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216天再造建行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资料图片)

　　中国国有银行首个“公司良治”标本，价值几何

　　本报记者 李涛 发自北京

　　低调，但一定有板有眼，是郭树清本人也是他赋予建行的气质。其间，郭树清用了整整216天。这段时间里,无论公开场合还是两次单独接触的机会，在记者接触到的中、建、工 三家国有股改银行的几乎所有高层中，郭树清对上市所言最少。

　　10月27日，当郭树清率领他的董事会同事们敲响香港联交所钟声的那一刻，他应该为这个经过整整七个月再造的班底感到自豪。此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行”)环球路演中，建行一直在把自己作为一个经过大幅重组的机构来推销，尤其推销“拥有一个活跃的董事会”。

　　建行一位董事会成员曾两次对记者说过同样的评语：“郭树清来后，董事会气象大为改观。”当记者向郭树清询问如何回应这句评语时，他平静地以一句“大概吧”回应。

　　然而，在郭树清履任建行董事长时，市场依然存有担忧。他虽然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却没有在金融机构第一线工作的经验，“最大的任务和最大的困难都是如何带领建行走出目前的人事变动危机，并最终成功实现上市。”

　　此次国有

银行改革被国务院领导称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役”。

    “临危受命”

　　开会的时候，除非一定要坐在主席台的位置，郭树清总是喜欢坐在最后一排。“习惯于坐在背后一排的”他却总是被推到市场和舆论的前沿，从早期作为学者参与提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到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再到担任汇金公司董事长，直至亲自主政建行的改革。

　　在汇金公司的力荐之下，今年3月17日，郭树清被中组部任命为建行党委书记，很多人用“临危受命”形容他的此次履新。

　　郭树清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记者，建行领导们的压力都很大，“上上下下都在关注，不到上市那一天，就不敢言及成功。”

　　真正实质的压力来自于建行的“标本价值”。即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否通过真正的董事会再造、大范围重组，进而实现公司结构的“良治”，而非仅仅财务重组。

　　在建行前行长张恩照主导建行财务重组的时期，郭树清还是中央汇金公司的董事长。汇金副董事长汪建熙曾向记者讲过一个故事，汇金派去建行的非执行董事抱怨说参加不了决策会议，汇金前去协调，他们满口答应，但董事会会议还是几乎不开。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当着建行高管的面公开提出：“我们要求建行对董事不能有信息屏障。”

　　从股份公司成立到张恩照辞职的半年时间，建行的董事会只开过三次。

　　25日，在成为建行董事长的那天，郭树清有备而来。他拿出了加强董事会建设的五点建议，包括建立董事会专门办公室、根据高管尽职情况审议奖金发放方案、行内部门要定期向董事、监事们提供能反映经营状况的统计资料和文件，董事、监事可列席行内讨论经营决策的各类会议，建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问责制等。

　　建行一位董事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工作“非常紧张”，他们要对签署的每一个文件负责。“董事们都在拼命学习。”

　　汇金的一位高层对《第一财经日报》说，郭树清还逐渐理顺了建行党委与董事会在股改中发挥的作用。他曾说，根据《党章》和《公司法》，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等公司的管理机构在分工上本不矛盾，党委会主要是发挥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支持保障作用，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委会的主张变为董事会的决策。

    快刀斩乱麻

　　履新建行整整一个月后，建行的“地方大员”们也开始亲睹“郭氏风格”，也领略到了他的强硬。

　　当时有人说，股份制改革如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是总行的事，分支行在股份制改革中没有多少事情可干。

　　于是，在4月29日召开的分行长春季座谈会上，许多分行长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郭氏风格”。郭树清告诫他们：“股份制改造不仅是总行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分行、支行的事情。”因此，每位员工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股份制改革作出贡献。

　　话虽如此，郭树清也坦言，分行行长仍然过于独立于总行，“就像在美国和英国，如果你想关闭企业，地方政府就会反对，”他说，“(各省)一些较年长的分行总经理，如果想选举进入(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他们会与当地政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郭树清开始动用撒手锏。

　　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建行出台了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制度，即《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谨慎的郭树清亲自审阅《规定》的新闻通稿。

　　该规定出台仅半月有余，湖南、山西两省分行行长即因所辖基层行近两年案件多发等原因而“引咎辞职”。记者曾问是否还会推行下去，郭树清笑着说：“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的行长都下台。”显然，此举已起到了警示作用。

    以退为进

　　“快刀斩乱麻”，同样体现在与潜在海外投资者的谈判上。

　　进入6月，当郭树清发现已经没有时间与花旗集团就购买价格、外资入股后的管理权限、风险管理等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时，果断中止谈判，寻找新买家，并干脆取消了花旗的承销商资格。

　　6月17日上午，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美国银行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9%建设银行股份，第二阶段将在建行计划的海外IPO时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未来数年内美国银行还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最终持股可达19.9%。

　　按照汇金公司的态度，海外战略投资者持股达到10%以上，就必须派两人进入董事会，派一名副行长级的高管，而持股比率不到10%，就只能在建设银行董事会中拥有一名席位。

　　难道郭树清来到建行后，改变了态度，不再希望战略投资者插手建行的管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汪建熙向记者解释，10%不是一个绝对量化的标准，美国银行还会派副行长。

　　也许是出于某些原因，郭树清作了暂时的妥协，并没有引进这批人，但未来数年内美国银行还可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达19.9%。他在建行总行大楼为美国银行50人团队专设西餐厅的小插曲，也可证明他对外资介入管理的长远诚意。

    最艰难时刻或许过去

　　郭树清在许多记者眼中待人接物“特耐心、特有风度”。曾有记者问他这位金融专家关于“三农”问题，他一如既往温和地说：“这个问题我不是很了解。”

　　进入10月，也就是建行IPO期间，郭树清团队迎来了一个更为艰巨的考验。郭树清也更为谨慎。

　　有一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与郭树清在电梯里偶遇，认出记者的他随即摆手，“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律师已经多次告诫我。”

　　在14日公开招股前日，正在伦敦的郭树清团队决定再次加价，指导价区间由初定的每股1.65~2.1港元上调至1.8~2.25港元再涨至1.90~2.40港元。区间宽度变化不大，显示了郭树清在果断加价的同时也留出了足够的谈判回旋余地。

　　截至20日上午最终定价，郭树清及其董事会成员、承销团对机构投资者的谈判几乎天天进行。郭树清坚持以上限定价，大多数投资者希望的最高价为2.25港元。愈接近最后定价日,争执愈激烈。18日，几个配售大户突然将认购订单限在每股2.10港元之内。一旦建行今日定价高于2.10港元，大户将全面不作认购。郭树清并未因此妥协，反而将香港公开发售的比例从5%提高至12%。

　　这是一个考验双方抗压力的角逐，到了20日上午的最后谈判时刻，几个配售大户大幅作出了妥协，否则将无法分享建行股改“

蛋糕”，2.35港元的定价显然使天平倾向了郭树清。

　　10月27日，极具中国国有银行“公司良治”标本价值的建行上市钟声敲响后，天平会倾向谁？将取决于多少投资者继续用金钱投票还是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