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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汉辞发自北京
新书《兄弟》近期问世的作家余华最近异常忙碌。除了要面对不停的新书推介活动，还要面对蜂涌而来的媒体。
“这种奔波的状态，我事先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余华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名的实力派年轻作家，余华说自己的生活、收入很平淡。
和大多数中青年作家的生活状态一样，他一度靠写随笔，开专栏、出作品集生活。而此次《兄弟》的热销(媒体报道要加印到35万册)也并没有给余华带来太大的变化，他依旧住在十几年前的房子里，“我很满足现在的状态，因为有个书房能让我写作就很不错了。”余华不会开车，也没车，出门办急事也是打车。
余华是整个中国作家生存状态的代表，他们的收入也只是社会中等偏上的水平。
一位了解业内动态的作家告诉记者，在整个金字塔中，最顶端是那些很有名气的作家，一般和影视剧有关的，年收入基本在几百万元以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收入也可达到百万元以上。
不过，更多的作家只是过着比工薪阶层好一点的生活，那些拿着政府津贴的作家每月收入也只有1000多元。
目前，中国作家的管理体制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办法针对大约几百人的专业作家，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已过退休年龄，他们在各地作协担任组织或编辑工作；新办法是合同作家制，作家受聘于省市作协，一般是一至三年，关系仍在原单位，由作协给予补贴。中国作协一共有5800多名会员，绝大多数都有固定的工作岗位，80%分布在新闻、出版、文化、教育部门，如刘震云在《农民日报》，莫言在《检察日报》挂职，也有一边当教授，一边涉足文坛的，如余秋雨、曹文轩、徐坤等。
北京作协的作家现在有五种类型；一是从旧体制延续下来专业作家，专业从事写作，没有其他工作，待遇按职称划定；二是签约驻会作家，五年签约一次；三是领津贴的签约作家，三年签约一次，短期内专业从事写作，须完成45万字工作量，每月津贴1200元；四是不领津贴的签约作家，不要求专职从事写作；五是会员，会员相当于一种荣誉称号，只要文学创作上具备一定水准即可入会，没有职业要求。
“其实作家也是职业群体，他和记者职业没什么大差别。”《十月》杂志社的主编王占君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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