的提议。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设备从下订单到出成品需要一段时间,从德国运到到青岛最快需要1个半月。如果整个谈判再往后拖一两个月,错过了销售旺季,王桂波的整个计划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还好,总算在设定的时间内谈妥,王桂波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或许是王桂波的执著感动了上天,从2000年3月份正式动工,到9月份完工,天气出奇的好,整个工期十分顺利。2000年10月1日,修建一新的厂房正式启用,西服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当初给专卖店的承诺也一一兑现。直到这时,王桂波才忽然觉得有些后怕,生产设备、建设周期、市场销售只要其中任一环节出问题,恐怕他就要到监狱里面去反省了。后来记者问他如果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还会不会这么做,王桂波哈哈一笑,说现在我可能要稳一些了……

  2000年,新郎西服全线飘红,企业的产值近3个亿,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了好几番。此时,王桂波又进一步提高公司品牌的含金量,注册了新郎·希努尔商标,企业也改为新郎希努尔集团,下辖11个独资、合资公司(希努尔的法语译意为中国人)。他的目标又瞄上了高端市场。此后,新郎西服生产能力进入全国前列,此后更是逐年飚升,直至形成目前年产销300万套的全国最大规模。至此,新郎彻底解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除了自身极强的造血功能外,银行也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贷款。

  王桂波的“信”与“不信”

  经过一次次市场搏杀,新郎西服开始以黑马的姿势在中国服装市场异军突起。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束,王桂波也从不名一文的创业者变为手握亿万资金的企业家。然而,不管是创业还是守业、进攻还是防守,王桂波始终牢牢恪守着“为人要义,为商要信,为富要仁”的新仁义主张。

  王桂波经常掉在嘴边一句话:“谁要拿消费者当儿戏,我就让他下岗。”这是他对消费者的信。

  1998年,公司有一批西装线缝没有对整齐,本不是大问题,王桂波发现后,立即召开现场会,当着大伙的面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我绝不能允许一件不合格的产品出厂。”眼看着价值50多万的西服顷刻间化为灰烬,一些员工心痛得在一旁直掉眼泪。但就是这把火,烧出了大家的质量意识,从此再没人敢在质量上马虎大意。

  还有一次,王桂波去河北出差。在当地的一家专卖店,一位小伙子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尺寸的西服而遗憾不已。小伙子说自己是特地从乡下赶来的,因为马上要结婚了,所以特别想买一套新郎西装。王桂波知道了这件事,当即让专卖店的人量好尺寸,连夜传回公司定做,要求必须在结婚前将衣服送到小伙子的手上。这件事给王桂波的触动很大,既然消费者喜欢新郎的产品,为什么不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呢?回到公司后他就推出了个性化订单服务,为消费者量身定做,而不需要增加任何费用(一般的企业都会收20%的定做费,因为这不但要增加工时,而且浪费材料)。为此,公司专门投资近千万元买相关设备,以提高自动化程度。在王桂波看来,消费者绝不仅是商家利润的源泉,更是自己的亲人,他们的一切合理要求都因该给予满足,惟有如此,企业才能长期健康发展。现在,新郎每年超过50%的服装来自定做,仅此一点,王桂波就把国内很多同行远远抛在后面。

  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公司每年都有上亿元的利润,于是有人建议提高西装的价格,把产品往高端靠。王桂波坚决不同意。出身普通百姓家庭的他,如今虽有亿万身家,但仍视自己为草根,“要做普通老百姓穿得起的好衣服。”

  为了实现他对消费者的这一承诺,2003年,王桂波用300万元重金请来世界五大设计师之一的意大利特拉纳做新郎的首席设计师。现在,新郎西服大多数使用了意大利的版型,采用了s型的肩衬,这样不会压肩,穿起来很舒服;在肩和前胸的结合部也很讲究,通过加料来增加活动量;后背则通过加量和加牵带来增加活动范围。王桂波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尽量为消费者考虑到,而这些往往是别的厂家很容易忽略或者不愿意花功夫的地方。除了特拉纳,王桂波还和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设计师有着紧密的合作。

  不仅如此,王桂波还建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中心,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研究了中国各个不同地区人的体型特征,这样做出来的西服能够适应各个地方不同的人群。研发中心每周都会推出一套新款,让王桂波审查。

  在王桂波看来,厂家对消费者负责,消费者才会对你负责,才会买你的产品。这是一个商人最大的“信”,而新郎所有的决策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在采访中,王桂波给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去一家大酒店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几个朋友仍然谈兴很浓。这时,酒店的经理给他们送来一碟小菜,丝毫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结了账而不高兴。虽然这碟小菜并不值钱,但却让王桂波很感动,后来只要请朋友吃饭几乎都要去那里。由此王桂波想到,对顾客的关心一定要从小地方做起,于是在他的专卖店,顾客只要去干洗衣服,都会收到一盒纸巾。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干洗本来就是免费的,为什么还要送东西?但王桂波坚持这样做,“商家不能和消费者算细账,你记着他,他一定会回报你。这是绝对的。”

  “企业就是家庭、学校和军队”

  记者采访王桂波的时候正值中秋节,在新郎公司门口,下了班的员工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的东西三三两两往外走。这是公司给员工发的节日礼物,色拉油、茶叶、大米、月饼,应有尽有。记者问王桂波公司有多少人,他说8000多吧;记者又问,每个人发多少钱的东西,王桂波说300元的标准,过节我们都要发,都成传统了。每个员工300元,全公司一个中秋节就要240多万,如果加上元旦、五一、国庆、春节,仅这一项就超过1000万。不仅如此,王桂波还给员工宿舍全部装上了空调,而且电费统一由公司出,加上每年的培训费,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对此,王桂波看得很洒脱:钱这个东西,有就多花,没有就少花,日子一样过。以前我挣到第一个10万的时候,还比较兴奋,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员工跟这你干,你就要真心对他们,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当成自己的亲人。

  王桂波把钱看得很淡,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每年当地政府奖励给王桂波的奖金,他一分不剩的捐出来作为公司福利基金;2004年诸城市政府奖励王桂波300万元,他毫不犹豫地将其中一部分奖励给对企业有突出贡献的员工,剩下的全部发给家庭困难的员工。在王桂波看来,钱总是要花出去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生在孔孟之乡,身高1米82的王桂波颇有一股儒者之气。与此同时,又隐隐透出一股豪侠之风,让一帮和他打天下的兄弟心甘情愿与他“生死相随”。

  在新郎,管理团队统一由公司配备240平方米的大房子,公司出钱豪华

装修,自己只要付水电费就行了。行车补贴、通讯费用都由公司承担。每年王桂波会把高管们的工资往上涨,“幅度不一定大,但每年都涨”。

  公司有一个经理在公司干了不到3年的时间,后来心血管不好,在北京动手术,需要20万元,王桂波知道了这件事,就让公司直接把支票送过去。经理病好后来回到公司,王桂波说你也别来上班了就在家休息吧,每个月生活费照发。一个副总的爱人2003年的时候意外出了车祸,摔成了脑震荡,当时送到青岛治疗,医生说治好的可能性很小,但王桂波坚持让医生用最好的药尽力抢救,“一切费用由公司承担”,最后一算,花了50多万。

  王桂波对人很善,不把人一杆子打到底。他说自己的企业应该是“家庭、学校和军队”,每个人在这里都应该得到关爱,都有成长的空间。员工犯了错误,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都尽量挽救。只有那些思想品质有问题的“混账型员工”,王桂波不给机会,必开除之——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员工为了一点私利而在人格上有污点。

  (编辑 李丰池)

  记者手记

  义商王桂波

  王桂波的孩子正在念高中,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并不准备让孩子去读工商管理之类的科目,而选择了中文。

  “要学做事,先学做人。”王桂波说。

  毫无疑问,王桂波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从不名一文到拥有亿万身家,每一次的商业征战,每一次的化险为夷,都让这位山东汉子四射出夺目的商业智慧。然而,在梳理其创业历程的过程中,记者除了对其创富故事充满好奇外,更被其身上浓厚的人文气息和“仁义”主张深深吸引。

  有的时候,记者甚至觉得,面前的这个王桂波不像一个商人,而更像一位商业道德的守卫者。他不屑于种种商场潜规则,不齿于种种为了利益的尔虞我诈,他把生意做在明处,对消费者以诚相待,对合作伙伴让利相迎,对员工将心换心。

  诸城是著名的文化古城,舜帝、公冶长、苏东坡、李清照等都与其有着极深的渊源。王桂波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追寻着先贤的足迹,在他身上既有“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迈,又有洞察“绿肥红瘦”的细腻,更有舜帝般造福百姓的赤诚。

  王桂波说自己对钱看得很淡,该花的钱绝不吝啬,几千万上亿资金一挥手就出去了,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要节约。而所谓的“不该花”,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只是他自己的消费。

  如今,王桂波正在进行另一场大动作:兴建中国最大的家居广场,数万平方米一比一的展厅将开国内乃至世界的先河。届时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新郎欧美尔。目前家居广场已经建设大半,预计明年4月份可以正式营业。

  关于主业,王桂波的想法很朴素:“第一个10年我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做到今天的规模,我想再用10年把新郎打造成中国西服的第一品牌,同时进入主流国际品牌的行列。”

  王桂波,一个充满仁义主义色彩的新商人,在未来的日子里,他注定将迎来一场光明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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